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念、知识结构与学术实践对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性

摘要：学术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知识的维度和广度，决定了我们能否在学术实践中认清事物的本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学术成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比较，会发现音乐史研究从最初的文献到文献，再从文献逐渐走向田野，从音乐本体史料的分析到音乐外围史料的分析，从单一论证法到多重证据法，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交叉，都是随着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学术实践的不断推进，音乐史才呈现出多视角、多方法、多学科的研究理念。因此，研究中理清学术观念、知识结构、学术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对音乐史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学术观念 知识结构 学术实践 音乐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20-0018-04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国家，自古就有编撰史书的传统，大到官修正书，小到私人书目，王国维曾经评价：“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1]。二十四史中对音乐的记载有“乐志”（或“礼乐志”“音乐志”），可见古人用文字来记录历史的发展，通过静态的方式呈现给世人，记录历史的材料是否就是历史的原样，需要我们去求真求原。这就需要我们运用最新的学术理念、学术思想对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回到历史现场，整体把握。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每一次思想革命和技术的革新都能带来新理念、新方法，指导研究者不断改进既有观念，进行深入挖掘新材料，也有对既有史料重新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的解释，一次一次的反复讨论甄别，得出实践成果。

一、20世纪音乐史研究的学术观念

中国历朝对重视对历史的记载、承袭，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史料典籍，加之文人雅士的各类稗史、笔记等可谓“史料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2]。其中就有许多音乐史料，上至官方正史，历代艺文志，下至民间小说杂记均有记载，这些史料都为我们了解古代音乐概况，为探求古代音乐风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以往的史学研究大多注重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早期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基本上是从文献中寻找音乐史料进行分析解释，较少的关注当下的音乐遗存。如20世纪第一部中国音乐史著作——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该书内容简略，许多内容尚未展开，在有限的篇幅中大量摘录了音乐史书中有关音乐家伶州鸠、师旷、杜夔、万宝常等音乐家的史料。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写法上也是先引用文献史料，然后逐条进行解释和分析，最后再阐述自己的看法。

20世纪中期以后音乐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把精力投入到基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能仅仅依靠死的文献资料，而必须像人类学家一样投入到田野中进行考察、采风，了解我们音乐“活态”的生存现状。不断涌现出大量的研究者把热情和精力投入实地考察的群体项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田野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老一辈学人躬身实践，从堆满文献的书斋里，走向广阔的田野，将音乐史的文献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运用到对音乐史的研究。如20世纪50年代杨荫浏对苏南吹打的研究，不仅引用了古代文献对这一乐种的记载进行考证，还亲自参与录音记谱的实践工作，采用民间艺人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佐证，证明这一乐种大约在16世纪就流传于该地。对民间艺人阿炳的录音采访更体现了一个音乐学家对民间音乐的敬畏之心和作为音乐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正如张振涛老师论文集里对音乐研究所的民间考察的评价：“他们记录下了传统文化尚未遭受冷遇、原生艺术像原生坏境一样尚未遭到破坏之前的实情。他们看到了我们今天看不到的民间艺术，遇到了我们今天遇不到的民间艺人，听到了我们今天听不到的民间音乐。他们没有看看就散，听听就完，看了之后把应该写下来的写了下来，听了之后把应该记录的记录了下来”[3]。

正是因为这些音乐学家敏锐的眼光和时代敏感的学术观念，我们才能听到“用跪的方式”来聆听的音乐——《二泉映月》，正是因为他们才能发现民间乐种打击乐牌子中隐藏的数列性结构逻辑。可以说从案牍到田野、案牍与田野相结合的学术观念已经成为音乐史研究最重要的指导理念。

