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时间：2022-06-01 18:14:01 浏览次数：次
［关键词］ 经济形态；路径依赖；结构转变；福利水平
［摘 要］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关系亟需调整。其中，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为重要的是三个方面关系，在路径依赖方面应从以资源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导向，在结构转变方面应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主导，在福利改善方面应从以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的取向转向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取向。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05-0043-07
经济发展通常是指一国经济形态由低级转向高级的过程。经济发展通常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一定时期实际产出持续增加、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中利益合理分配。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但是，如果透过各种经济发展的现象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转型无非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一、路径依赖应从以资源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导向
一国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着由低级经济形态向高级经济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包括了若干相互关联的经济形态转变过程，通常表现在生产潜力扩张和创新能力提高上。［1］在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中，首先表现为生产潜力的扩张。按照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一国经济发展可能经历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2］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展所需的条件有所不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潜力扩张，经济发展依赖的路径因素各有侧重。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这些生产要素，都有可能成为带动一国生产潜力扩张的因素。然而，这些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从而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成效也是不同的。在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基本生产要素，本国经济发展依赖价格条件进行竞争。本国产业技术主要来自模仿，产业本身尚无创造技术能力。而在投资导向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基本生产要素及本国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意愿，本国经济发展仍处在价格竞争比较敏感的产业环节之中。本国产业具有吸收和改良外国技术的能力，但不足以发展独特的产品和应用独特的流程。其原因在于，此时仍缺乏能够积累的经验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在创新导向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产业各个环节精致化和专业化程度，本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将从生产成本转向生产率。本国产业强调先进与高级的技术表现，产业发展的焦点放在技术和产品的差异上。因而，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这三个阶段，通常会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繁荣。然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生产潜力扩张所依据的动力因素差别较大，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和投资导向阶段更多依据的是自然资源、劳动成本这些价格条件因素，而创新阶段更多依据高级的和专业性的生产要素。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和成本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生产潜力的扩张。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潜力得到了快速提高。1978年至2006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7%，2003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保持了5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1%，明显高于世界同期5.4%的经济增长水平①，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更是增长了11.4%②。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张。2006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20万亿元，在经济规模总量上位居世界第四，与位列前三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差距不断缩小，2007年经济总量规模几乎与德国不相上下。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20%、60.6%和91.3%，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相应地提高到5.5%。然而，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总量生产潜力的扩张，既可以依靠生产要素投入，也可以依靠创新能力的提高。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处在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我国经济生产潜力扩张中缺乏独树一帜的产品和独特优势的生产技术。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需要各种生产要素，但是不同阶段对它们依赖程度不同。中国经济处在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发展阶段，经济规模的扩张过度依赖资源型初级产品推动。2000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中重化工业带动作用的增强，以原煤、原油和生铁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产品的产量呈现同向上升趋势。虽然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但这些大多属于依靠资源和劳动要素的初级产品。近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大幅增长，产量在世界各国中位居领先地位。我国主要工业产品呈现相同的趋势，产量在世界上位次均基本保持在前列。2006年，我国的钢、煤、水泥、化肥和棉布产量连续四年居世界第1位；发电量也连续四年保持在世界前2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6位。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成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作为初级产品的工农业产品是以资源和成本的优势为基础的。目前资源部门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会转移至初级产品部门，然而短期的资源收入会削弱长期增长的动力，专业于初级产品部门生产会损害国民经济效率。如若一国经济发展中长期依赖初级和一般性的生产要素的使用，这些要素的数量和素质缺乏持久推进生产潜力扩张的能力。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依靠资源条件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经济发展会因本国资源的耗尽、外国替代资源的出现、技术变迁减少资源需求而出现停滞。因此，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成本往往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处在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而人工短缺和资源不足等不利因素反而形成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也证明了这点，即越是资源丰富的区域，其经济发展越是缓慢。而在资源缺乏的浙江、广东这些东部地区，虽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相比之下，资源丰裕的辽宁、山西等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我国经济发展不能主动走出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那么，本国经济潜力的扩张几乎无法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来持续。目前各国经济发展在该阶段持续时间的长短，是与该国经济发展中资源和环境的状况有关的。以2006年为例，我国以占世界总量15%的能耗、30%钢材消耗、54%的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仅产出了占全球产值总量的5.5%国内生产总值。然而，我国这些名列世界第一的工农业产品皆为初级产品，在全球经济的国际产业分工链中处于下端。各国的经济活动的往来，都是以本国的生产要素为基础。本国丰富的要素生产的产品，通常成为经济发展的依赖。然而，当今压低初级要素生产成本的国际分工活动，正好说明以初级生产要素为基础的生产潜力扩张的脆弱。
