浅析媒介仪式中的观影心理

摘要 传播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同时也提供给人们一种共享表征的仪式。出于不同的传播观念，受众心理研究的思路也会不同。对媒介仪式中观影心理的研究应从传播的仪式观出发，考虑具体的观看情境，考虑仪式本身的精神要素和意识形态预设对观众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媒介仪式 观影心理 影像

米淑惠，外语教学与编辑出版社高级编辑。

仪式是一种伴随人类社会的漫长文化现象，一度多为人类学家所关注。随着人类学仪式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人类学家仪式的视阈从传统的仪式现象扩展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仪式理论也不断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给养。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传播的目的是为了在时间上维系社会、共享信仰，不是为了提供信息、改变思想态度或履行功能，而是确认、代表事物的基本秩序，表明一个正在进行的、易逝的社会过程。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载体的媒介技术也不断改变着仪式的形态和文化。伴随现代新闻事业的兴起，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的出现和壮大，传统仪式的组织方式、传播形式、形态结构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媒介对于仪式的重要性逐步显现。而在诸种媒介类型中，影像更是占据了核心位置，影像的出现使仪式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焕发了崭新的魅力。在影像传播的协助下，历史越来越多地被展演为仪式，被表现为“媒介事件”。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事件的现场直播》中将媒介事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一种仪式性的表演。为了突出媒介事件的仪式色彩，一些学者提出了“媒介仪式”的概念。“媒介仪式”特指广大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媒介符号的传播，参与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某一盛大事件，最终导致的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1]

同传播的传递观不同，在媒介仪式当中，观影者不单单是为了获取资讯，受众心理的研究不单单是局限于传播的功能效果研究。在媒介仪式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更多地借鉴凯瑞传播的仪式观来观照观影者的心理。

一、特殊的观看情境

媒介仪式是特殊的电视事件，与平常的晚间节目样式相比有着明显区别。就如戴扬和卡茨所说，媒介事件是一种仪式性的表演，其主要针对的媒介是电视，“事实上，我们可以称这些事件为‘电视仪式’或‘节日电视’，甚至文化表演”。[2]

媒介仪式通过打破正常播出而获得注意，非常规性也正显示出不可错过的神圣力量，观众情愿停止正常生活的流动，加入影像的邀请之中。媒介仪式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将仪式事件的视频传送给观众，它维护组织者给事件的定义，解释事件的象征意义。影像散发出崇敬和礼仪的氛围，在神圣的画面中确立了自身神圣的声音，质疑或批评的立场消失了。虽然观众是通过影像参与了事件的仪式，但是影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作为协助者的角色出现，影像中的主持人同样也是事件仪式的参与者，并表现出对仪式的礼敬和顺从。典型的仪式组织者是媒介与之合作的公共机构，这些组织者在统治集团中占有地位。他们代表舆论一致的价值，具有博得我们注意的权威。影像通过这种立场的暗示，将事件仪式主持者的意义传达到受众那里，这种妥协使影像事件显现出和谐的姿态，象征着一幅仪式过程顺利进行的画面，同时也隐匿了对权威的服从和对意识的控制。

在媒介仪式营造的神圣氛围下，观众以往对媒介的辨别、免疫、抵触等心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观众表现出出奇的一致与服膺。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央电视台和四川地方视听媒体超长时间的直播，不仅创造了我国传媒播报史的纪录，更将全国甚至部分地球村村民召唤入一次重大的“媒介事件”，这一媒介事件更是一次隆重的媒介仪式，其仪式功能实现了国家、国人的整合。自然与人类冲突的紧张感通过国人团结一致对不利于抗灾言行的征服得到缓解，国人的凝聚力通过国家领导人得以附着在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上。[3]在这场媒介仪式当中，人们参与到死者的葬礼当中，参与到抗震英雄的伟大救援当中，参与到灾难者直面生命困境的礼赞当中，观众们一同站在了抗震的阵线当中，站到了与灾区人民生死相连、血肉相亲的感情线上。四川的灾难被想象成为民族的灾难，并在媒介的报道当中成为世界的灾难，同时更是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及政府、组织的帮助。在报道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类人群对救灾抗震的情景的同时，这场媒介仪式也坚定了人们战胜灾难的决心，唤起了人们灾后重建的希望。

