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南北书派”还是“无间南北”？

总结为“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阮元的这两篇文章篇幅虽短，但其观点影响深远，以致后来之书家动辄以“碑学、帖学”来论书史。最得力者为包世臣，其“推碑抑帖”，主张学书当以北碑为最佳范本：“故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已。余见六朝碑拓，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转折挑剔之处，留处也；古人必提锋暗转，不肯撅笔使墨旁出，是留处皆行也。”在讨论学书的具体方法“九宫格”时，他也不忘谈及北碑作用：“两晋真书碑版不传于世，余以所见北魏、南梁之碑数十百种，悉心参悟，而得大小两九宫之法。上推之周、秦、汉、魏、两晋篆分碑版存于世者，则莫不合于此。其为钟、王专力可知也。”在列举北碑时，包还总结了一些北碑代表作的特点：“北碑以《清颂碑》《玉佛记》为最奇，然较《十三行》已为平近，无论《画赞》《黄庭》也。《内景经》纵势取姿，可谓有韵，然序画雅无奇趣；《鹤铭》神理正同《内景》，以为右军书者，皆非能见匡庐真相者也。”如果说阮元是一个理论先行者的话，那么包世臣就是一个有力的践行者。

到了康有为时，他反对临习刻帖：“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主张临习南北朝碑：“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他对阮元还是持肯定态度的：“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比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康氏在《广艺舟双楫》中讨论了北朝的众多碑刻，并且对它们的风格作为具体的描述与归类。然而康又耐人寻味地说：“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由上所见，尊崇北碑的学者大抵是看到的了刻帖的坏处，他们认为学习书法应尽可能地减少中间的搬运环节，最大程度地接近古人，从保存完好的北碑中他们看到了比刻帖更加忠实于原书的用笔。如果他们看到了北魏时期的元氏墓志的话，可能关于“碑”和“帖”的讨论就没有后来那样大费口舌了。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列举了北周、北齐等时期的碑刻，对魏碑的印象尤深，评价很高：“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淳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康氏还分析了魏碑兴盛的原因：“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在众多的碑刻中，康氏提到了《张黑女》《杨大眼》《张猛龙》《始平公》《孙秋生》等，还提到了几方司马氏的墓志和隋代的《董美人墓志》，并无言及“元氏墓志”者，盖当时康未见也。至少，元氏墓志的出土在当时还是极少的，还没有被这些学者所关注。

北魏元氏墓志早在清雍正年间即有发现，而大量出土是近百年内之事，现存数量较多，像《元倪墓志》《元略墓志》《元苌墓志》《元显儁墓志》《元纂墓志》《元埏妻穆玉容墓志铭》（图1依顺序排列）等都是保存完好的精品。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社会的书法水平。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同当时的造像记、摩崖等区别明显，方笔居多，兼施圆转，俊美秀逸的风格明显受到了二王行草笔法的影响。如《元倪墓志》的书法，由于刻工水平较高，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毛笔书写的意味，笔法娴熟，点画圆润，结构精整，风格趋于秀雅，堪有钟、王之神韵。梁启超先生在《碑帖跋》中认为：“（此志）风华旖旎，近开《等慈》，远启赵、董。”因赵、董一路书宗二王，梁先生把《元倪墓志》与赵、董之风格相比照，则无疑认为《元倪墓志》在二王书法的传承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我们截取已出版发行的《元倪墓志》《元略墓志》和《元晖墓志》等墓志的图片，与王羲之《兰亭序》《孔侍中帖》《丧乱帖》，王献之《廿九日帖》（图2依顺序排列）等就其中相同的字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元氏墓志书法的用笔吸收了二王行书的笔法，表现在露锋起笔、转折成圆、露锋收笔、锋芒直露等方面，在结体上对王羲之行书结构有所借鉴，进而在斜画紧结、峻挺多姿等气韵方面亦有所潜化，这是当时书写者在熟练王体行书后于楷书书写中的自然流露，反映了二王行书在变法之后对后世楷书发展的深远影响。（参见王玉池《王献之（廿九日帖）与北碑等问题》，《中国书法》2005年第10期，沈文中《北魏元氏墓志与羲之书法的渊源关系》，《中国书法》2008年第8期）

元氏墓志的发现，为我们全面了解北碑提供了最有力的材料。我们现所见之北碑，《张猛龙》字口剥蚀现象严重，笔画原来面貌无从得见，而《始平公》《杨大眼》等造像记刻石不够精细，虽笔画形态粗具魏碑规模，但受刻手的影响较大。沙孟海先生曾撰文指出：“刻手好的，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的字体，刻手不好的，《兰亭序》也会变成《爨宝子》。”原因就是“柔软的毛笔与尖硬的刀子，工具不同，效果自然两样”。说明刻手的水平对反映原书的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照元氏墓志，诸如《张黑女墓志》《刁遵墓志》之类，它们的原来面貌应该和元氏墓志是相同的。

