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黼在五十年代

史家金毓黼(1887～1962，别字静庵)在1928年曾写有如下日记：“去岁晋军师长傅作义死守涿州凡三阅月，粮尽食糟，力屈乃降，开城后入京，旋通电下野。百战不怯，勇也；不负主将，义也；救民而降，仁也；如约开城，信也。有勇、行仁、守义、全信，兼此四者今世一人而已，虽吴子玉不如也。兹特记之。”1927年秋冬晋奉之间的“涿州之战”使傅作义一举成名，而赋予他如此美誉，当属史家独特眼光。令人称奇的是，涿州一役尚属“预演”，真正的重头“大戏”乃是1949年1月的北平围城，傅将军作为主角，面对更加复杂也更具意义的重大决断。而此时金毓黼恰好定居北平城内，其主要身份乃(南京政府)国史馆驻平办事处主任。熟稔历代兴亡史事的金先生，此时此刻同样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1月初，原北京大学教授陈雪屏以教育部次长而代理部务，金毓黼尚不忘“作函申贺”。金与雪屏之父陈漱六乃早年东北银行业同僚，关系洽契，金后来得识北大新一代文科教授群体即多由陈雪屏引介，交谊可谓深厚。同月中旬，金氏已经到达台湾的两个儿子金长衡、长振兄弟频频来函，劝促父亲“赴台小住”，“避难”。金毓黼回复称：自己负有保管沈阳文物之责(时金氏兼管沈阳博物馆事宜)，且研究文献均存放北平，一旦舍弃“如鱼之失水”，故不能南下云云。同时，他附寄一封致傅斯年信函嘱诸儿转交，盖因“孟真新任台湾大学校长，闻于日内任事”。金毓黼与傅斯年系北大同学，曾先后请益于黄侃(季刚)门下，但二人年龄却相差九岁之多。1936年金氏逃脱“日满地域”回归中原，傅斯年鼎力助成其出任中央大学教授，并亲自证明其未曾“折节”，对此金一直心怀感激。

实则江山易主之际，走与留之间，金毓黼亦曾“心境不安，无以自决”。被学界称作“东北读书种子”的金毓黼于三十年代初期担任奉天省府秘书长、省教育厅长之职，抗战之初又一度襄理皖省政务。他依傍臧式毅、刘尚清等东北实力人物，求得读书人“学优则仕”佳境，然而他自认此等仕宦生涯不过“幕友和冷曹”而已。抗战期间，他在国立东北大学任文学院长时，由教育部长陈立夫介绍加入国民党，后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他与张继(溥泉)、于右任等元老颇有交往，不过，金毓黼的立身之本在史学领域，他的《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及《宋辽金史》等著作广受学界服膺。他自白：“余非政治界人，向以究心史事为的，故于政治向不关心。即偶尔处置事项与行政有关，然亦以学人立场行事。至于何等派系，固与余无预焉。……必深知吾者，乃深信余言之不谬，否则悠悠之口可不计也。”他曾问计于老友，友人主张“以不动为佳”。此前抗战八年流徙西南，备尝苦难，久动而思静，金毓黼决计留下来。月底，北平议和，“解放军自西郊入城，各学校皆组织欢迎队伍，街头甚热闹”。

金毓黼决定留下来，应当还有更深层原因。他的长子金长佑抗战后期在重庆创办“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左翼人士书籍，翦伯赞的史学专著即在此印行。当年金氏父子的天官府寓所恰与郭沫若比邻而居，金毓黼与郭氏互有往还，论史之外也不免饮酒作诗唱和一番。金对郭鼎堂素来看重，尤其佩服他读者众多，稿酬丰厚。北平解放之初，金毓黼在于省吾(思泊)宅再晤郭沫若，“颇能畅所欲--言”。此外，“红都”延安的史学权威范文澜也是金氏北大同学，且同出黄侃师门，平素虽少有来往，却有同窗之谊可叙。此时，金毓黼接连发函给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的范文澜，绵续私谊。郭、范二人后来即成为金毓黼五十年代供职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院、所领导。有论者认为，金先生在民国史学界颇能“会通南北”，其实还应补充一句，他也能够“左右结缘”。

十余日后，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尹达、王冶秋前来办理接管国史馆及沈阳博物馆手续，两个月后，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毓黼开始正式任教于母校，此时距他在北大毕业已过去三十三个春秋，时年六十二岁。在新政权下，最初与他接触并带来官方指示的是翦伯赞。“翦君伯赞经大连、石家庄来北平，今日上午偕佑儿来访，告余中共方面极注重研究历史，且应各守本位，惟稍改变其重点耳。其意甚美，并嘱余代邀北平研史诸公及博、图两馆人士作一次会谈，余即允为联络”。翦伯赞稍后任职燕京大学，旋即入主北大史学系，成为“主流史学”之领军人物，他所讲“惟稍改变其重点”一语，预示学术界的某种变革即将到来。同年五月，范文澜来北大讲演“谁是历史的主人”，“范君讲后，又与大学同人开座谈会，前后凡四小时乃散”。九月，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来北大史学系座谈，议题为“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之长?’’此类“宏大叙事”，对于习惯于排比文献资料的金毓黼而言，似乎显得深奥与空疏。

