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钱略说

西夏文钱是以党项羌族文字为主体钱文的货币，它是我国货币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它的铸行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历史铸币的先河，丰富了东方钱币文化内容。深入探讨西夏文钱币的相关问题，对研究西夏文字使用、书法艺术、货币制度以及破解西夏之谜等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西夏文钱的种类及资料

迄今所见，西夏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人庆宝钱”、“正德宝钱”、“乾宝钱”、“天庆宝钱”共七种。

“福圣宝钱”铸于西夏毅宗谅诈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年）。红铜质。汉文直译“福圣宝钱”。行书，旋读，光背，小平钱。有阔字阔轮、狭字阔轮、狭字平背、细字、细字背广廓、细字背狭穿、斜字、广穿、狭穿、面圆穿、背错范圆穿、背星纹等版式。一般钱径2.3～2.5厘米，穿宽0.5～0.6厘米，廓厚0.06～0.1厘米，重3.5～5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宁夏、甘肃、内蒙古中西部和陕西、青海北部偶有出土，存世极罕，通常出土仅见一两枚，最多一次当为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出土过7枚。旧谱所录大钱，因文字有误，实属臆造。

“大安宝钱”铸于西夏惠宗秉常大安年间（1075-1085年）。红铜质。汉文直译为“大安宝钱”。行书，旋读，光背，亦有背月纹、背竖纹、背直纹。小平钱。今见有背月纹样钱、背月纹厚重型、背粗月纹、背细月纹、背上直纹、背左竖纹、正字、扁字大离廓、扁字、扁字“宝”离廓、斜字、斜字移范、细字细廓、狭字、昂“宝”、粗字昂“大”、俯字等版式版别。一般钱径2.25～2.55厘米、穿宽0.5～0.7厘米，廓厚0.07～0.2厘米，重3～5.6克之间。近二十年来，在我国东起赤峰、通辽，西至内蒙古额济纳旗，南达西安，北到吉林的一些地方偶有发现。在寥若晨星的西夏文钱中，当属发现最早，存世较多的一种。旧谱所录折二钱，因文字有误，当属伪品。

“贞观宝钱”铸于西夏崇宗乾顺贞观年间（1101-1113年）。红铜质。汉文直译为“贞观宝钱”。楷书亦有行书，旋读，光背。小平钱。有广穿、狭轮平背、背阔轮、粗字、细字等版式。一般钱径2.4～2.72厘米，重3.8～6.4克之间。近年来，在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等地有出土。存世量当在十枚以上。

“正德宝钱”铸于西夏崇宗乾顺正德年间（1127-1134年）。铜质，汉文直译为“正德宝钱”。楷书，旋读，光背，生坑，折二钱。1999年在宁夏灵武（西夏灵州故地）磁窑堡（西夏灵武古瓷窑遗址）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中首次发现。此钱制作精美，文字清晰，锈色斑驳，红绿锈间杂，西夏钱风范明显，迄今仅见，当属试铸性质，是西夏文钱第一大珍。

“人庆宝钱”铸于西夏仁宗仁孝人庆年间（1144-1148年）。铜质。汉文直译为“人庆宝钱”。楷书，旋读，光背，小平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发现的新品，迄今仅见。宁夏地区出土。著录于华光普《中国古钱目录》1996年版。

“乾宝钱”铸于西夏仁宗仁孝乾年间（1170-1193年）。红铜质。汉文直译为“乾宝钱”。楷书，旋读，光背，小平钱。有离廓隔轮、离廓斜“宝”、轮廓狭字、接廓斜“宝”、粗字隔轮、细字隔轮等版式。一般钱径2.1～2.4厘米，穿宽0.5～0.62厘米，廓厚0.1～0.2厘米，重3.6～6克之间。在宁夏、甘肃、陕北和内蒙古地区偶有出土。存世量与“天庆宝钱”基本等同。此钱因制作精美而倍受泉界藏家的珍爱。

“天庆宝钱”铸于西夏桓宗纯天庆年间（1194-1206年）。红铜质。汉文直译为“天庆宝钱”。楷书，旋读，光背，亦有背星纹，小平钱。有粗字、细字、背星纹、广穿、广穿隔轮、接廓连轮、天字离轮、狭穿、狭穿大样、背上星纹等版式版别。一般钱径2.3～2.45厘米，穿宽0.55～0.65厘米，厚0.12～0.16厘米，重3.7～5.5克之间。最早著录于《古泉汇》一书。近年来，在宁夏、甘肃、陕北、内蒙古中西部偶见出土。存世量较“福圣宝钱”多，比“大安宝钱”少。制作普遍精美。

