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教授：是真名士自风流

1938年4月28日，一个来自长沙的学生 旅行团即将步行抵达昆明。那里便是他们两个 多月长途旅行的终点了。

在开始最后一段行程之前，旅行团得到通 知：他们之前所属的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更名为 “西南联合大学”。风尘仆仆的学生们换上干 净整齐的衣服，佩上军章，阔步向昆明前进。

193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欧洲，法国举 办了世界杯，意大利卫冕，二战还未开始。在 中国，一个又一个城市陆续沦陷于日军铁蹄， 蒋介石下令掘开了花园口大坝，黄河泛滥……

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了艰难而卓越的8 年光阴，其首要目的是奋力图存，这一诉求与 当时中国的命运亦息息相关，更为珍贵的，则 是西南联大当时的学术自由氛围与兼容并包的 通才教育，以及它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出的一 批优秀人才。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当时那批堪称传奇 的联大教授们，密不可分。

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

七七事变的枪声虽然来得突然，但早在 “九一八”事变之后，象牙塔里的知识精英们 就已经意识到，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课 桌的日子，或许并不遥远。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年前，考虑到 华北未来的局势，保卫清华、北大和南开这三 所高校的机制就已经开始运转：清华于1935年 着手准备，当年就在长沙设置了两个研究所， 清华工学院也开始把相关设备打包运往南方。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当时特 有的现象。随着战火迅速蔓延到华北各地，一 所又一所大学迁往内地。1941年初，战前114 所大专院校中，已有77所迁往内陆，其中也包 括1938年来到成都华西坝的“五大学”。

1937年春，当清华开始认真寻求避难所时，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著名教育改革家） 承诺：如果有大学迁到湖南，他一定全力支持。

这样，长沙被选为设置临时大学的应急之地。

当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后，一切计划都不 得不陆续化为行动：1937年9月10日，教育 部颁发命令，成立两所臨时大学，一所设在长沙， 由北大、清华南开和中央研究院组成，另一所 设在西安。

然而，人们都没有想到，日军攻城掠地的 速度如此惊人。

1937年11月，南京陷落，运到长沙的伤 员越来越多，日军的轰炸也越来越频繁。战火 烧到了象牙塔里的课桌边，许多学生几乎无心 学习，甚至提出调整战时的课程设置。

校长蒋梦麟赴武汉请求：把学校进一步南 迁，迁往昆明。

1938年1月19日，临时大学正式宣布南迁。 虽有600多学生退学或参加抗战，依然有五分 之三还多的学生准备去云南继续学业。一部分 学生（主要是女生）坐船从海路绕行，另一部 分学生则勇敢地用自己的双脚，一路从长沙走 到云南，行程16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史无前 例的知识青年之远征。

1938年12月，西南联大终于开学了。这 所三校联合的大学，拥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五 个学院和二十六个系。成为战时中国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当时西南联大的正、 副教授，大约有170多名。

中文系：刘文典

烛光中讲红楼，皓月里说《月赋》

若要说到在西南联大任教过的人文学者中， 学问成就最高、最受同行们敬仰的一位，当然 莫过于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如 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古波斯文、 希伯来文等，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吴宓、 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当时都常常和学生们 一起，认真地去旁听陈寅恪讲课。

只是可惜，他在西南联大待的时间不长， 1938年来到昆明后，第二年，牛津大学聘请他 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据说他 接受聘请，很大程度上是想去英国治疗自己多 年眼疾。

将他与刘文典放在一处说，源于这位狷狂 书生对陈寅恪的极度推崇，以及刘文典那句流 传甚广的“价格比较”一一当他听说联大当局 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陈寅恪 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 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 毛钱，他是我的学生，连他都要做教授，我岂 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这种偏见，大概与他自己一意钻研古典文 学，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有关。他认为“文 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 问他可知道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 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道：“我没听说过他。”

更出名的一个“段子”，则是某次大家跑 空袭警报的时候，刘文典想到陈寅恪身体赢弱， 视力不佳，行动更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 赶赴陈的寓所，让学生先搀扶陈往城外躲避， 连连说：“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据说当时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 过。刘文典面露不悦，对同行的学生说：“陈 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 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刘文典最出名的学术成就是关于《庄子》 的研究，以及为《淮南子》作注，但他在学生 中最受欢迎的课，还是听他讲《红楼梦》。

有一次，原定他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讲 《红楼梦》，后因听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 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 席地而坐，等待开讲。

