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文士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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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道:“(吴宽)书风闲逸清俊,姿润奇倔;行笔工稳有法,墨气浓厚;笔势连绵,笔断意连;结字较紧,且略带扁斜,虽规模于苏轼而又多所自得。”此话确属知见,吴宽虽然在习书的道路上以苏轼为学习目标,但他无论是在笔法还是作品形式上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对大字立轴形式的推动,促进了欣赏习惯的改变和由小字变为大字笔法的改变,这是吴宽对于苏轼书风的最大历史贡献。
2.对“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的追溯
从《匏翁家藏集》的题跋中我们可以知道,吴宽在当时能见到的书画墨迹、金石碑版等从时间跨度而言,自北魏直到明代均有,足见其眼界之开阔,所以在学书的道路上,吴宽也深知行书的本源终究要上溯到“二王”,正如他在《跋子昂临羲之(十七帖)》中云:
“书家有羲、献,犹诗家之有韦、柳也。朱子云,作诗不从韦、柳门中来,终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则书不从羲献可乎?松雪翁每临此帖,盖其平生书课,其书之独步当世也宜哉!”
而在《匏翁家藏集》中,他对吴门前辈宋克的评价是:“克(宋克)书出魏晋,深得锺、王之法,故笔精墨妙,而风度翩翩可爱。”从中也可看出吴宽以锺、王为标准的衡量准则。至于吴宽本人,从他69岁(弘治十六年,1503年)时所书《宣平王夫人张氏墓志》来看,字体方整,结体松透,气势庄严,与通常所见带有苏轼风格的行楷书有所不同,可见吴宽在晚年也渐渐回归到锺、王书风的轨道上。
3.提倡文化修养对书法的辅助作用
吴宽对书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
“今书家例能文辞,不能则望而知其笔画之俗,特一书工而已。”
他强调书者应当能诗能文,否则作品不能免除俗气,最终只会沦为书匠。这与《宣和书谱》所说相合:“大抵饱学宗儒,下笔处无一点俗气而暗合书法,兹胸次使之然也。”吴宽作为明成化、弘治年间著名的文学家,有深厚的艺术修养,这是他在书法创作上达到较高境界的坚实基础。
4.强调学书要循序渐进、长期积累
对于书法的学习,吴宽十分强调“不苟”的积累和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指出学书环境和天赋等因素并不具有决定作用。他在《跋赵吴兴临王右军(十七帖)》中说:
“此帖盖为公平日书课,所谓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不免,如欧阳子之所讥者。然欧阳子又谓,古人作书初非用意,逸笔余兴,淋漓挥洒,使人骤见惊绝,徐而察之,愈无穷尽。夫其书之妙如此,岂一举笔而遂能哉?盖其功已用于平日久矣。”
他接着以王羲之临池、池水尽墨为例,认为右军“书法之妙,虽由天资人品,而学力所至亦不可诬”。在《跋鲜于困学草书(后赤壁赋)》里,他强调循序渐进的重要性:
“不若今人之未识欧、虞,径造颠、素,其散漫槎橱之势,终为飞蓬蔓草而已。”
赞赏从楷书和行书而来的鲜于枢为草书大家:
“困学(鲜于枢)多力草书,其书从真行来,故落笔不苟,而点画所至,皆有意态,使人观之不厌。”
“前辈下笔便有典刑,虽行草不苟,况正书乎”。
在吴宽一生的书法学习中,始终专注对楷书、行书的学习和文化修养的积累,这充分说明了他重视基础、强调循序渐进和长期积累的主张。
5.考据周详、书画鉴赏力非凡
在明中叶苏州地区书画鉴藏群体中,吴宽和沈周堪称是核心人物。吴的书画造诣虽不及沈,但他的书画赏鉴力却堪称一流,这一点从《家藏集》中近三百篇题跋便可窥得。他对于书画史之熟稔,发表议论之中肯,考据之周详都绝非等闲之辈所能。笔者检阅《家藏集》中的题跋,有关于书法碑帖的约一百三十余条,其中不乏对魏晋“二王”名作以及“宋四家”作品的考辨。关于绘画的题跋约四十余條,多记述递藏经过及艺术成就,有很高的文献价值。除此之外,关于文集类的题跋更是涉猎广泛,难能可贵。较著名的绘画类题跋如:
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倪瓒《秋林野兴图》诗堂右侧有吴宽题云:“经蛆堂前木犀黄,何人晏坐闻天香。迂翁胸中有清癖,欲扫繁花归枕囊。秋林野兴图亲写,百年流落燕都下。市门不遇杜长垣,残墨谁将手重把。弘治壬子腊月,子开至京偶见此图,识其为云林真笔也,因购得之重加裱褫,请予题其上。盖此图破蔺已甚,知好者少,其也可谓遭矣。吴宽。”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倪瓒《竹石图》上端有吴宽题:“倪云林当元末不与陈敬初辈食张氏禄,避地云间以全其身,盖鸿飞冥冥不丽于鱼网者也。此竹石图作于乱定之后,题日戌申三月,则国朝建元洪武之岁,而云林惟为书甲子,其意欲效陶靖节邪?然不知云林与靖节出处亦同否。范斋先生俾予题识,因以质之。弘治四年七月廿五日,延陵吴宽书。”
《倪瓒修竹图》是目前所知倪瓒传世作品中署款最晚的,作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六日。本幅有张绅、王汝玉、妙严、逃虚子诸题,诗堂另有杜堇和吴宽二题。其中吴宽题云:“写竹仍题句,僧房一宿淹。如何书甲子,犹学晋陶潜。鹿场居士宽。”
书法类的重要题跋如: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朱熹行书城南唱和诗》卷,后有吴宽所题云:
“晦庵先生和张宣公城南二十咏,先生手书也。吾乡尚书干公寿道故元时仕于婺源,初得于先生五世孙光,既而归常熟钱伯广,伯广复归县邑虞子贤,自子贤以后不知几传。今为汀西左布政使宜兴沈公得之,公博雅好古,景仰前哲,业是是卷永有公证矣。夫前哲遗迹非宽所敢题识,因公见示,聊著其所流传者还之。卷中有杨廉夫补录宣公原唱及黄文献公为伯广作城南斋记。而尚书之孙渊亦有跋语在吴中文献,亦可参见。则是卷之资余识其亦多矣。弘治癸丑春正月既望。长洲吴宽谨书。”
诸如此类,从吴宽的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注重对作品创作背景、作品意义、递藏情况等相关信息的考据,这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角度,还是从提升作品艺术价值角度来看,都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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