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开放,惠及天下

2006年，山西开放之年，在刚刚结束的山西开放大会上，山西再次表明了扩大开放的强烈意愿。开放意味着海纳百川的包容，意味着平等的、全方位的服务。煤炭资源作为山西的经济命脉，对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为了优化投资环境，对煤炭行业的整顿是不可避免的。

2005年8月8日山西省出台的“煤炭新政”就是为了创建一个良好的煤炭开发、利用氛围。相当多的小煤矿成了关停的对象，这其中就有不少是温州人承包的。山西“煤炭新政”对温州煤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高举着开放大旗的山西到底对于温州商人是一块伤心之地还是投资热土?山西的煤炭政策对于开放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将温州煤商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的投资热点，正是山西经济的支点。去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就是要让所有的投资者坚定信心，投资山西。这块古老的晋商大地，也必将敞开胸怀，笑迎四海宾朋。

《新晋商》杂志和《浙商》杂志联合深入三晋大地，寻访温州煤团的踪迹，告诉你一幅真实的温州煤商的生存图景，也将为你展现山西煤炭业在开放的新山西的土地上的真实存在。

山西煤政之变

2005年8月8日，根据国家有关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改革要求，山西召开了全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会议，这标志着山西“煤炭新政”正式拉开序幕：“以市场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行资源有偿使用，推进煤炭企业整合”是山西“煤炭新政”的主导思路。

此外，“煤炭新政”也将目光投向了安全生产。根据政策，对煤矿“关小上大”，“以增强安全保障程度、提升整体开发水平”。根据省安监局的要求，2006年年底要关闭所有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

“煤炭新政”让温商坐立不安

自2005年9月以来，山西煤矿安全大整治、资源整合和资源税改革，令投资年产量9万吨以下小煤矿的温州商人举步维艰。2006年1月16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又下发紧急通知，通报10省市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工作进展缓慢，其中对于山西关闭和吊证的矿井数量不足计划的三分之一给予了严厉批评。

山西省中小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阎敏才告诉记者：“山西省把煤矿整治作为战役来打，这回是动真格了。山西把全部关停9万吨以下小煤矿的截止期限从去年底推迟到今年年底，温州商人不能像去年那样心存侥幸了。”

2006年2月26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宣布，山西省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产煤县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记者了解到：截至3月2日，山西各市政府共上报压减矿井1406个，占全省煤矿总数的29．16％。

2006年3月2日，《山西日报》发表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7号)，公布并实施《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鼓励大中型企业参与煤炭资源整合，组建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而主要产煤县核定生产能力9万吨／年以下的煤矿(矿井)予以关闭，其资源参与整合。

换句话说，目前存在的许多民营的、小的煤炭企业将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国有的和国有控股的大型煤炭企业。其用意是要提高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和驾驭力。截至目前只有交城一个煤矿由国有重点煤矿整合，其他县基本没有。大部分县级政府对本次资源整合工作的理解，只停留在完成淘汰关闭30％的矿井指标和收取价款上，并不怎么考虑上面强调的“提高产业集中度”。

作为外来者，温州人显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山西煤炭新政令温州煤商中的大多数投资者感到不安。因为温州煤商所掌握的煤矿大部分是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一部分不具备采煤方法改革条件的、证照不全的煤矿将被限期关闭。而对于还能生存下来的煤矿，也将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进行资源整合形成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或者通过有偿的方式获得采矿权。但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将断了温州煤商的一夜暴富梦：前者由于采煤方式简陋，固定资产很少，评估后值不了几个钱；后者采矿权将从无偿变为有偿，投资者必须拿出一大笔钱来为采矿权埋单。

“炒煤团”：一顶错戴的帽子

从2004年开始，国内一些媒体曾纷纷聚焦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民营企业，并将这一现象定性为市场炒作，冠之以“温州炒煤团”的恶名。到了去年4月，有关“山西封杀温州炒煤团为资源掠夺性开采敲响警钟”的新闻又在各大门户网站迅速传播。此后，又有多篇叙述“温州炒煤团”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引起诸多反响。经过记者在山西一周多的调查发现，事实上“炒煤团”是错戴的帽子。有温州商人气愤地质问：“‘温州炒煤团’，我不知道是谁给命的名，难道资本有姓氏吗?”

