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英雄史观的合理性与不足

摘 要：在世界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使用的都是以记录人和事为主，通过记录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的重大军政事件来构成历史的主体。也正是因为历史的主体是记录人和事，而记录者通常又是一些在宫廷内任职的史官，这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以记录重大人物为主的英雄史观。本文旨在通过从英雄史观的形成以及从社会各个角度进行分析，对英雄史观的合理性进行初探；同时也对进入近代以来英雄史观的不足进行一些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英雄史观；合理性；缺陷

1 英雄史观的由来

“对英雄的颂扬是先民传述历史的最古老的形式。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曾有过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颂扬的方式在阶级社会里还被继承下来。”[1]抛开民族的发展过程不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说，英雄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论是岳飞、马援、戚继光，还是亚历山大、查理曼等人，都是我们小时候所崇拜的对象，是我们小时候的榜样。从孔融让梨到黄香温席，我们从小时候开始认知事物的时候便开始接受一个又一个英雄人物的故事。胡克曾经这样说道：“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用伟大人物——神话上的人物或现实生活里的人物的勋绩，向青年表现出来的。”[2]可以这么说，由于对于世界认知的不足，人类的童年时期是由神话和英雄的故事陪伴的。而每一个人的童年时期，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是由神话和英雄的故事陪伴成长的。

2 英雄史观的合理性

英雄史观可以说不仅仅是因为人类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作为当时掌握大多数生产资料的统治者记录历史必然会使用的一种方式。原因并不难理解，很多记录历史的人本身就是被政府雇佣的公务人员；政府通过设置史官以记录帝王之事，而帝王之事无非政治斗争、对外战争等这些每个朝代都有的事件。历史是由人写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执笔者难免会在一定范围内对于一些人进行美化；而对于另一些人，则有可能会进行丑化。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晋书·文苑·袁弘传》中所说的：“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然则三五迭隆，历代承基，揖让之与干戈，文德之与武功，莫不宗匠陶钧而群才缉熙，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3]可见古代史官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些“偏心”。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不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洪武永乐、康熙乾隆，当一个统治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帝王以及他们手下主要的得力干将确实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原因就在于，统治阶级在那个年代掌握了非常多的社会资源，而统治者本身也较为贤明、睿智。与之相对应的是当时的民众的自我意识还未觉醒。正如黑格尔在其代表作《历史哲学》中所说的：“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4]

我们从黑格尔的这段描述中，其实也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当时的大多数普通民众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或者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底层的劳动者就没有自我意识，不论是带有自我意识觉醒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是带有迷信色彩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其实都表现出底层民众对于历史的一种看法，那便是最普通的人也可以创造出不平凡的历史。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以前的历史学者往往在记录丰功伟绩的时候忽略了所处时期的阶级性，“我们所评价的历史人物，都是阶级社会的人，阶级社会的人必属于一定的阶级。自从有阶级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尽管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属的阶级不同，但他们总归属于一定阶级的。”[5]

我们在介绍一些历史人物，如李鸿章、曾国藩时，总会强调他们的阶级属性，强调阶级成分固然会使我们对历史事件有深刻的认识，但是过分地强调阶级成分，只能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次要的地方上。有时我们甚至会忽略这些历史人物所作的贡献，这同样是不可取的。“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批判英雄史观时指出不是杰出人物的动机和观念创造历史，言下之意只有人民群众的动机和观念才创造历史。两种提法都离开了创造历史的前提，仿佛历史是英雄或人民的动机和观念随心所欲地创造的。显然，两种说法都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都不足以说明事实。”[6]

3 英雄史观在近现代史学中的不足

谭嗣同在英勇就义时，是希望用自己的死来唤起民众的觉醒的，但是结果恐怕无法令他自己满意；当时的百姓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来面对谭嗣同的死亡。鲁迅早年在日本学医，希望以医术来救治国人的病体，但是后来他却弃医从文。因为他在日本的生活中也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仅仅把国人的身体医治得强壮是不可能救中国的，中国人需要医治的不是身体，而是思想。其实这就是一些早期的群众史观的思想。

群众史觀的产生实质是因为更多人掌握了生产资料，同时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这使得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思想得以体现。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认为经过了历史实践，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人民群众已经意识到联合起来的力量。毛泽东还预言：“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这就为民众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性。而民众联合力量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原因则在于，民众的数量要比贵族资本家多得多，并且贵族、资本家剥削民众的手段不外乎知识、金钱和武力。这已被广大群众所识破，可以为我们所用，只要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团结起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就可以求得自身的解放。那么，人民群众如何才能联合起来呢。毛泽东提出应该“以小联合做基础”，每个小联合都会有相同之处，这样就可以组成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又可以组成更大的联合。“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具体而言，如农夫可以组成农夫的联合，工人组成工人的联合，教师组成教师的联合。在这些联合的基础上，新的、更大的联合便得以形成。[7]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给孩子们讲述着英雄的故事，在孩子们长大后也会学习马克思的群众史观。英雄史观存在并一直流传至今也是因为它有一定的生命力，有它的合理之处；当然，它的不合理之处是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进行修补的。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2）：6-7.

[2]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M].王清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7.

[3]房玄龄，褚遂良，等.晋书·文苑·袁弘传（卷九十二·列传第六十二）[M].中华书局，1974.

[4]黑格尔.历史哲学（第一部分）[M].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7：181.

[5]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三卷）[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18.

[6]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A].黎澍自选集[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69-170.

[7]曹艳肖.论青年毛泽东从英雄史观到群众史观的转变[J].学理论，2011（27）：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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