渐渐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 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 从容饮尽一盏茶后，他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 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 筐！……我讲红楼梦，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 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

月光下，他吸着烟斗，给学生们讲林黛玉 和薛宝钗，他认为，这两位女子的生活，代表 了人类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听众们听得几乎 呆住，完全沉浸于此人此情此景之中。

刘文典上课时，若是讲到得意处，几乎不 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有 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 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 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 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周三是阴历 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

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 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生动形象， 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一位 学生回忆说，“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 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 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 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刘文典）说 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 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 上一般。”

历史学系：雷海宗

每个细节，都是他脑中大厦的砖瓦

若说联大最受欢迎的历史学教授，雷海宗 一定是名列前茅。

雷海宗主讲文理科大一学生共同必修课“中 国通史”。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博闻强记， 精通多门外语，是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 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 得欧洲史博士学位，用英语教材讲授中世纪史， 经常用英语板书。他记忆力惊人，上课堂从不 带片纸只字，对历史人名、历代重要人物的生 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娓娓讲来如 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

对他而言，每个史实细节，都是精心设计 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一砖一瓦俱有其归属 与作用。特别是当他讲到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时， 简直是身临其境一般。雷海宗授课精湛的名声 迅速在学生中广泛传播，以至于在他讲课时， 许多旁听的学生或校外人士闻风而来，能容纳 约200人的大教室，熙熙攘攘坐满了人，座无 虚席，窗外也站满了旁听的学生或迟到没有找 到座位的选课生。真是一时之盛。

但雷海宗讲台上最悲壮动人的一幕，其实 发生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之后。

1962年初，雷海宗抱病重上讲台，讲授外 国史学名著选读、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其中 后者还是一门新课。

这时，他患慢性肾炎已经三年，严重贫血， 全身浮肿，行走困难。可他仍然用颤抖的手， 亲笔拟就“外国史学史讲义提纲”，让助教用 三轮车带他到教室上课。

当时曾在台下听讲的一位学生回忆道：“上 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 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 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 恻隐之心……那一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 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 振作起来了，与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

“他讲课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 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腊文。他端坐在椅子上。 每当助手写完后，他头也不回，把拐杖往后一甩， 有时打在黑板上，然后大声地念着，像朗诵一 样，那浑厚的男中音依然那么好听。看得出来， 他很兴奋，甚至有些忘乎所以……他讲课口若 悬河，很有风度，知识面之宽，文字学之精， 着实令人叹服。”

课后的雷海宗，重回疲劳与虚弱。在助手 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 “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 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课。

化学系：曾昭抡

破衣烂衫，徒步穿越大凉山

虽然不及西南联大的人文学者们那样出名， 其实理科学院的几位教授也颇值得纪念。其中， 来自北大的化学教授曾昭抡，也是极受学生们 爱戴的一位人物。

曾昭抡留给联大师生们最鲜明的印象之一， 就是他的不修边幅，他常穿一件带污点褪了色 的蓝布长袍，有时套件似乎总是少颗纽扣的白 衬衫，他的一个学生曾回忆：从自己1943年进 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 先生，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 “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洞”。

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关于他的怪 癖传闻很多。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 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 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 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 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 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

曾昭抡的步法也很独特：总是拖着脚走路， 发现时间不够时，便会突然小跑起来，他一旦 这样做，就意味着上课要迟到了。虽然在生活 和行为举止上，他仿佛总是心不在焉，但在学 术和工作上，曾昭抡从没有半点马虎。

结合当时的时事，曾昭抡率先开设国防化 学课，他的教学大纲几乎全是关于应用化学的。 他讲解毒气的时候，会直接把毒气分类，给学 生们指出对付各种毒气的面罩。早在1938年从 长沙到昆明的路上，他也是随身携带防毒面具， 并且走路从不抄近路。

对待学生，曾昭抡淳朴谦和，很容易和大 家打成一片，跑警报到了野外，要烧饭的时候， 他会和学生们一起捡柴火。他也是联大教授中 为数不多的、在昆明时期到过成都的一位： 1941年，曾昭抡带领地质系、化学系和生物系 各一名学生，历时七十天，徒步穿越大凉山地 区，一路参观矿厂、化工厂、酿酒厂、兵工厂等， 最后到达成都，参加在华西大学举办的中国化 学学会的年会。

年会上，他仍是一身沾满泥点的破长衫， 戴着呢帽，穿着草鞋踏上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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