承包煤矿是因为有“橄榄枝”

上世纪9口年代未，煤炭市场连续不景气，山西众多小煤矿经营困难。2000年以后，全国煤炭市场经历三年特困期后以蒸蒸日上的势头回暖。一些温州老板判断煤炭市场复苏的可能，便来到山西寻找商机。浙商陈青龙就是那个时候来山西投资的，他告诉记者，当地人根本没钱投资，甚至勘探费都出不起。我们拿来一大笔钱投资下去开采，否则煤埋在地下也出不来。

2003年，煤炭经济全面复苏。由于受国内煤炭市场长期低迷的影9向，山西许多地方煤矿一时积重难返，因此，面对稍有起色的煤炭市场，吸引外地商人来晋投资就成了很多山西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早期投资者的成功和煤炭日渐高额的利润，带动了一批因早期经营皮革而积累了资本的温州投资者们(主要是平阳人)。而温州整治污染企业，使当地一些皮革企业纷纷关停，也促动了温州商人的资本流向山西煤矿。

温州煤商并无炒作实力

温州煤矿投资者基本是在坑口就地销售煤炭，价格随行就市，企业并没有通过集中买卖行为炒高煤价。同时，温州民营企业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总产量很小，即使在市场煤中所占比例也不大，他们不具备炒作煤炭影响市场的实力。

有媒体报道说“到目前为止，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经由温州大承包，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

金松则反问：“山西省目前有各类煤矿3991座，矿井4691个。温州商人在山西投资40多亿最多可承包中小煤矿400多个。40多个亿能买下60％的煤矿吗，每年能生产出8000万吨煤吗?”

去年，浙江省人民政府经协办曾会同温州市经协办和浙江富兴电力燃料公司，组成调研组在山西进行了相关调研，调研后提交的《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在山西省投资兴办煤矿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企业共计300多家，累计投资3口多亿元，煤炭年产量总计2000多万吨，约占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2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100。这一结论得到了一批山西学者的认同。“所谓的‘温州炒煤团’没有这

么大的气候，他们连山西中小煤矿的30％都没有。”山西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复明对此报告提出的这几个数据并无太大异议。

“温州炒煤团之说纯属炒作!”2006年3月1日，记者一到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金松就告诉记者：“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运作，是一种具有相当风险性的长期投资经营行为，与‘炒’根本无关，因此也不存在‘温州炒煤团”’。

“这个概念是一些媒体刻意炒作出来的，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做法，同时也给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江企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金松言辞略显激动，他拿出一堆报纸一一辟谣。

煤炭紧张决不是浙江人造成的

要想炒高煤炭的价格，首先温州人必须要有能力控制煤炭的销售权。但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煤炭领域，几乎清一色全是在生产领域，并没有煤炭经销权。况且对于个人来说，一个煤矿平均1000万元的投资，不可谓规模不大。很难想象，外地人、外地资本，大规模地投入长线矿业生产，却要被贴上哄抬价格的恶名。

实质上，煤炭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内能源供需趋紧和运力紧张因素影响的结果，并非温州民营企业进入山西煤炭行业进行投机炒作的结果。有人将近两年的煤炭价格上涨部分地归咎于温州资本。这种看法完全颠倒了经济学的逻辑：不是温州商人拾高了煤价，相反，是高煤价吸引了温州资金。

山西省经济协作办主任马建设表示：“山西的煤炭紧张决不是浙江人造成的。温州人是在当地人都不愿意干的工程队打工，并在打工中学会了煤矿的开采和管理，之后才私下承包或买断一些矿井几年的经营权的。温州人在山西进入煤矿生产，体现的是温州人的吃苦精神；而山西的矿难事件，与浙江人也没有多大关系。”

煤矿整顿并非“封杀”温州人

正如山西省一位领导所说，温州人来了之后，对山西煤炭的安全生产和资源利用还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温州人的企业还相对保护了当地资源。如果按照当地小煤矿独眼井的方式挖煤，生产效益很低，很多煤矿只采了一成就被废弃，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温州人来后，促进了当地的思想观念的解放，很多人通过学习温州人而懂得了利用市场规律办事。

温州人带来了什么

“温州资本，对于山西这个缺乏资金的省份来说，无论如何是个好事。”浙商黄老板则向记者列举了温州人的贡献：以前，山西煤炭由国家定价，价格在每吨20元到30元，很多中小矿挣不到钱，安全投入根本谈不上，形成历史欠债，造成现在事故频发。温州人来之后，进行技术改造，有些煤炭工程师是从全国各地高薪聘请来的。温州人的煤矿中，生产矿长据说最高年薪百万元。为与当地村民缓和关系，一些温州煤商还不时资助矿区村民修路建校。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有关负责人曾表示：“现在很多地方小煤矿都存在一种现象，挂着山西乡镇煤矿的牌子，法人是山西人，可真正的老板却是温州人。当初我省招商引资，引来了温州商人，他们也确实投进去不少资金，对我省一些小煤矿提高生产能力出了力。”