二、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解读

西夏文钱的铸行是以西夏文字的广泛使用为前提的。西夏文字是党项羌族用以记事的文字。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公元1036年（西夏广运3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译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正，类八分，而划多重复，又若符篆，教国人用以记事。次年，元昊将新制蕃字定为国字，规定：西夏国内官署行文一律要用西夏文，国内通用语言要用西夏语言。并设立了蕃字、汉字两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汉文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国书并列；蕃书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以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还建立学校，教蕃字，强力普及西夏语言文字，并铸行了西夏文钱。西夏后期，统治者一改尚兵黩武的习惯。推行文治，重教兴学、翻印汉典、崇尚儒学，广泛吸纳中原先进文化，使党项人受到了汉文化的强力同化，公元1206年之后，西夏铸币放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大约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党项羌族的长期散居或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西夏文字就逐渐成为一种失落的文明，无人能识了。西夏文钱就更被人们所遗忘。

清嘉庆九年（1804年），有个名叫张澍的史学家在甘肃武威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其碑铭文字有方块字不能识，并附有汉译碑铭，张澍根据其碑的汉文考释碑上的不识文字为西夏文。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甘肃武威（西夏故地凉州）偶然得到了数瓮西夏窖藏钱币，其中发现了类“梵字钱”，当时无人能识其字，更不知其为哪国钱币。刘青园遂拿自己新发现的类“梵字”古钱与张澍发现的碑文对照，发现这种钱文与碑铭西夏文相同，才确定为西夏文钱，但仍不能释读。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初尚龄著《吉金所见录》中将西夏文钱称为“西夏梵字钱”。此后，李佐贤在《古泉汇》中则著录为“西夏梵书钱”。直到公元1914年，著名学者罗福苌先生在《西夏国书略说》中，将所收录的四种西夏文钱正式释读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宝钱”、“天庆宝钱”，自此，西夏文钱之谜才被揭开。1937年“贞观宝钱”在北京首次面世。1940年泉家赵权之在《泉币》第三期撰文作了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又在宁夏地区发现了“人庆宝钱”，收录于华光普《中国古钱目录》。1999年，易凯峰在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中发现了一枚西夏文新品，不能识读，后经笔者和易凯峰一道将此钱与罗福成著《西夏官印考》一书中西夏官印背刻铭文对照，发现其文与西夏文“正德”二字完全相符，方释钱文为“正德宝钱”。现转白扬先生收藏。2005年10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节目上，经中国社科院西夏研究所专家白冰先生亲自鉴赏，确认“正德”无疑，并初步估价为20万元。此钱的发现与释读，进一步印证了汉文“正德元宝”小平钱确属西夏钱币。

三、对西夏文钱的几点认识

由于元代修史时，只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唯没有修西夏史。历史上未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完整的西夏史，造成西夏文献史料的缺乏。今天我们研究西夏钱币、西夏货币制度等，也只能从边缘史书中见到零七八碎、只言片语的与西夏钱币有关的史料。

现在，西夏文钱给我们留下的是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铸造时间只能推定。鉴于文献缺乏，其铸行情况时至今天已经难知其详，只得和西夏汉文钱一样，按照更改年号的期限来笼统地推定其铸造时限。

二是西夏文钱的铸行早于西夏汉文钱，“福圣宝钱”的铸造时限是1053-1056年间，而最早的汉文“大安宝钱”铸造时限是1075-1085年间。

三是西夏文钱是在西夏统治集团倡导强化蕃仪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是西夏统治者企图以蕃仪抗中国的具体反映，是独立政权和独有文化的象征，正如李元昊所言“一朝之兴，必有一朝之制”。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西夏王朝铸行了西夏文钱。

四是以民族文字作主体钱文是党项羌族的独创。西夏文钱承袭了唐宋钱制称谓和方孔圆钱形制，并均以年号命名钱文，这和同时期的辽金钱相比，有本质的区别，辽、金两朝虽然也曾铸造了以自己民族文字为钱文的货币，但均属非年号钱。它的铸行为后来元朝铸行八思巴文钱、清朝铸行满文天命钱开辟了先例，这是党项羌族对货币史的一大贡献。

五是钱文书法有行书、楷书两种。福圣、大安钱采用行书，贞观钱文有楷书亦有行书，其余西夏文钱币采用楷书，这大概和北宋铸币后来放弃采用汉文草书的道理一样。由于西夏早期采用行书所铸钱文钱模糊不清，有的甚至漶灭，为了便于翻铸操作或提高钱币质量，西夏后来总结了经验，将西夏文钱上的钱文完全改用了楷书，所得钱币文字清晰、庄重。

西夏后期铸币质量好于早期铸币，证实西夏铸币水平在逐渐提高。较辽钱制作要好，但远不如宋金钱精好，铸币质量不够稳定，有流铜、移范、轮廓不打磨现象。这些突出特征成为鉴定西夏文钱的要领所在。

（责编：丁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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