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与“法”的统一

摘要：《东坡题跋》辑录了苏轼对于诗词书画等艺术形式的品題文字，生动体现了苏轼对艺术的见解。本文侧重梳理题跋中关于书法的部分，以此来归纳苏轼的书法思想。我们发现，苏轼对于钟繇、二王、颟真唧都十分服膺，对于本朝则尤其推崇蔡襄。他强调学书法应该先真后行、草，在提倡“意”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于“法”的把握，两者之间达到了辩证统一。

关键词：东坡题跋；苏轼；蔡襄；意；法

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其高屋建瓴的言论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对自己的书法顿为自信，黄庭坚则推崇他为“本朝第一”，在宋四家“苏黄米蔡”中，苏轼位居第一。苏轼对后世书风与书论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东坡题跋》收集了苏轼大量关于诗词书画等艺术形式的评价，本文拟聚焦其中有关书法的部分，来探究苏轼的书学思想。

一、对晋唐书风的崇尚

无论从苏轼的书法作品来看，还是从他的书法言论来说，苏轼对晋唐书法都是十分崇尚的，特别是钟繇、二王和颟真唧。苏籀在《跋东坡拔豕帖》中透露：先生（苏轼）早年在岐山下写《楚辞》一章，云似钟繇形体，笔能趁意。是时，书画已绝出世俗。我们从苏轼早年的一些书作中不难发现其字形较扁，隶书的笔意浓厚，用笔丰腴，结体有欹侧之态，这与钟繇的书风是一咏相承的。苏轼的儿子苏过曾说：（苏轼）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颟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黄庭坚也指出：东坡道人少时学《兰亭》，由此可见，苏轼对于二王书法的学习十分深入。苏轼也论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萧散简远”成了苏轼对于书法审美的追求，也奠定了苏轼书法创作的基调。

在唐代众多书法家中，苏轼最为赞许且用功最深的非颟真唧莫属，他对颟真唧书法的推崇几乎到了极致：颟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颟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他认为颟真唧的书法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并把颟真唧的书法与杜甫诗、韩愈文、吴道子画提到同样的高度。黄庭坚认为苏轼的大字较大程度上吸收了颟真唧《东方胡画赞》的笔意，只是用笔没有颟真卿那么周全，但是毫无俗气。从苏轼的存世大字作品来看，其用笔肥厚带有隶意，较颟真唧的大字多了几分妍美，正如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中所说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其实，颟真唧的书法风格与二王系统还是有所差异的，也无怪苏轼有“一变古法”的评论。苏轼的书法学习从二王向颜真卿的过渡是否有“变法”的倾向，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上这确实导致了苏轼书风的转变。

二、推举蔡襄为本朝第一

与苏轼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书法家蔡襄是《东坡题跋》之书法部分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且苏轼对蔡襄的评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称赞，多次推举蔡襄为“本朝第一”。其中：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议，故特明之。

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此乎？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

仆论书以君谟为当世第一，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

独蔡君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

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外托劲险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也。

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

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

苏轼对蔡襄的褒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何苏轼对蔡襄评价如此之高呢？我们先从蔡襄在书法史中的地位谈起。欧阳修对宋初书法的境遇评述道：“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唐室，余每以为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他感叹当时书法已经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并对于蔡襄的书法感叹说：君谟笔有师法，真草惟意所为，动造精绝，世人多藏以为宝，而余得之尤多，又如苏轼所引“蔡君谟独步当世”，甚至在蔡襄去世之后，苏轼发出“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这样的感慨。我们可以看到，蔡襄在当时书法萎靡不振的境遇中对于笔法的继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苏轼将宋初知名的书法家如李建中、杨凝式、宋绶、苏舜钦、周越等人与蔡襄对比，以为他们并不能与蔡襄相提并论。除此之外，苏轼对蔡襄的书法又有独到的见解，他在题跋中写道蔡襄“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天资既高，而学亦至”。也就是说，首先，蔡襄有非凡的天赋，这使得他比常人高出一等；其次，蔡襄有过人的学识与功夫，也许，苏轼在这里更看重的是后者。上文曾述，苏轼对晋唐著名书家的评价是极高的，在蔡襄的书法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有二王和颟真唧的踪迹，他对古人书法的继承是充分的，这同时符合了苏轼的书法审美。