二、学术观念影响知识结构的调整

在“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口号感召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面貌，新的学科从西方被介绍进来，学科独立的意识得以增强。在这样的文化潮流下背景下，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自序”中所言：“尤其是先民文化遗产，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音乐史，亦先民文化遗产之一也。其于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固胜于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国之‘快邮代电也’”[4]。可以看出王光祈从事音乐的研究和写作是想来复兴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音乐文化，用音乐来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走向民族自觉。因此，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受到西方进化论观念的影响，编撰体制按照进化论的历史发展观来书写音乐史，第一章：编书原因；第二章：律之起源；第三章：乐律之进化；第四章：调之进化；第五章：乐谱之进化；第六章：乐器之进化；第七章：乐队之进化；第八章：舞乐之进化；第九章：歌剧之进化；第十章器：乐之进化[5]。某种程度上说这部音乐史改变了以往按朝代更替作为划分音乐史的体例，作者从另一个视角来写音乐史，在当时西风东渐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编写内容上对苏祗婆三十五调的研究，对燕乐音阶的研究，对各种古谱的研究，都是新颖独特的，无论是框架构思，还是对音乐材料的见解，都为后来的音乐史编写提供了借鉴。此外，它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注意到音乐史前后发展之间的关系，把“进化、发展”的音乐历史面貌呈现给读者打破了朝代格局，也打破了音乐性质形态的框架，在中国音乐史学史上都具有创新的特点[6]。说到中国音乐史不得不提到杨荫浏前辈的《中国音乐史纲》（简称“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简称“史稿”），前者继承了我国古代‘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与乾嘉学派的学术精华，同时又吸收了现代西方文化系统分类研究的科学方法，体现出思维逻辑高度缜密和学术内容高度浓缩的特色；后者则是杨荫浏在学习了马克思和毛泽东思想，在唯物史观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7]。《史纲》采用了粗线条的“编年体”的框架结构，“全书分为‘引言’、一，历史的音乐观；二，上古期：远古至战国；三，中古期：秦代至唐末；四，近世期：五代至清末；六，结论；七，尾声”[8]《史纲》把“历史的音乐观”放在全書的第一章，并把这些音乐观作为对历史分期的依据，可见杨先生的独到，超乎前人。而采用“人们对音乐观念的反映”来划分音乐形态的依据同样在学术上视角独特。《史稿》同样继承了《史纲》的编排模式采用了“编年体”的框架结构，按照历史朝代顺序编写，对整个历史脉络有着清晰把握，运用文献考证和田野考察想结合的研究方法，引古论今，旁征博引，通过“逆向考察”与当下民间音乐活态遗存，考证古代音乐历史的状况，在篇幅内容上也比《史纲》大为丰富，（《史纲》342页，《史纲》上、下册1070页）。《史稿》在《史纲》的基础上把中国音乐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迎来了“以音乐为中心”研究音乐史的新时代，这主要是随着学术观念的转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历史新阶段，知识架构更为宏观，资料的占有量也更加丰富，谱例恢宏，完整曲例达到84首，改变了哑巴音乐史的面貌，至今成为中国音乐史有力的代表作。

三、学术理念的更新、知识结构的调整为学术实践（史学研究）添砖加瓦

现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对历史整体的解释……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采取多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9]。当下历史研究学者自觉的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与西方的人文研究思想和科学的研究理念相对接，培养了历史的反思精神。在新的学术理念的引领下，催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得到拓展，视野逐渐开阔，后辈学人不仅在继承前人的学术研究理念和学术传统基础上，自觉地运用多学科理念，走向历史现场，踏勘史迹，采访耆老，搜集文献与传说，进行具有深度的密集讨论，连接过去和历史，对于引发兼具“历史感”与“现场感”的学术思考。项阳就是其中的代表学者之一，《山西乐户研究》就是在整體理念的关照下，乐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一社会群体，置于中国的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统一到制度的层面从整体上加以考量。以往我们过多的强调对音乐形态的研究，而忽视作为音乐传播的主体的乐人与王朝制度想联系，缺乏整体意识。任何一项研究成果的出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步一步的学术积淀，使学术的迷途逐渐变为通途。音乐史的研究涉及跨学科领域的知识，综合大学的学科优势对于知识结构的调整有很大的帮助，再加上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努力，拓宽研究视角，数十年田野考察功力，史料与田野结合，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在场”强调多学科共同协作，对研究立体把握，“回到历史现场”方能感受体味历史的“结晶”和“缩影”。“乐籍制度”的辨析，存在一千又数百年的乐籍制度从产生到消亡的历史脉络，“接通理论”将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形态与当下传统某些活态接通。“这种音乐动态的发展思路，音乐存在方式的“历时”与“共时”性的理解，音乐文化的整体认知，整体宏观把握历史脉络与微观切入展开历史研究，在历史纵向维度与广阔空间中寻找学术研究支点”[10]。因此他提出研究音乐史的九个接通理念，为我们学习和感知历史上国家制度与当下活态传承、多种功能性用乐之与当下存在的意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四、当下学术理念和研究视角多元发展的思考