解放军入城翌日，金毓黼便开始学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记录下毛在延安节俭事例，闻听这位新领袖也常读《文选》、《资治通鉴》二书，甚感惊异。他明白，新社会治史讲究理论根基，因而攻读政治经济学，参加“大众哲学”讲座，听何干之讲“社会发展史”。他评述：“近日所知之新作者，一为陈伯达，一为艾思奇，皆能原原本本，实事求是。”在学习苏联的氛围里，金氏“阅《联共(布)党史》，乃苏最标准之教本，简要精当”。显然，已经学有所成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经历一场“红色启蒙”。金毓黼还观察到，昔日门可罗雀的阜成门内鲁迅故居节日期间竟“万人填巷”，“鲁迅先生身后之名大于生前几倍”。而在北平艺专作品展览中他见到一幅讽刺胡适的漫画，题曰“过河卒”。

对于新政权，金毓黼初有感受：“近来政府举措。皆先人而为之，有蓬蓬勃勃之气，此旧政府所绝无者也，其能制胜一切绝非偶然”。而他自己“近日屏去俗冗，专以理稿，极感畅快。往日营营于人事酬酢，无聊之至，不如今日远甚”。他雄心勃发，计划撰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考证》、《民国史纲》等书，也有意将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由东北地方史扩大到革命史方面。他整理撰成袁金铠、杨宇霆、郭松龄等人“别传”，其中对相关史事颇能断制，如“自王永江死而(张)作霖之业衰，自(杨)宇霆被杀而奉事乃不可为”。1950年初春，金毓黼拜访章士钊，“谈及李大钊故事”，随后又“邀张申府来舍谈李守常轶事，颇有所获”。他没想撰写一部李大钊传记，首先从《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写起。从后来的情形观察，金氏这个“敏感选题”无果而终，大概遇到某种障碍也未可知。

他的民国史撰述也不顺利，同年六月日记称“近一年来刻意经营者只有《民国长编》一事耳。余欲以编年体写近四十年史事，为之不为不勤，时时以此旨向人流露，盖罕有视为盛德大业而乐为之赞助者”。金毓黼对自己的撰述能力一向自信，而今遭遇“冷落”，却是始料未及。倒是承接集体项目，更易于见效。1950年10月3日，“翦伯赞先生邀午餐于萃华楼，嘱余编太平天国史料丛刊。是日有徐特立先生及范仲尘澐(文澜)、陈援

庵、郑毅生(天挺)诸君在座，又有上海神州国光社经理俞君巴林，即承印史料丛刊者也”。金毓黼主编的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卷，其后如约面世。

这年秋天，金毓黼感觉自己暮气渐深，其自述：“老来畏事并学问亦畏之矣。盖胸中荒伧如不识字之农氓，闻人谈一二事皆茫然莫知置对，诚不知其何以至此!以故往日喜淡学问，今乃一变而畏谈学问矣，宁非一大怪事耶!”最明显的是，他几十年来孜孜为之、视为“良友”的日记竞也兴致大减，“往往月余不一顾”。金氏日记从1920年至1960年，前三十年间仅因疾病有数月中断，而后十年却“残破不全”，许多年份付之阙如。“日记渐废”，金自称“因患脑病”(失眠症)所致，实则与精神状态和环境变化大有关联。院系调整前，金毓黼在北大、辅仁两校授课，其讲义改用白话文，素以文言见长的本领只得搁置。他不由得记起昔日中央大学同事中一讲授“森林学”的老先生，年已笃老而不肯退休，人们深以为怪，“今乃及余之身，岂在他人眼中亦以之视余耶?”金先生的敏感与多虑，除衰老因素外，可能还缘于社会“知识体系”的变换。

在北大任职的两年，金毓黼尚感愉快。他欣赏年轻教师邓广铭(恭三)勤勉治宋史，视为“畏友”。而时常往来者，乃中文系教授罗常培(莘田)。当年金氏在中央大学时即“闻沈刚伯言，北雍群彦，以罗君为最冠，盖以究通语音、乐律为专门绝学故耳”。金、罗二人话语投机，灵犀相通，金氏透露：“罗君莘田于余屡有启发，极感其谊重，每一晤而必能快意而返，此非可论于牝牡骊黄之内也”。可知交情不浅。1957年春节，友朋拜年，金毓黼“思及罗君莘田，半载未晤面，不能往候，修函致敬而已”。此时罗常培已病体沉重，一年后去世，年仅五十九岁，亦可谓盛年早逝。