当代学者、书法家吴玉如先生于元氏墓志用功甚勤，行草书独辟蹊径，颇有所得。他十分推祟《元略墓志》，明确指出其笔法是从二王行草化来的：“《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有自然趋势。颇怪称北碑者，必欲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他对那些习北碑而与“二王”分裂的学书者下了悟不到书法真谛的结论。吴先生甚至倡导学习行书可以不以《兰亭序》《怀仁集圣教》为重，而从《元略墓志》入手，来求得“二王”行草用笔的根源。他对前来请教的人这样说：“继曾如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骤闻之，似不能解，实则非故欲骇言。因六朝无间南北，精书者皆能化‘二王’行草之法入楷，则能得其理，则能从之寻行草之原。虽《兰亭》多本，甚至《怀仁集圣教》各本，不得洽心之导，而于是翻可得金缄，继曾其识之。”吴先生提出了“六朝无间南北”的观点，认为北朝楷书化用了“二王”行草的笔法。至此，北碑、南帖之争应该告一段落了。

南、北朝时期，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在书法艺术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北魏政权汉化之时，正是二王引领南朝书风之时，南、北两方面同学二王，对北魏贵族及士人阶层的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就了北魏墓志楷书的特定风格。从用笔方面可看出，元氏墓志的楷书用笔多作顺势入笔，起笔时，多用露锋，收笔时多用放锋，有时甚至让笔锋自然停驻，不作提按；在笔画转折处，多用顺势带过；出钩时，转笔即作放锋。二王行书笔法对楷书的影响从南北朝开始，历隋、唐至宋、元，在整个楷书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承接的关系。隋朝的《董美人墓志》《等慈寺碑》《王居士砖塔铭》以及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宋代苏轼的楷书直到元代赵孟頫的楷书，元氏墓志可谓开启先河。

谁在学习二王书法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一类楷书的风格？元氏墓志书写者的身份值得探究。

元氏墓志的铭文中，极少署书丹者姓名的，或偶有署名的也是名不见经传者，这使得我们无从知晓这一群体的详细情况，但从元氏墓志书、刻俱精的情况来看，贵族集团对墓志的制作是相当重视的。据《魏书·冯熙传》载，冯熙下葬的那一天，孝文帝“送临墓所，亲作志铭”，以示恩荣。由于受到南朝士人“不屑碑志”的影响，北魏的土族是不会去写墓志的。因此可以肯定：北魏墓志书写者的职位不高。既然不是名流、大家，且又精于书法，那么他们一定是有着极高书写水平的下层小吏，或谓之“书吏”，抄写文书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依附于门阀世家，除了上下级关系外，还夹杂着一层主仆感情。为逝去的主人书写墓志，多少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书吏”一职，汉时即有。此后为历代政府所沿用，直至南朝。据《南史·昊喜传》载：“（吴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写，无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演之门生朱重人入为主书，荐喜为主书书吏，进为主图令史。”又据宋书载：“郎以下有都令史，令史，书令史，书吏干。”由此可知“书吏”一职在南朝当有设立。北魏的官制仿照南朝，因此在各级政府中设有若干“书吏”，负责抄写文件、书籍等。据《魏书》的记载，当时置有“诸局书吏”等职，品秩为从八品中，还有“诸局书令史”，从八品下，有“八书吏”，从九品下。可见“书吏”一职在当时的政府组织中是一个常设的职位。担任“书吏”的人，必须要有一定的书法水平，字写得好，就有被上级赏识的机会，从而可以进一步被提拔重用。如前面提到的吴喜出身卑寒，由“白衣吏”，起家，为沈演之赏识后从此发迹，一直做到右军将军、淮陵太守。又据《魏书·蒋少游传》载：“（蒋少游）见俘入于平城……颇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写书生”的地位比“书吏”要略低，因为《魏书·官氏志》并未记载此一职位，但总算也是政府的“公务员”了，以帮人抄写为生计的蒋少游因为有了名声，居然被特召为“公务员”，表明“书吏”一职是专司抄写的，需要有较高的书法技能。

北魏时期，“书吏”及“写书生”的群体是相当庞大的。当时印刷技术还未发明（雕版印刷是到唐朝才出现的），书籍、经籍的传播主要靠抄写。这些书籍的抄写需要大量的人力。虽然《魏书》并没有记载“书吏”的具体人数，但从南朝的情况来比照，则可知道大致规模。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南朝陈时，“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事十人，书吏二百人。书吏不足，并取助书”。可见，陈朝时书吏的数量是庞大的，光一个部门就二百人，不够用时还起用“助书”。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出身低微却有学识或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依附于世家大族，其中包括善书、刻之人。这些“书吏”凭借善书才能为统治集团所用，挤身于门阀世家，在社会名流不屑为之的墓志书法中展一技之长，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书法遗产。正是那些“书吏”或有较高书法技能的平民，开启了唐楷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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