当经济发展阶段由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转向创新导向阶段时，经济发展的动力不仅来自生产潜力的扩张，而且来自创新能力的提高。劳动和投资的简单的结合只能推动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阶段的经济发展，而人力和技术的持续的投资才能推动创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以天然资源为基础的一般性生产要素优势在下降，而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专业性生产要素优势在上升，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每万人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人员为17.5人（2005年），而日本为135人（2004年），德国为114人（2005年），韩国为91人（2005年），在高级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明显落后于进入创新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不仅需要天然形成的初级生产要素，而且需要后天开发的高级生产要素。在R&D中，2000年我国基础研究占了5.2%，应用研究占了16.9%，试验发展占了77.8%；而到了2006年这种R&D结构仍然没有改变。在2000—2006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仍在模仿创新。从我国高技术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足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中创新能力的不足。200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比为14∶1，而到了2006年两者之比为7∶1，虽然在经济发展中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有所加强，但是经济发展中高技术产业发展还是严重依赖技术引进，其中高技术产业中航空航天制造业比例为10.7∶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9.8∶1，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为1.6∶1，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2.4∶1。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资金主要投向引进技术方面，而用于高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资金比例偏低。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表现为，高度依赖天然资源的消耗和资金投入的力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示，产出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资金的投入速度，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较小。
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依赖投资推动，导致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比例失调。2003年到2006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6%，而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年均增长12.2%，全社会的投资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2007年全社会投资同比增长了24.8%，而全社会消费同比增长了16.8%，消费的增速虽在加快，但投资的规模仍处高位。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经济发展中消费的拉动作用，而且使经济发展过度消耗了资源和环境。
二、结构转变应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主导
一国经济由低级经济形态向高级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不仅发生了经济总量的扩张，而且也发生了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发展常常被视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刘易斯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生产和经济的行为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变。在各种的理论形式中，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概念为经济发展的经验性和理论性的分析提供了基础。［3］因而，结构的变化表明了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换。库兹涅茨将这一转变过程总结为，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而出现的实物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生产、需求、就业、贸易结构的转变。增加生产能力和改变资源使用构成了转变的过程，这包括了经济发展中所有的经济函数的变化。增加生产能力反映了经济发展中的总量的概念，而改变资源使用反映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的概念。这些经济现象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因而有利于进行国家之间的经济转变的比较研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转变迅速，结构变化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和改进增长利益分配的保证。
经济发展程度通常是以人均收入水平为衡量指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形态通常是用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状况之间的关系来表述的。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状况之间有相互对应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经济结构状态则较低级；而当人均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经济结构状态则较高级。否则，经济结构状态处于失衡状态。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经济发展水平逐年稳步提高。继2002年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 000美元后，2006年突破了2 000美元，我国在世界经济的位次也由132位上升到129位。因而，我国从1978年的不足200美元的赤贫水平，进入当代中下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行列（1 900美元左右）。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 000美元时，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比例为13.7∶44.8∶41.5，其中，工业的比重为39.4%。经过2003—2006年连续四年10%以上的国民经济增长，2006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突破了2 000美元。2006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比例为11.7∶48.9∶39.4，其中，工业的比重为43.3%。我国从人均国民收入1 000美元跃入2 000美元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的4%升幅，是由第一和第三产业各自2%的降幅形成的。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工业比重4%升幅上。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观察，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当经济发展进入人均收入1 000美元阶段后，经济发展中结构变化处于快速变动期。这既是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阶段，也是处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重要阶段。工业化和服务化目前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发展仅靠制造业的拉动会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2007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比例为11.7∶49.2∶39.1，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非常明显。
