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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行书风格的演变

时间:2022-06-01 10:49:01  浏览次数: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唐寅在明代中期吴中地区的社会背景影响下,所形成的行书风格。本文将唐寅的一生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讨论了唐寅在不同的生存、心理状态以及不同的交游与师承的影响下,在行书方面所呈现的不同的风格特点。

关键词:唐寅 行书 演变

明代中期(弘治—嘉靖)的吴中特指苏州府的管辖范围,以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农业、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生活上的安逸也使得整个苏州地区文人间的结社、交游与诗词的唱和活动变得频繁,产生了一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书画家。唐寅就是明代吴中地区书画家的重要人物之一,凭借其人格魅力和在绘画艺术上成就而备受关注。唐寅也善书法,但并不像吴中地区的其他书家那样,对古代的经典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在书法的风格上也与当时占书坛统治地位的文征明、祝枝山有所不同,保持着其相对的独立性。唐寅书法作品的存世量很少,但从唐寅传世绘画作品的题画诗和为数不多的书法作品中,可以大致勾勒出唐寅行书风格演变的脉络。

一、青年取法元人、薄弱姿媚

从元代开始,苏州、松江地区的书画事业就很发达,元代的赵孟頫、高克恭、柯九思、张雨以及元末的杨维桢为代表的隐士书画家主要活动于环太湖地区。在明代初期虽然遭到打压,但仍有很多的文人学士聚集于此,形成了苏州地域浓厚的文化氛围,其后明代书法家大都出现于这一地区,所以王世贞“天下书法尽归吾吴”①的说法并不夸张。从明初的沈度、沈粲及其后的沈周、吴宽都是苏州、松江地区著名的书家且官高位显,这些人身居高位,同时又代表了宫廷的审美,对苏州文苑的风气和书风取向上都有极大的影响。

明初的书法,由于历史的惯性,还处于元人书风的笼罩中,大体上离不开赵孟頫与康里巎巎的影响。这时的书家在最初学习书法时亦都以元人为取法对象,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书家,因与赵孟頫同处吴中,受赵氏影响则更加深远。赵书以其结构严谨,运笔圆熟姿媚,轻灵婉转吸引了明代很多的追随者。祝允明、文征明、唐寅在初学书法时都从赵体入手。唐寅更是深受赵孟頫的影响,赵字笔画圆润,仪态秀美的特点贯穿了唐寅一生的风格取向,在唐寅各种书体的书写中都不能完全洗刷掉赵孟頫书风的痕迹。王世贞题《三吴墨妙》卷上称:“唐解元一札草草,其书软熟亦不恶。《桃花庵歌》书笔亦自流畅可粪。伯虎书入吴兴堂庙,差薄弱耳。”唐寅本人虽然没有留下关于书法的文章,但从他在绘画上对待元人的态度,也可一窥唐寅对元代技法的继承。唐寅在《跋赵松雪写陶靖节像》云:“吴兴此帧,以全力访龙眠,神形俱得,平生所见无喻于此矣。”

二、中年上追唐人、挺秀凝重

唐寅从科场泄题案受挫之后,到受到宁王聘请赴南昌,这之间的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唐寅30岁到45岁之间,是唐寅一生中最珍贵的年月,期间唐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和书画作品,这段时间的作品大约占据了他一生创作数量的一半以上。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唐寅在仕途失意后并没有一味的放浪消沉,并未有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变得消极颓废。实则唐寅的内心是相当清醒的。从这一时期大量的诗文书画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唐寅自醒、自警、和自爱的一面。通过学习和创作,唐寅既是在发泄,也是在继续努力,以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

唐寅在遭受了亲人的离世及科场泄题案这一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之后,生活的境地及心理状况都产生了极大的转变,原先少年得意的唐寅曾是满耳的赞誉之声,而此时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流言蜚语和指责的声音。年少轻狂而又敏感自负的唐寅,面对着各种质疑,在精神上受到了多方面的创伤,从而在面对社会时产生反抗和抵触的心理。如果说在青年时代的唐寅还将自己定位为传统文士而有所收敛的话,在会试泄题案之后,唐寅开始对所谓的“士人阶层”的价值持否定的态度而变得不屑。这个心理上的转变,是他开始排斥士人阶层的审美取向,表达他对所处阶层的愤怒与反抗。如唐寅在作于科场泄题案不久的《桐阴清梦图》②上的题诗云:“十里桐阴覆紫苔,先生闲时最眠来。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槐”在这种状态下,行书的风格发生了转变,是合乎逻辑且自然而然的事了。

在书风上唐寅虽遵循元代遗风,但他不受其禁锢和制约,开始上追唐人,主要学习颜真卿的书法。点、竖、撇、捺,写得浑厚、粗重,在用笔上多以中锋为主,左右对称的竖画呈现向内环抱的态势。书法风格已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薄弱婉媚,而是变得雄强茂密、浑厚劲健。此时唐寅的书法以摆脱了王世贞所说的“差薄弱耳”的弊端。