1952年10月，在院系调整中金毓黼转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担任研究员。此前的思想改造和忠诚老实运动，金氏以“历史复杂、过咎丛多之身”“洗澡”过关。当时他自我检讨：旧社会“我只知道有人提携我，我就感念私恩，有人做了我的上司，我就甘心做他的忠顺奴仆。我以这样的思想进入新社会，就时时受到它的限制，而得不到开展”。他乐于到近代史所工作，表示“要做一个人民史料专家”。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协助范文澜所长写作《中国通史简编》，乃金毓黼的一项任务。1945年4月间他初次读到范氏《中国通史简编》，几乎难以接受，认为“范君本为北京大学同学，又同请业于蕲春(黄侃，湖北蕲春人——引注)先生之门，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亦是大为可怜者”。当年那般超然犀利，到如今他反而要依靠老同学“讨生计”了，世事无常，命运也含着幽默。

到了1955年，金毓黼行事已变得相当谨慎。试举一例：“余君雪曼，重庆人，早肄业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正黄季刚主讲之日，与余前后同门。前十六七年余避日寇入蜀，始与晤面，未几在三台东北大学同教二年。四川解放前，雪曼夫妇忽适香港，以文学艺术教人。近几年屡以所印书画小册寄余，余从未作一字之复，实因雪曼在港思想行动如何，无从知之；且祖国前途一口千里，何不回国内服务，寄居异地等于流浪，其意何居，余实不解。近几日忽又来一明信片，寥寥数语，问余健康情况，但余仍置而不复，并以此片示所内同人知之”。于今看来不合人情，当年至少可自保，所谓觉悟已等同禁锢。这一年，金毓黼个人不无所获，他的《中国史学史》再版之事取得进展。该书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加印两次，已近绝版。金氏拟修正舛误，重新排版。他“商之刘君大年，以为可行”，遂与中华书局联系，约定书稿整理完竣“经刘大年同志阅定之后，即可送交书局”。刘大年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可知学术著作须经主管领导审阅始可“放行”。

1956年风调雨顺，一派祥和气象。元月里，金毓黼与同事们到首都剧院观赏梅兰芳、姜妙香主演的“奇双会”，梅年六十，姜年近七十，却“不减盛年”。二月上旬，国务院机关事务局邀请科学教育方面高级知识分子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京剧晚会，到者近千人，金毓黼亦在其中，毛主席、周总理均出席，先后演出“花果山”、“贩马记”、“档马”、“萧何月下追韩信”四剧，周信芳、俞振飞皆有上佳表演，“观至夜十二时始散”。金毓黼发现“今年与往岁大不相同，市场供给食品甚丰，而需求者骈肩累足而至，几有不暇问价触手即尽之势。我以欣欣向荣四字形容今日社会之繁荣，不能不谓为恰当”。农历新年，人们心情愉快胜于往年，本已日渐凋敝的琉璃厂文物市场电有复原之势，金毓黼约同于省吾、石剑晦等东北老友聚餐森隆饭庄，感觉“口味极佳，此近几年所未有也”。金氏感悟道：“列宁说：‘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由此语可知，电气化为共产主义社会之美好远景，必须经过集体化，合作化，进到机械化，以达到电气化，而社会主义才算建成，以进入登峰造极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年“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金毓黼受邀天安门观礼，年近七旬的老人“躬逢盛典，见祖国隆盛至此，不觉感极而泣”。

历史学科规划小组来函，要求填报今后几年编撰出版计划。金毓黼一口气填写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国近五十年碑传集》、《中华民国时期职官表》、《中国史学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及长编拾补》五个项目。该计划稍加修订，范文澜所长便予通过，范老对年长自己六岁的同门学长还是颇肯关照。其时，金毓黼力图凋整治学重点，从近代史回归古代史，他感觉“一旦改研近代史事，便觉茫然失据，新知未立，旧闻已捐，成为妙手空空家徒四壁之人，……决计将研史重点放在隋唐五代及宋辽金诸史上，即为避短就长”。他私下里感叹：读古史“则乐不可支，治近代史则俗不可耐”，“余常思多读新书以矫已病，但仍常与旧书为缘，置新书而不读”，先前追求理论的热情已然退潮。不过历经战乱和流亡，他确感：“优游于和平环境中，安心读书研史，并从事述作，诚为人生不呵多得之机会。今日所处之境，即为我生平之黄金时代也”，因此他每日工作七、八个小时，从不懈怠。只是“杂事”干扰渐成常态，他抱怨“每周日力大半消耗于非主要业务之中，如何能完成任务?”以至为此“焦虑万状”。年终总结，他合计发表文章十三篇，算得高产记录。