温州学者马津龙认为：不要在缺乏资金时，就欢迎资本进入；看到资本赢利时，又害怕它利益外流，拒绝资本。如果需要资金改造小煤矿，就欢迎温州资本；煤价上涨了，看到温州商人获巨额利润，又心理不平衡。这不是明智的态度，不但损害投资者利益，也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矿难并非都是浙商的错

近来矿难事故频发，煤炭行业牵动世人目光，“温州炒煤团”这个字眼不断见诸报端，在部分媒体那里，它被描绘成不顾矿工死活、恶性开采煤炭资源、疯狂追求行业暴利的群体。然而，“温州煤商”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

面对频频发生的煤炭安全事故，一些媒体把板子拍在温州煤矿投资者身上，温州煤商觉得十分委屈。一位煤商向记者诉苦：“安全问题是因为温州人投资后才发生的吗?其实，温州商人恰恰改善了挖矿条件，提高了安全系数。”

矿难事故与民资进入煤炭行业已无几年前的强烈对应关系。因为山西的很多小煤矿多是“独眼井”，安全条件极差。在“温资”进入后，引进先进设备，反而在整体上增大了小煤矿生产中的安全系数。原平在2003年温商进入前，只有5个煤矿生产条件符合要求。

温州很多投资者倾其家产去山西发展，最大心愿是能平安赚钱。首先就引进先进设备，确保安全生产。安全成本大概占总投资的20％。即使如此，仍有可能发生事故。

有数据显示，由于国家对于矿难事故的处罚和赔偿标准急剧攀升，在很多温资小煤矿里，安全投资已经占到了总投资的20％左右。而今天煤矿安全生产的一般投资要求仅仅是当年效益的10％－15％。如果长期以来的安全欠账不能得到大幅度的落实，那么国有和大型，并不是煤矿安全的同义词。

一业内人士指出，资本总是要追逐利泪的。在煤炭行业的巨额利润面前，如果说存在掠夺性开采、环境污染、安全意识薄弱的话，那么在今天，温州人与山西人、国有煤矿和私营矿主之间当无本质区别。他认为，矿难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高能耗的GDP增长模式与煤矿行业数十年积累的安全欠账；再就是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督缺位。这些道理，一般民众往往不能一目见底。

“封杀”之说是无中生有

一家全国性媒体曾报道了山西省长治县封杀“温州炒煤团”的经验，标题醒目：山西封杀温州炒煤团。这种“长治县模式”是利用公开竞标对煤企改制，并要求企业投入巨资进行技术改造。长治县县委书记明确解释道：“我们要封杀的并不是哪个地区的投资者，而是‘炒煤团’一味追逐利益而掠夺性开发，甚至置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于不顾的做法，这种做法如果得不到制止，给山西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办公室主任面对记者不愿意多谈。在记者的不断追问下，他说，我们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我们不管谁经营煤矿，政策是统一的，达不到要求的不管是省内还是省外投资的煤矿都要关闭，不会针对谁。“关停压产，是要通过资源整合，减少资源浪费和保证生产安全。”该局行业管理处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则明确表示，关停小煤矿并不是针对温州煤商。他说：“在打击私挖滥采和进行资源整合后，煤炭市场将会更加规范，这对于正规经营的温州煤商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

山西省经济协作办主任马建设则善意地提醒：山西省的整顿并不是针对浙商，而是希望借此机会提升整个行业的设备、装备以及技术水平。今后渐商进入这个领域的门槛被提高，但相信浙商也会随之进行产业提升和转型。

温州煤商的出路在哪里

温州煤商确实有一部分人受到政策影响而撤离了山西，但大部分温州煤商还是留了下来。

“动”起来才会好起来

来自平阳水头的王祖敏告诉记者：“我的煤矿核定的刚好在9万吨这个门槛上，现在我就希望按照

政策的标准来，要什么设备我都买，争取扩建。”另一温州煤商在原平承包的煤矿原产量只有6万吨，而通过改进技术，扩能增产，现在产量已达15万吨。而在浑源县，由于当地的煤炭属窝煤，大规模开采几乎不具有任何价值，在该县存在的40余个矿井中仅有8个矿井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生存，在浑源投资的温州商人注定无力回天。

