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如其人,,立品为先

评价褒贬不一。曾国藩对其评价为“著述之才而非繁剧之才”，但是他以卓异的政治识见、独特的洞察力、任人行事的美才，以及深厚博大的学养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嵩焘对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展有着筚路蓝缕之功，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走向近代化路程上的先锋人物。

郭嵩焘自少刻苦自励，抱负宏远。郭嵩焘就读于岳麓书院，深受儒家学派的影响。他曾说，“三代时期，中国为有道之国，秦汉以后中国与夷狄以力互相竞争，都沦为无道之邦，西洋与中国通商以来，似乎比中国有道。”[5]很明显他所讲的“道”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郭嵩焘的书法观念与其儒学及儒学陶染下的心性观念关系密切，注重个人心性道德修养。直至后来他把“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贯穿其洋务思想中，这也是郭嵩焘思想的精髓。他是近代中国较早且坚定地主张对外开放的政治家，第一个走出国门，担任驻外公使，让中国走进世界的舞台。如郭嵩焘行书七言联“排空峭石生银筍，过雨奇峰挂赤霞”（图六）。纸本，长156、宽37厘米，款识“芭庵二兄大人属”“郭嵩焘”。钤“郭嵩焘印”白文印，“玉池山农”朱文印。一幅行书折扇（图七），“一念孳孳，为善是圆，曰正思；一念孳孳，惟欲是圆，曰邪思；非分之福，期望太高，曰月思；先事徘徊，后是懊恨，曰萦思；游心千里，岐虑百端，曰浮思；事无可疑，当断不断，曰惑思；事不涉己，为他人忧，曰狂思；无可奈何，当罢不罢，曰徒思；善摄心者，其惟本思乎”纸本，长42.5、宽20厘米，款识“珏轩仁兄大人正”“嵩焘”。钤“筠仙”朱文印。其书法从欧体入手，后吸收众家之长自成一体。笔力稳健潇洒。行笔流畅，运笔气势连贯，笔势飞动，潇洒自如。整体结构造型方正典雅，属于传统帖学的范畴，以证明其过硬的帖学功底。用笔上中侧结合，且以偏锋居多。整体大气镑礴、雄奇刚健以及洒脱恣意。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学问涉及面甚广，所谓是中西合璧。他认为人品即书品，人品好，书品也一定高。他虽称不上一流的书法大家，但其书法亦有相当水平，晚年风格趋于成熟。

四、湖湘洋务先驱书法中的思想精神

书法是一种饱含人文精神的艺术，能够从行文运笔间推敲书家的思想境界以及品行。正如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明末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古往今来，强调书家的人格地位，书品即人品的人格主义的评价方法长期影响着书坛。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大清王朝的国门，1842年清政府在英国军舰上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出现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了由古代向近代的社会转型，人才思想也向近代化的过渡。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是这一过度历程的起点，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当时掀起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包括对外社交、通商，编练新式海陆军，开办工厂、矿业、电报、铁路、学堂等。这30年占将近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半，在这30年间人民革命运动虽然相对低落，但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有两个核心：一是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另一个是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但是在30年中随着形势的推移，洋务运动的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严峻的内忧外患，极大地激发了湖湘志士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长沙岳麓书院成为湖湘近代经世致用思潮的中心，以思想家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力行社会革新的主张，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都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他们创办洋务，图强求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同时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也能够寻找到湖南人那种务实学风、爱国情怀、改革精神、自强不息的高尚品格以及强烈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

通过从以上几位洋务先驱的书法作品解析和思想解读中。我们分析得出他们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崇奉的是儒家的宋明理学，抱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旨。在国家危亡之时，敢于挺身而出，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很快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成就。第二，深受湖湘文物的影响，继承了可贵的湖湘精神。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他们站在湖南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的思想，既保持了湖南文化传统的传承性，又使湖南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具有鲜明的近代气息。第三，他们都基本奉行了“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方针，本质上面向世界、学习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

龚自珍说过，“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同样，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人才思想。洋务运动时期，最主流的人才思想无疑是洋务派的人才思想。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国近代化道路不可缺少的环节，从整体来看是把中国的近代化向前推进了一步。

[1]《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册20（家书一），第418页。

[2]《曾国藩全集》册17 （日记二），第157页。

[3]《曾国藩全集》册16 （日记一），第148页。

[4]（清）左宗棠：《左文襄公文集左文襄公诗集左文襄公聊语》，据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9页。

[5]《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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