除颜体外还可以看出唐寅曾学习李邕的端倪,结字多向右上倾斜,字形偏于扁方,将赵、颜二体与李邕的书法和谐的融合在一起,由此可看出其风格转化的痕迹。从唐寅所作的《水亭幽居图》其上的题诗来看,其书风颇受李邕《云麾将军碑》的影响,字的结构以及笔画的形态都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个别字笔画笔重浑厚,下笔粗重又体现出颜体的余韵,与赵孟頫清丽娇媚甚至柔弱的习气已相去甚远。

三、晚年倾意米芾、清健潇洒

唐寅佯狂逃离了江西南昌,虽然避免卷入了宁王叛乱的政治风波,但其后怕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对唐寅来说是人生道路上的又一重创,使他彻底放弃了进入仕途的念头,在心理上产生了非常消极的情绪。他得过且过,及时行乐,沉湎诗酒,寄情于书画,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太平人”。在苏州城外的桃花坞建造别业,从此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与文征明、祝允明等从前的好友也很少来往,终日以写诗作画自娱。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中就描述了唐寅晚年的生活,“余尝访之苏人,言六如晚年亦寡出,与衡山虽交款甚厚,后亦不甚相见。家住吴趋坊,常坐临街一小楼,惟求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在看透了世间的尔虞我诈之后,唐寅将目光投向了佛教。对现实的厌恶使他产生了想要逃避的心理,只是想通过宗教来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而并没有悉心皈依。唐寅正是因为好禅学佛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的人生哲学,师法自然,将淡泊、清净、高雅化为他独特的审美情绪和美学追求。

在书法风格上,此时的唐寅也更趋成熟,并开始向与他有着相近性情的书家——米芾学习,书风变得更加随意自然,并吸取了米芾尚意特点,结字上又趋偏长,用笔迅速,行笔过程沉着、痛快,着重速度的表现,同时又融诸家笔法于一体,使结体、用笔均富于变化,挥洒更加自如。

作于嘉靖二年的《自书诗卷》是唐寅晚年行书的代表作,是为其好友云庄先生所书。前段是节录唐寅晚年《花下酌酒歌》和《席上答王履吉》两诗中的内容,后段“君今既许我为友”等句则是与云庄约定对酒箴规之词。内容充满了淡泊名利、饱尝世间苦涩、借酒浇愁的感慨和思绪,正是唐寅此时心理状态的反应。唐寅的书法风格也在吸取了米芾写意取势的基础上融合了颜、李的特点,“看”、“庄”等字倚侧如李邕,如“相”、“酒”、“面”等字书画外扩,藏头收尾体现出颜体的用笔特点,而“我”、“箴规”等字挥洒自如、八面出锋则体现出唐寅学习米芾的痕迹。如赵尔莘在其后题跋评曰:“今观此书纵恣处间用米老笔意,气味纯厚,绝无薄弱之弊,当是晚年得意书也”。

可惜唐寅英年早逝,书法上仍未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景旸在唐寅《自书诗卷》上跋云:“同年唐寅子畏词翰见重于当世,此则为姚舜承者,舜承亦家佳弟子,子畏此书亦工,但不久溘游。此盖其绝笔耳”。徐充亦在卷后题跋云:“婉有风致,后复纵笔,盖其平日风情潇洒,知名禅悦,视世有为一切梦幻,所谓不与法缚者也”。景旸言唐寅字“工”,体现的是唐寅书风的整体基调,以严谨为主,徐充亦言唐寅“风情潇洒”,则体现的是唐寅在严谨的基础上对性情的表达。但无论怎样,唐寅的字都是与他轻狂、放诞的行为不相称的。

结语

20世纪的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在研究苏州文化时曾写到:“例如苏州,人们有可能比较自由地表达一些独特的行径;对于偏离规范的行为,原本如果发生在乡村之中,势必会受到舆论的监督和钳制,如今发生在城市之中,便可逃过此限。苏州因为丰饶富庶,各种享乐变得多彩多姿,游手好闲者得以结群成党,想象力也可以互相激荡,许多生活在苏州的游离人士更是过着五光十色的放荡生活,他们在学术、思想、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永垂不朽”。牟复礼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想到了一个人——唐寅。

唐寅的书法风格与其放荡怪异的行为并非完全相符,显露于外的行为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其内心世界。唐寅体现出了当时苏州的士人模式的典型特征:自幼天资过人,很早便在诗文艺术上崭露头角;青年时,放荡不羁,并沉浸于世俗文化的逸乐中;一旦仕途无望,便致力于诗文书画,成为职业书画家,而且与社会各阶层都有来往,但在唐寅内心深除却一直无法割舍文人士大夫情怀,看似疯狂或佯狂的行为是他使自己不受社会规范的束缚,同时又是少数能够为社会所接受的无奈之举。

唐寅行书风格演变与性格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将唐寅的书法视为其狂放性格的表现。实际上,他是一位在严谨中见性情的艺术家,同时像王世贞所认为唐寅的字“差薄弱耳”,误认为唐寅的书法深受赵孟頫的影响,但笔力稍弱的观点也是片面的。

注释:

①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② 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参考文献:

[1]唐寅.唐伯虎全集[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2]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林家治.明四大家研究与艺术鉴赏·唐寅[M].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

[5]高居翰.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M].三联书店,2009.

[6]张金梁.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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