我国重化工业部门占有较高的产值比重的原因，是因经济发展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共同作用。在2006年工业内部的增加值的结构比例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占6.57%，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占7.69%，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占3.51%，化学原料和制品制造业占5.93%，通用、专用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12.11%，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占5.07%，电子设备制造业占7.78%，水电热气占8.15%。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重化工业部门和关联工业部门的需求，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重化产业比重的偏高。在经济发展的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的资源消耗确实处于较高水平。重化工业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的驱动，是导致我国资源消耗总量上升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我国重化工业对资源的消耗过高，很大程度上是由重化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造成的。我国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体，对资源利用的不足造成了高消耗和高污染。因而，制造业也处于持续发展的转折点。目前我国制造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趋缓，产品供给的资源约束较大，资金持续推动作用突出。同样，服务业也处于加速发展的转折点。2002年，包括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邮政业、房地产业在内的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构成中占51.2%；而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构成中仅占了48.8%。2006年，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为50.0%；而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为50.0%。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产值结构构成变化不大，而传统服务业比重偏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目前我国服务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高，服务供给的资源约束较小，持续发展的技术拉动的特点较强。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中，既要适当控制重化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规模，又要适当加快服务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速度。
在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中，我国就业结构的工业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产值结构。2002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比例为50.0∶21.4∶28.6，农业人员在就业结构中占据主体；而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比例为13.7∶44.8∶41.5，工业和服务业在产值结构中占据主体，明显显示出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之间的错位。2006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比例为42.6∶25.2∶32.2，就业结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大约上升4%，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工业化和服务化趋势，虽然就业结构仍以农业人员为主体，但农业的就业人员比重下降了8%；而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比例为11.7∶48.9∶39.4，制造业比重大约上升4%，而农业和服务业分别约下降了2%，产值结构中出现了超强的工业化的趋势。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产值结构工业化的趋势，与就业结构出现的工业化和服务化的趋势并存，说明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富裕人员由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转移的趋势。制造业产值份额的独自上升和就业增幅承担一半，说明制造业内部发展已经出现了资金要素替代劳动要素的现象。而服务业的就业份额上升和产值份额下降，正好说明农业转移到服务业的就业人员是由传统服务业部门接受的。因而，制造业的发展主要由资金要素推动，而服务业的发展主要由劳动要素推动，这造成经济发展中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之间的失衡。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由2002年的1 000美元上升到2006年突破的2 000美元，而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却由2002年的0.274、2.093、1.451下降到2006年的0.274、1.941、1.224。经济发展中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之间的不协调，造成了经济发展的结构形态变化的错位。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中的各个部门商品和要素具有高度弹性，各个部门商品和要素从长期看都可实现彼此之间的均衡。各个部门的资源的边际收益在发达经济体内趋于相等，资源在发达经济体内的利益机制调节下趋于均衡。充分的替代弹性、可转移的资源、主体准确的预见、无滞后的调节机制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对解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程过于灵活。［4］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型中，新古典经济学这些假定必须修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形态变化的过程中，各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和需求函数是有差别的。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商品和要素的弹性较低，造成各个部门的资源边际收益长期不等。因而在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在乎部门之间要素是否存在剩余短缺，而在乎部门之间要素是否边际收益均衡，结构关系比总量规模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精确地反映机会成本，生产要素的质和量会随生产过程发生重大改变，产业部门会出现与市场大小有关的规模经济问题，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商品需求之间的可替代性，这些都会反映在经济发展的结构关系中。因此，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内部经济关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在促进本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状态。
三、福利改善应从以效率优先转向效率和公平相结合
经济发展是同经济主体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中主体之间都会发生相互作用。在经济发展每次的形态变化过程中，都会涉及行为主体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正是反映了形态变化中利益关系的变化。收入分配增长是通过有效需求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而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规模扩张促进收入增长和重新分配，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创造的总量固然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然而，经济增长创造的总量并不意味着社会多数成员受益。经济增长规模扩张并不一定自发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福利效果有很大的差别。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在减少收入差距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相反，过大的收入差距的确会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本身。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代表着经济福利的增长。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中社会福利水平，反映了经济成果分享中的利益关系。
在经济发展中，某些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较大，由于这些产业部门收入增长弹性较大，导致这些部门的从业者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而另外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不大，由于这些产业部门收入增长弹性较小，导致这些部门的从业者收入水平提高不快，从而造成不同效率的产业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的经济体，资源的转移具有充分的替代弹性，资源能够快速地从低效率的部门转向高效率的部门，从而缩小产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