三、先真后行草的书学观

在严格意义的书法字体演变过程中，草书未必在真、行之后，汉末有章草，普遍意义上的草书（今草）在东晋由于王羲之等人的推动和发展才走向成熟，而真书则从晋到唐才走向成熟，行书到东晋才日臻妙境，真、行、草字体的发展没有必然的先后关系、它们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的影响是很小的，很少相互起作用，换一种说法来讲，学习书法也未必遵从真、行、草的前后阶段。但是，苏轼在此一问题上却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反复强调。

他说：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上述语句大致有两层意思：一、真、行、草是依次生发的，有时间上的先后和他此之间的继承关系，没有前者，后者不可能成立；二、真书是最完备、最成熟的，先学习真书，在此基础之上再学行书、草书，才能合乎道理，否则是难以成说的。进而言之，苏轼认为书法学习应该循序渐进，先通过庄重严谨的楷书学习，转而才能学习相对自由放逸的行书、草书，行书、草书并非刚开始就能信笔为之的。苏轼对于蔡襄的推崇，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蔡襄走的是一条由楷人行、由行人草的学书之路。

在另一则题跋中，他说：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其中“草书难于严重”，大概在苏轼看来草书要兼备“严重”的品质则需要从真书那里借鉴。其实，这种真草互鉴的思想在孙过庭那里已经有所涉及，他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扰可记文”，苏轼在此之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四、“法”与“意”的辩证对待

清代书论家粱巘在《评书帖》中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世人亦以“尚意”二字来概括宋代的书法理念与书法风格，并把苏轼作为其中的重要倡导者，乃至于但凡评价苏轼书法，又以“尚意”二字概括，并以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一句佐证，这是有失偏顿的，割裂了它与苏轼书学思想整体的联系。在《题二王书》中，他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干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极力强调对书法功夫的磨练。

苏轼对于“意”的追求，一则是书写态度问题，正如上述所说“点画信手烦推求”，也就是书法要率意为之，要“书初无意于嘉，乃嘉尔”，不要斤斤计较，不要谨小慎敞；二则是书法要有所出新，不要重蹈古人，在这一点苏轼是极其自信的，他曾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可以看作他对“尚意”的另一个注脚。但是，“出新”并不意味着我行我素、无所制约。在《东坡题跋》中，我们也多次看到苏轼对“法”与“意”的并列强调，在评吴道子时，他曾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钱钟书评价说：“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是‘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動。”

在书法的学习中，

“法”是法度、规矩，是前人树立的楷模，而“意”则是在“法”的基础上的一种衍生，是介人作者主观精神的一种创作思想，正因有“意”的培值，“法”便不那么单调无味，书法才能推陈出新，才能适作者之意、抒作者之怀，书法才有了新鲜的血液，才有了新颖的风格。苏轼也曾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意”与“法”在书法的学习过程中扰如两极，在事理的两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来达到艺术的完美，这似乎是艺术创作无形中的要求。对于艺术问题的把握从相反的两对概念出发，也有利于全面把握问题而不至于走向极端、走向片面。在苏轼的书学思想里，“意”与“法”达到了辩证的统一。

综上，苏轼对于书法的学习由晋到唐，特别是对于颟真唧书法的借鉴，完成了他书法风格的转换与确立，苏轼对于蔡襄的推崇暗含着他对“笔法”与“积学”的重视。在苏轼对于“意”进行阐释的语境中我们看出了他对待“意”与“法”的辩证统一思想，这有助于我们从“尚意”的偏狭中走出来看到苏轼“尚法”的书学思想。苏轼独到的先真后行、草的书学理念也是“意”与“法”辩证统一思想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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