作为文人，金毓黼喜欢逛书肆，时常邂逅北大教授向达(觉明)，二人畅所欲言，少有忌讳。文献学者王重民就一东北史事来函询问详情，金复笺怍答，若掌上观纹，如数家珍。而在近代史所，金毓黼欣赏荣孟源。“荣君孟源为研究《史通》版本，从《玉海》所引《中兴书曰》寻出《史通》逸篇有五，可谓极搜索之能事矣”。荣乃来自解放区的“老同志”，却非党员，专业能力强，活动能量大。随着共事日久，金氏称赞“荣君为博通古今之士，与我辈气谊相孚”，“每与倾谈，辄有相得益彰之雅”。金、

荣二人为出版太平天国资料之事，同访罗尔纲，配合默契。为扶掖后辈，金毓黼将自己所藏王惟俭《史通训故》残本三册、纪昀三色笔批点《史通释》八册赠予荣孟源，“以其方纂写《史通校注》，不无裨助，亦宝剑赠壮士之意也”。荣则介绍人民出版社编辑给金，以助其出书。文人间彼此欣赏，不忘礼尚往来。与学界朋友相处，相互讲话尚放得开，可是1956年岁末金毓黼却提醒自己，在集体会议场合“不可作无准备的发言，为今后切实遵守的一项”，便有些特别意味。

1957年7月8日，范文澜在近代史所作反右派动员，二十天后，全所开会批判右派分子荣孟源，整个8月上旬几乎在反右会议中度过。金毓黼对事态变化心理准备不足，他的几次发言明显“火力不够”，更像民主生活会上的一般批评。他指出，荣有些急于成名的功利思想，行事不免张扬，与经历相同的“老同志”形成竞争关系，甚至以为与某位党员对立并非反党行为，其言行有不当之处，“但我决不因此而对荣君失去希望，可以肯定他有一定的基础和一定的才能，一旦他能彻底澄清其急功近名之念，而以大德大才自勉，仍然不失为一位好干部、一位具有…定条件的史学工作者。……此是我以朋友关系，致以忠告善道而致以最后的希望”。不可思议的是，恰在反右高潮之际，金毓黼“旧疾复发”，严重失眠症再度袭来，“夜心绪恶劣，几乎彻夜未眠”。连续失眠引发其他病症，他一度失去治疗信心，甚至写下“遗言”，交代后事。范文澜所长亲来看望，“慰问备至，厚意可感”，JE在接受批判的荣孟源也前来问候。应当说，金先生的失眠症与五十一年代频繁的各利，政治运动之间有着明显对应关系。

即使经过了反右运动，金毓黼对于“右”字号朋友仍一如往昔，并未疏远。他与荣孟源保持往来，切磋古代文献。他编纂《太平天国史料》时，向达、王重民将他们在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抄录的相关文件悉数提供编入，该书初版卷首，金氏曾作郑重说明。而某书局再版该书时，因向、王二人已列名右派，要求除去其名。金毓黼执意不肯，坚称：“此书材料之来源，悉出自两君，若没其不言，几同于余攘为己有，余不肯为，亦不忍为也!”因而与出版部门形成僵局。当年经金先生之力而调入近代史所、并一度作为其助手的那位年轻学者，后因成果署名(与金氏本人无干)分歧而反目，公开指金先生虽“在政治上不算右派，而在学术思想上则属于右派”。对此，金毓黼爽然“笑纳”，不与论辩。其耿介之为人，令后世敬重。

五十年代后期，亲友们向金毓黼借贷求助之事增多，金氏本人也将所藏《明实录》一套售出，换取现钱。市面上抄书用的纸张缺货，以至“无处可购”。进入1960年，他“欲购菜豆芽或新韭菜，至市上多处觅之，不能得”。北京市场久缺豆腐，即偶有之，亦质劣难吃，东北老家寄来黄豆面，他庆幸可自制此物矣。金毓黼所居东城马大人胡同寓所，房舍多间，一日，街道工作的几位妇女前来交涉，要求金家让出几间充作公用，遭婉拒后，斥曰“太享受”!不久又来，金的同事出面解释，方暂告平息。4月某日，金氏“午前在同盛福购白灰八十斤、麻刀五解，为备修补住房。但未觅得工人，只好俟之”。人们不会想到，京城街市上这位等待修缮工人的老者，乃是中国科学院之高级研究员。两年后，金先生病逝，终年七十五岁。

老辈学者夸赞金毓黼笃守黄侃治学之法，能传季刚先生之学。金氏本辽阳一农家子弟，靠聪慧与勤勉，跻身现代学林。他仿效晚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体例”，其早先日记颇能尽兴发抒，月旦时贤，四九年后笔力转弱，每有“漏记”。故而金先生笔下之五十年代社会情状，如管中窥豹，斑斑点点而已。

(金毓黼：《静晤室日记》，全十册，辽沈书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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