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及从西方引进之人文社会科学的初具雏形，王国维作为中国学术研究实现现代转型的第一人，对后来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以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学术思潮影响下，中国学者用西方学术知识体系研究中国本土音乐，把“比较音乐学”传播到东方的第一人。经过一波又一波学者、思想家、理论家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中国本土学术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各学科互相借鉴，形成“学术共同体”，为促进学科建设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打开了新的思路。但是当下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局限。

（一）唯文献论

文献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但是，过度强调文献史料、唯文献论，把文献解读成历史的唯一依据，史料记载的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缺乏详加考证，往往会使我们的研究不深入，陷入误区。随着文献史料在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音乐文献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对史料的考证需要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全方位的进行考证，不仅仅要尽量反映历史原貌，还需要进行时代性的阐释。

（二）受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导向的影响

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普遍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学者王国维看来，中国理想的学术发展态势应是“必须一方面吸输入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1]。任何研究历史的学者都不可能脱离所处的时代环境，都不可能不受到社会主流观念的影响。比如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分期，各学者撰写的中国音乐史都接受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廖辅叔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就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来划分，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之体例。黄翔鹏先生则主张根据音乐的形态特征来进行古代音乐史的分期，提出中国古代音乐的三大历史阶段：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再者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对已掌握的史料在运用时必定要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价值判断与学术研究中能否整体把握 ，在历史语境中去解读。

（三）宏观、微观把握不足

宏观、微观研究的概念，范围很大，包括时间的、空间的，还包含了研究思路的整体考虑和局部分析。近些年有关中国传统音乐区域研究论著越来越多，年轻的研究者步入学术之门时提交的论文，往往是区域音乐的研究，那么区域的“微观”研究是否与“宏观的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在对区域性音乐文化做细致深入研究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在视野上宏观把握。《山西乐户研究》研究者虽然将视角投入山西，然而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而是置于整个国家社会历史场景中，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置于对王朝典章制度深刻了解的知识背景下，宏观把握两个制度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保证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性。因此，研究中国音乐史需要研究者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同时切入方能使研究深入。

五、结语

学术观念在研究中就像是方向盘，引导研究者不偏不倚，知识结构在研究中就像助推剂，只有知识储备丰富，才能使研究更透彻，不至于有“隔靴搔痒”或者“削足适履”的偏颇。我们在既有的学术成果上应该反思我们的研究思路，音乐史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应该有急迫感，我们的学术需要发展与进步，应该增强学术的敏感性，调整知识结构，戒骄戒躁，潜心学术，开拓进取，继承前辈创造的优良学术传统，这样我们的音乐史研究才能不断的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张振涛.风声入耳——张振涛音乐文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5]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4.

[6]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7]孔培培.晴川集——孔培培音乐学文论[M].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10.

[8]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M].上海：万叶书店，1952.

[9]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6.

[10]王志军.历史发展与反思：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学术方法与研究之关系探赜[J].中国音乐学，2015，（01）.

[11]周国栋.为“中学”寻找价值依据——王国维学术观念的一种新解读[J].中国文化研究，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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