在孝义承包煤矿的温州老板张先生则通过重组联合，同样突破9万吨限制。但也有老板告诉记者，整合牵涉到煤矿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等多种因素，是否同一地区，是否同一煤层，整合谈判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一定范围之内有几家煤矿，有山西人自己办的，也有温州人承包的，联合重组后，将可能成为山西人与温商联营的矿井。谁成大老板，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最坏的打算是与本地矿井联营，但我对此很不放心。”一位温州煤商告诉记者。令他担心的是，这种模式不仅会造成利润的分解，而且经营上的事情自己不能完全做主。以联营方式拥有5个矿井经营权的温商陈玉才说，作为外来投资者很希望组建煤炭能源集团，或组建股份制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资源拥有者(当地乡、村)对此并无热情。

民营矿主们有句口头禅：“产权不清，矿难不止。”这在很大程度上点明了问题的实质。一场关系山西煤炭产权制度的战略改革，在临汾市试点一年后，正向山西全省铺开。这对一直无合法挖煤身份的温州煤商来说，是不是新的机会？

能否真正成为煤矿“主人”?不少温州煤商有些茫然。但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当下重要的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好起来。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依照法律，当前人们对土地不拥有所有权。那么，永久性的采矿权也可能很难得到真正保障。

在记者对三十多位温州煤商的采访中，大约有七成的温商还是希望留在山西继续投资煤矿，而在这些希望留下来的温州煤商中一半以上还是抱有比较乐观的心态，他们表示：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实力，你有实力就自己去做，没实力就去看人家做。煤炭新政对各个煤矿是一致的，关键是执行起来公平。

用资本的力量将“小”变“大”

与国内大型煤炭企业联手、小型煤炭企业关并同步的，是外资对山西煤炭业的热烈追逐。

从2001年开始，山东鲁能集团也开始挺进山西，构建煤、电、铝产业链。2002年8月投资44亿元的河曲电厂，就与当地政府部门达成了协议，买断河曲境内60％-70％的煤炭采探权，一期已经投资5亿元用于煤矿开采。“十一五”期间，鲁能集团将致力于在河曲打造晋陕内蒙古黑金三角乃至全国最大煤电能源基地。

实际上，总是先有管理体制严重缺陷的市场，才有所谓投机者的跟进。温州民间资本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进入煤炭领域，无法享受到与外资企业或大型国有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只好以卑怯的姿态拱身而入，自然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强烈的不安，导致了不敢放开手脚真正沉下心来投资。在这样的环境中，温州商人成了打通“隧道”的人，因为敢于冒险，他们在某一时间段获得一些回报，而当轨道铺成之后，他们却很可能是最终利益的观望者而且更不幸的是，他们往往不能选择平静地离开，也不可能平静地离开……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研究员夏冰不赞成是山西人“逼”走温州人的说法。温州人为何不能改变小老板的思维模式，由多家小煤商联合起来组织成一家几亿元的公司来开采大煤矿呢，如果温州人不改变陈日的思维模式，他们就不可能在煤矿上有所作为。

山西煤炭工业仍将是投资沃土

夏　冰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工业基础雄厚。在未来的20至30年内，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还难以改变，山西煤炭工业收益稳定，采煤工业仍是近阶段以至今后20年最具吸引力的产业之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规范矿业产权交易市场有利于外省投资者与当地人平等竞争

山西省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矿产资源配置机制是以各级政府划拨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大量进入煤炭开采业。一般来说，政府把整装煤田即大型煤田直接划拨给国有煤矿或大型中外合资煤矿；对于零星资源，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煤矿高速发展时期，由资源所在乡村集体向政府申请开办煤矿，这部分资源其实大部分已掌握在当地乡(村)长手中。在山西，许多乡镇煤矿占有的煤炭资源规模也相当可观，完全可以建设正规大矿。

尽管从理论上讲煤炭资源是由国家无偿划拨，资源税费极低，然而在民营经济这一块，煤炭资源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在不断的流转中逐步形成市场价格。不同的资源条件，结合当时的煤炭价格，体现在乡镇煤矿不同的承包价格中。在山西，一般中小型煤矿的承包费达几百万元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在山西非国有煤矿这一块，煤矿的承包者已经按市场价格缴纳了资源费。国家当前的资源市场化改革，对外地到山西承包煤矿的投资者影响并不大，只是以前收费者是乡、村集体甚至是个人，今后将直接交给政府资源管理部门。