类似的媒介仪式，观看者的心理活动规律同一般的观看是不同的。这种观看的情境是一种仪式情境，而非功能研究或效果研究等传统受众研究中所面对的情境。情境的不同，观众的心理状态、角色扮演、接受效果就有明显的差异。在5·12汶川大地震电视引导的媒介仪式中，观众和媒介是一条心，观众和观众都是一家人，观众更有团体的归属感。一场只有现场参与的仪式，其影响力最多不过覆盖现场的几千人、几万人，而通过影像的记录和传播就能够获得几百万乃至几十亿人的共同关注，这种跨越时间、地区、国家、种族的力量在影像出现之前是难以想象的。现在每逢重大节庆、典礼、盛会、赛事等文化仪式，都要争取或安排电视转播，现场要预留和布置远、中、近的摄影机位，甚至要专门安排场地建立工作室和演播厅。通过摄像机的选择、蒙太奇的运用、声光电的综合，献给观众的影像已是现场的精华浓缩、景观再造、编辑加工，仪式的再现已不是仪式本来的面貌，仪式的意义已从现场转到场外。正因为这种对仪式时空的突破营造了媒介仪式的全民想象，观众能借助影像来清晰地想象出电视机前的其他观众，并自豪地归服于这一群体，从而习得身份的认同和群体的荣耀。也正是通过这种想象，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才有了保证，大团结的精神面貌才得以形塑。

二、神圣的精神境界

在传统的祭祀、丧葬、婚嫁等仪式中，精神要素一直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媒介仪式当中，传统仪式中的精神得到传承，并得到了影像艺术的发扬。彭兆荣指出，仪式过程体现了一种创造和生产“文本”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因素组合和功能，表现为：信仰实现的“有形化”形式、同一宗教主题下的族群集合；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权力和神圣的“附加值”等等。[4]可见，在仪式当中，精神要素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可以表现为信仰、宗教主题、神圣力量等方面。在媒介仪式当中，人们同样表现出对信仰的追求和对神圣的向往。这种观看和日常的观看体现出神圣与世俗的划分，在精神境界上的不同也导致了媒介仪式中观影心理的不同。

媒介仪式首先传承了传统仪式的神圣力量，这些神圣力量体现在人们面对灾难表现出的对自然的抗争，面对自身局限表现出的对自我的超越，面对节日表现出的对历史的追忆。例如，汶川大地震后的媒介仪式激发了人们对待死亡与灾难的勇气，奥林匹克运动会对纪录的突破体现的是对人类自身极限的追问，而春节联欢晚会则表现人们对家的依恋和记忆，这些都构成了媒介仪式中的信仰。对类似宗教主题的追求，使得观众在媒介仪式的观看中充满着浓烈的主观色彩，或悲伤，或狂热，或喜庆，在这些精神情绪的影响下，收视心理和日常收视心理会形成强烈的反差。对媒介仪式的观影心理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传播心理学理论，而要在具体的收视情境当中锁定具体的观看活动，进而采用文化人类学中“深描”的方法，就某一文化语境中的某一观看进行“民族志”等质化的考察。受众心理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传播的传递观中，更不能局限于量化的统计分析当中，观看的具体语境才是决定观看活动的核心因素。