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的转移不具有充分的替代弹性，不同社会群体因为就业的地区或行业差异而导致收入水平的差距。这些地区或者行业具有吸收较高劳动生产率员工的条件，因而这些地区或者行业的收入增长弹性较高，而这些地区或者行业的就业者的技能素质较高，就业的地区或者行业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相反，那些只能吸收效率较低的员工的地区或者行业，就业者的技能素质相对较低。由于地区或者行业之间的就业者的技能素质的差距，导致不同区域或者行业就业群体之间收入的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中产业不断的快速升级，经济增长对高技能素质的员工需求不断增加。由于经济增长中高技能素质的员工需求的增加，出现了高技能素质员工收入水平有所上升，而经济增长中低技能素质的员工需求的减少，导致了低技能素质员工收入水平不断下降。不同技能素质的员工在相同劳动时间里的贡献不同，因而他们在相同劳动时间里所获的收入也不同，这造成了低技能与高技能员工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劳动和资本都可根据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参与收入分配。因而，不仅由于劳动收入的差距拉大了就业者之间总体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而且由于就业者之间资本拥有的数量差异导致非劳动收入差距的拉大，从而扩大了就业者之间总体收入水平的差距。
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裕，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和资本在产业分工的要素组合上，劳动要素的供给相对丰富，在经济增长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资本要素的供给相对稀缺，在经济增长中处于强势地位。［5］因而，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中占有较高的份额，而劳动要素在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中占有较低的份额。在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往往需要高技能素质员工，高技术的资本需要和高技能的员工相配合，因而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收入水平较高；而在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一般只需低技能素质员工，低技术资本对低技能员工通常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因而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收入水平较低。如果社会成员具有较多的物质资本和较高的人力资本，那么在经济增长中就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而如果社会成员主要依靠菲薄的物质资本和较多的人力劳动，那么在经济增长中只能分享较低的收入。当中国经济发展中劳动要素无限供给的特征没有消失，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程度没有缓解，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就还会继续。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 000多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 000多美元时，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差距没有出现明显的缩小趋势。目前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6，这远远超出世界银行设定的警戒水平。［6］
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 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 702.8元，然而，城镇的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的最低收入户的7.9倍。其中，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人均消费性支出后剩余为5 955.2元，而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人均消费性支出后剩余为20.7元，最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性支出后几乎没有物质资本的积累，而最高收入户的剩余是最低收入户的287.7倍，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在扣除消费性支出后的收入差距比扣除前的收入差距还要大。同样，农村人均纯收入2 475.6元，然而，农村的高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6.9倍。这意味着，城镇和农村的高收入户已具备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而城镇和农村的低收入户根本不具有积累物质资本提高收入水平的基本条件。
2006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2 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1 759.5元，然而，城镇的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的最低收入户的8.9倍。其中，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人均消费性支出后剩余为10 905.7元，而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人均消费性支出后剩余为145.8元，最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性支出后物质资本的积累非常微薄，而最高收入户的剩余是最低收入户的74.8倍，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在扣除消费性支出后的收入差距与扣除前相比还是非常大的。同样，农村人均纯收入3 587.0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有所改善，然而，农村的高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2倍，农村的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毫无疑问地显示，一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提高，各个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构成了他们分享经济成效的基础。虽然各个收入阶层的技能素质造成了他们彼此之间收入水平的悬殊，然而行业的性质、地区的增长和个人的天赋也影响了彼此之间收入分配的公平。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此悬殊，必然会影响对经济增长的成效的评价。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必须考虑收入分配的结构，因为这会影响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社会成员的教育、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的公平享受。因此，如果社会多数成员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福利，那么，国民经济较快增长未必表明社会福利水平的真正提高。［7］
四、结 论
中国经济的发展快速地从人均国民收入1 000美元上升到2 00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转变迅速，经济发展中许多经济关系亟待处理。其中，经济发展转型中最为关键的是，以资源和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导向，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导，以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的取向转向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取向。中国经济发展道长而路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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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XU Jia-bin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form of enonomy; depencence on approach; structural change; standard of welfare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cricial stage. The structural rel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n urgent need of adjustment, among which three relationship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hich have affected the chan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factor of dependence on approach, the resource 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should be changed to innovation 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concerning the structural change, the mode in which manufacture industry is the leading force should be changed to one in which manufacture and service industry are combined to assume the leading force, and in the area of welfare improvement,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as prior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hould be changed to the principle that considers the combination of efficicncy and fairness as the prior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责任编辑 陈翔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