外地人到山西开矿，大部分是从当地人手中承包煤矿，承包价格、期限和双方权利义务随意性很大。常言道，强龙不压地头蛇，外地人一般不占优势。规范矿业权交易市场的改革措施，将有利于外地人与本地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站在平等的竞争平台上，外地民营企业家甚至有可能通过资源拍卖获得整装煤田开办大型煤矿。建立规范的矿业权交易市场是山西煤炭工业现代化的必经途径，尽管近期内既有利益格局还将延袭一段时期，但山西最终一定会建立起规范的、开放的矿业权交易市场，有实力、会经营的长期投资者在山西将得到更加公正的回报。

山西煤炭价格与全国工业发展速度密切相关

煤炭工业作为资源性基础产业，其消费弹性低，市场稳定。最近几年我国煤炭工业生产能力稳步增长，已基本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煤炭价格的总趋势将保持稳定。但是由于矿井不断向纵深延伸导致开采成本不断提高，因此煤炭价格呈小幅上升趋势也是正常现象。

多年的经验已经表明，煤炭价格短期波动幅度主要受全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影响。在全国工业高速增长时期，煤炭价格上升幅度突出；工业增长速度低甚至负增长的时期煤炭价格下降。如果全国工业增长速度保持平稳，煤炭价格也将保持稳定。

本世纪以来由于全国经济发展速度超常，同时由于安全原因大量小煤矿被取缔，导致最近几年全国煤炭价格连续攀升，已达到阶段性高水平，近阶段煤炭价格再次大幅攀升的可能性已不大。同时，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关闭技术落后的小煤矿，产煤大省通过调节煤矿的技术和安全准入门槛，可以保持煤炭总产量与需求量的平衡，进而保证煤炭价格的稳定。因此，近阶段煤炭价格暴跌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随着煤炭工业技术准入门槛的提高，煤炭

工业的利润率比前两年将大幅下降，从暴利行业退出，进入稳定盈利阶段。

近期关闭小煤窑将取得突出成效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民间开办小煤窑的历史悠久，上世纪后期小煤窑最多时达l万多家。小煤窑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在对煤矿安全、资源回收率及工人劳动条件没有硬性约束的情况下，小煤矿的利润空间要大大高于大煤矿。上世纪末煤炭市场疲软，山西的国有煤矿大面积亏损，而小煤矿尚可生存。同时，在山西的许多县，煤炭工业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山西向地方煤矿吨煤收取40元能源基金的政策，更强化了地方政府对煤炭工业的依赖。利益是地方政府极力保护本地小煤矿的根本原因。但是应该看到，通过长期不断的努力，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以安全为目的大力整顿，山西小煤窑的数量已下降到4000家以下，关闭不合格小煤窑的工作已有很大成效。

本世纪以来对小矿的整顿主要出于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国家加大对安全和环保执法力度，是小矿难以生存的直接原因。资源整合和规范采矿权市场的改革，为民营投资者建设大型煤矿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几年山西地方政府对关闭小矿、建设大矿的政策引导，也增强了小矿联营改造的积极性。以上种种有利因素，决定了这一次关闭小煤窑必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由于山西小煤矿分布在千山万壑，甚至一些村民住宅小院内都能挖出煤炭，加大了严格执法的难度。投资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仍是制约山西煤炭工业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另外，一些劣质资源不适合开大矿，一些边远山区需要开小矿供应本地居民需求，种种原因使小矿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关闭小矿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但小型煤矿产量比重将大幅度降低，外地人到山西再新开办小煤窑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山西煤炭工业将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

山西是一个地理环境封闭、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内陆省份，特别是大量中小型煤矿散布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荒僻山区，当地人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很少。浙江人能够深入山区小矿，像一股海风吹到深山，把东部先进的市场经济理念带到山区，打开了山里人的眼界，对促进当地市场观念的深入起到了积极作用。山西人十分钦佩浙江人艰苦创业的勇气和开拓市场的精明。

山西煤炭工业由于地理原因和体制原因开放程度很低。大量浙江人的进入，有利于促进煤炭工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另外，煤炭工业是高危行业，我国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技术力量，都难以在短期内把大量小矿改造成现代化程度很高的矿井。造成事故不仅仅是由于矿主轻视生命，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要认真地逐步解决，仅靠重典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近期内即使是技术先进的国有大矿也出事故足以说明其原因的复杂。山西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说明山西矿主包括在山西的浙江矿主付出了很大努力。从总体上看，浙江人的法制意识、环保意识都比山西人要高一些，山西矿难并不能归咎于浙江矿主。山西煤炭在流通领域是垄断经营，至于煤炭价格的波动，更是与浙江人没有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山西煤炭工业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煤炭工业现代化是一项宏伟的工程，这一工程需要山西和全国相关行业、相关部门携手共同努力，而在山西煤炭工业战线的浙江人已经站在第一线。山西煤炭工业以及其他行业热忱向长期投资者开放，山西煤炭工业是一片投资沃土，希望外省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