另外，影像技术和影像艺术发扬了传统仪式的神圣精神要素。在传统仪式的场所中，仪式的主持者与参与者面对面地在现实时空中实现交流，完成仪式过程。仪式的传播缺乏技术含量，在仪式的扩散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和媒介是人的因素。用来加强仪式信仰要素的服饰、祭品、祭器等器物以及保障仪式庄严进行的奏乐、言语、表演等行为，都是通过人的安排展示给仪式现场的参与者。而在观影仪式中，传统仪式中人的要素已渐渐退居幕后，更多的参与者不是面对仪式现场，而是面对影像。在现实时空中，参与者的观看只能体现为一个人的视角，而在影像观看中，这被一台摄像机的视角取代。由于现场多机位的捕捉，影像所展现的仪式已不是现场个人的力量所能猎获，伴随镜头的变换，影像观看者可以在下一秒看到一公里外的仪式现场，可以在参与者到达不了的高空俯视仪式现场的环境。例如在奥运会仪式的转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射箭比赛当中箭离弦的一瞬间，可以看到跳水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可以看到被射击运动员击中的飞碟破碎刹那间的场景，这些超视听的影像技术为我们再现了每一个神圣的瞬间。在影像中，现场时空已经被影像分割，变得更加细节化或更加宏观，现场的线性观看视角已经被影像时空里的跳跃节奏打破，现场的时间顺序也被影像的回放颠覆，影像的观看者可以再也不必被现实时空左右。同时，在媒介仪式中，现场的器物及行为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摄影师对镜头的选择、编辑者对镜头的组接。对仪式场所的安排，其标准已经不是让在场的参与者体验仪式的信仰，而是要让镜头前或影像前的观众来加入仪式、体验仪式，而现场的参与者却成了观影仪式中的器物组成部分，其目的不过是给影像时空的象征参与者营造一种真实在场的感觉。影像语言的广泛普及已经可以保证观看的顺利进行，影像技术的人性化、观影习惯的渗透、影像意义的习得，使得影像观看者越来越服膺于象征参与。影像对神圣时刻的变形再现、重复播放、安排重构等技术和艺术处理，为神圣再加了一圈光环，媒介仪式的观看者通过影像更能体会仪式的神圣性。

媒介仪式的受众不断体会着电视媒介的主持人所暗示的神圣性，并时刻注意见证难忘的历史时刻，在一种强烈的对神圣的向往中进行观看。这种心态下的受众是抱有极大的观看期待的，甚至希望自己被引导，被告知仪式的进程和规则，并按照主持人的解说积极参与到观看活动当中。观众会提前做好准备，迎接神圣时刻的到来，并细心观看以铭记难得的历史瞬间，甚至在过后进行反复观看，体会感人一刻，或是事后补充有关知识，丰富对仪式时刻的记忆。

三、浓烈的意识形态

由于媒介的介入，媒介仪式相比传统仪式在权威力量的结构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媒介仪式中，商业因素多少都会有所涉及，国家、民族的政治力量也几乎无法规避。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媒介仪式的观众在观看时往往带有强烈的民族心理和国家信念。这些意识形态的预设，一方面是被国家/民族塑造和利用，另一方面又塑造着新的国家/民族形象。

中国的观众参与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特别节目”这项媒介仪式。奥运会的传统植根于西方文化，仪式的过程和意义并不被中国观众所熟稔。但是影像通过对和平与友谊——人类共同主题的唤起，激发了中国观众对奥运的支持。在直播这场仪式的过程中，奥运会的知识被影像灌输给观众，观看活动逐渐习得了一种传统的延续感，并有效地同自身文化发生谐振。在影像的处理下，仪式中的希腊语、英语的声音都被弱化了，代之以解说员的普通话，语言的障碍也被抹平了。在这样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活动之中，双方的传统文化都有机地被影像糅合了。同时，这场仪式也同其他有关奥运体育组织、场馆建设、决策人物、运动员动向等的资讯“共同编织成为一个包括与其他资讯报道形成互文的话语体系，背后展示了中国和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将国族想象发挥到了极致”。[5]

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媒介仪式中几乎也成为绕不过去的心理要素，观众在这一点上的表现体现了某种从众的心理。意识形态的主观色彩也会使观众出现偏见，或自大自傲的心态，这些在研究媒介仪式的观影心理时都是值得注意的。

参考文献：

[1] 张兵娟. 仪式·传播·文化[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3）.

[2] [美] 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 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 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3] 李春霞. 灾难·媒介仪式与国家[J]. 贵州社会科学，2008（6）.

[4] 彭兆荣. 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 彭海涛. 国族的世界想象：2008奥运申办的媒介研究

[EB/OL]. http：//ogim.cuc.edu.cn/html/xueshuwenzhang/2006/091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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