开放的山西为浙商创造了—个更好的环境——专访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金松先生

我们都知道浙商是这个时代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市场嗅觉和创业智慧为今天的中国经济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参考范本。他们在晋商故里的生存与目前山西煤政和开放大背景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山西的环境到底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怎样的土壤。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金松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记者：山西对煤炭行业的整顿是否对温州的煤商造成了“伤害”?

金松：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市场行为，煤矿经营困难时，各地政府都想法吸引外资参与解困，其中就有不少温州商人敏锐地感觉到其中商机，投资了不少煤矿。当行情转好后，大批人会跟进投资。由于山西煤炭行业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以及监管上存在的漏洞，在环境创新的背景下整顿势在必行。此时，温州煤商的经营肯定会遇到困难，尤其是后期跟进者。去年7月有位在保德投资1300多万搞煤矿的温州人，到年底的资源整合却没有他的份，他的投资将全部泡汤。像这样的情形，不是个案，但也绝不是绝大多数。

记者：那么，他们希望政府给自己一个怎样的善后?

金松：对于那些手续齐全、合法经营的应该有一个补偿的办法，听说山西政府考虑了这个问题，但具体还不太清楚。至于那些投资了证照不全的非法煤矿的，只能自己咽苦水了。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这次大整顿?

金松：整个整顿是政府根据山西能源发展的战略规划做出的，很有必要，这都是为了山西的和谐发展。山西省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可行的政策，关键的问题是一定要把政策落到实处，要有统一的说法，不能一个地方一个样。

记者：我们从市场的角度看，温州煤商投资山西煤矿，是否也暴露出他们对煤炭行业的认识不足?

金松：从市场看，煤炭行情的吸引让不少温州煤商随大流进入，而且由于目前煤炭行业的特殊性也大大降低了这个高风险行业的门槛。从政策看，多年来煤矿生产就处在出事了就整顿的阵痛中，总是一人感冒，大家吃药，而且许多人都存在着风声过后照旧的惯性思维，所以对山西的煤炭行业整顿力度估计不足，而且他们多为承包经营，直接开矿的并不多，用的还是山西原有的矿井，承包时，不少出租人也告诉他们“没事”的说法。所以他们也没有想到这次整顿会如此坚定！

记者：目前山西的开放大会刚刚结束，那您对整顿和开放如何辩证看待?

金松：我一直坚持整顿的必要性，煤炭资源是上帝赐给山西人民的财富，要这样无序地开采将把山西的老底都吃空，整顿也是为子孙后代造福。这和开放并不矛盾。整顿是为开放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目前，我们也想把一些经营好的煤矿老板联合起来规模经营和进行转型，我想环境好了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浙商来到山西。今年就有一个姓林的老板在去年撤出之后，听说山西开放的举措后，再次到忻州去投资煤矿，他感觉经过整顿的环境更适合规范的投资，他也相信能把煤矿搞好。

记者：那您认为浙商对环境有什么强烈的愿望?

金松：他们其实只盼望一个规范的市场，在不规范的环境里，他们额外应付的开销会很大，而且事实上加大了投资的风险。煤矿也是一个连续性生产的行业，不能动不动就停产整顿。

记者：您对浙商投资山西的煤矿有什么建议或者说忠告?

金松：第一、投资要看清大形势，多到有关部门咨询；第二、具备实力，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合法经营，承包、参股均可，但一定要法律手续齐全，规规矩矩做生意。

记者：请您总结一下山西的“开放环境”和浙商的和谐?

金松：我们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作为两省经贸合作的纽带和桥梁，一直在关注山西近来的开放举措，深感振奋，对山西的投资环境改善充满信心。其实山西和浙江的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以前两省多方面的合作也都不错，我们正在和两省政府沟通，建议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利用浙江多方面的优势为山西的招商引资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毕竟山西是近20万浙商，1000多家浙江企业的第二故乡，投资山西也是贯彻浙江省委“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思路体现。我们给于省长提交的建议报告，他也作了批示。我相信开放的贝西一定会为浙商提供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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