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12《上都东市大刀家印具注历日》残页考

教育家，是孔子之前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10]，后世术数文献冠名周公、孔子者，“无非为了增强其可信度”[11]。所以，“周公五鼓逐失物法”应是后世编纂而托名“周公”的一部失物、走失占卜文献。参照S.P6《乾符历日》和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中的“五鼓”图形（图3），笔者推测，S.P12《上都历日》原来可能也有五鼓图。这种图文并茂的五鼓占法，并不仅限于具注历日，比如在敦煌占卜文书（P.3602v《神龟推走失法》）中亦有类似描述：

大月从上向下数之，至失时止;小月从小向上数之，至失时止。数值长画者，走失下（不）可捉得。数值罗城者，走失急捉得。数值短画者，走失不捉自来，万无一失。[12]

这里“罗城”，周西波推测为五鼓图中的椭圆[13]，应是。这样看来，P.3602v虽然个别词语略有差异，但主旨内容其实与S.P6、S.P12相同。就占法而言，“五鼓”的核心是长、短、圆三种形式的数值笔画，在失物、走失的占卜中，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可捉得”、“急捉得”和“不捉自来”三种结果[5]152。另一方面，从“大月”、“小月”的记数规则来看，“长画”、“短画”、“圆画”及其构建的“五鼓”图形还有记日的功能。简单说来，每月30日由“五鼓”来标记，则每鼓可记6日。用图形可表示如下：

1日，一长横：

2日，一长横+半圆上部：

3日，一长横+半圆上部+一短横：

4日，一长横+半圆上部+一短横+一长横：

5日，一长横+半圆上部+一短横+一长横+半圆下部：

6日，一长横+半圆上部+一短横+一长横+半圆下部+一短横：

至于第7日，则是在第6日的基础上添加一长横，第8日再加一半圆，显然又是另一“鼓”了……如此循环往复，至第30日，则构成形如图3的五鼓图形。概言之，此图是由“五鼓”（椭圆）与十条长横、十条短横组合而成。表面看来，“五鼓”记日稍嫌繁琐复杂，但其占法则视其数值图形而定，简单易行，颇有些许“数占”的味道{1}，要之不外乎三种结果。论其原理，或与秦简“戎磨日”的占求方法不谋而合[13]。

二  周公八天出行图

S.P12《上都历日》中栏为“周公八天出行图”，此图由内外两层圆圈组合而成，尽管其右半圆弧略残（图4），但可据S.P6补充完整。内层的圆圈为八天及对应的日期，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天门，一日、九日、十七、廿五;天贼，二日、十日、十八、廿六;天财，三日、十一、十九、廿七;天阳，四日、十二、廿、廿八;天宫，五日、十三、廿一、廿九;天阴，六日、十四、廿二、卅日;天富，七日、十五、廿三;天盗，八日、十六、廿四。外层则为八门，顺行为西北方天门、北方水门、东北方鬼门、东方木门、东南方风门、南方火门、西南方石门、西方金门（图5）。

内圆“八天”及对应日期，也见于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比如“周公八天出行图”条：

天门：一日、九日、十七、廿五日，所求大吉。

天贼，二日、十日、十八、廿六，伤害，凶。

天财，三日、十一、十九、廿七日，百事吉。

天阳，四日、十二、廿、廿八日，出行平。

天宫，五日、十三、廿一、廿九日，开通吉。

天阴，六日、十四、廿二、卅日，主水灾，凶。

天富，七日、十五、廿三日，来财吉。

天盗，八日、十六、廿四日，主劫害，0凶。[14]

以上“周公八天”及对应日期，与S.P6、S.P12完全相同，由此可证内圆“八天”的主要意义在于“出行”吉日的选择。古代社会中，不论遣使通好的使者，或是兴贩牟利的商旅，乃至东来西去的求法高僧，他们的“出行”绝不是平顺的康庄大道，相反旅途多有凶险和未知情况，甚至被视为“畏途”。因此，人们出于旅途平安的企求，往往从日期、方位、禁忌、礼俗、仪式、信仰等层面{1}，对“出行”赋予特别的象征意义。自然，趋吉避凶的“周公八天”是其中之一。就占法而言，实是将每月30日依次分配于“八天”中，且始终以八日为周期，循环分布，由此产生出每相隔为“八”的日期具有相同的占卜意象。同时，就择日吉凶而言，每月中凡天门、天财、天宫、天富对应的所有奇数日期均为吉兆，而偶数中的吉日，仅限于天阳对应的四日、十二日、二十日和二十八日，其他偶数日期俱为凶兆。

事实上，S.612、S.P6、S.P12等历日中的“周公八天”，也见于敦煌占卜文书中。根据陈庆英、陈于柱的揭示，敦煌藏文本S.6878v亦绘有圆形的八天出行图，虽然没有“周公”题名，但“八天”对应的日期则与《历日》大致相同{2}。所不同者，“八天”的解说文字略有差异：

天门之日，宜远行，吉利;天贼之日，出门遇耗损，大凶;天财之日，出门逢友，诸事顺遂，大吉;天阳之日，出门逢亲戚及宴会，吉利;天宫之日，出门逢友，获厚利，大吉;天阴之日，出门遇耗损，失财，大凶;天富之日，出门逢友，诸事顺遂，大吉;天盗之日，出门遇匪盗，大凶。{3}

若以《历日》为参照，不难看出，“出行”一词已全然为“出门”所替代，甚至吉凶的征兆也与“出门”有关。如果出门遇到亲友，即为大吉利。反之，出门遇到“耗损”，则为大凶。同类性质的占法在敦煌汉文写本中也有描述，如国图藏BD10335《占周公八日出行吉凶法》残片，存文字12行，前3行有“[天]门日行，万事大吉昌”、“[天]贼日行，道逢劫贼，凶”、“[天]财日行，所求皆得”诸字，后9行残沥过甚，每行或存一字、或有二字[5]85[15]。又S.5614《占周公八天出行择日吉凶法》载：

1. 每月一日、九日、十七日

2. 行日，大吉，得财。十一日、三日、十九日、廿七日是天财日，出

3. 吉。十三日、五日、廿一日、廿九日是[天]宫日，小吉，出行恐失

4. 廿三日是天富日，出行觅财、求官，四路□

5. 天阳日，出行平安，大吉，得官禄。十八日、二日、廿

6. 伤折，或逢贼劫剥。十四日、六日、廿二日是天阴，

7. 官事起。十六日、八日、廿四日是[天]盗日，出行[16]

此件略有残缺，但所述“八天”日期及占卜意义基本清楚，大体与《历日》保持一致。所不同者主要有二：一是有关出行吉凶的占辞，相较《历日》显然要丰富一些;二是在排列顺序上，《历日》所见“八天”是奇偶相间，吉凶交杂，这样的次序既结合了古代每月记日的传统习惯，同时又兼顾了圆形构图的基本模式。相比之下，S.5614的排列贯彻了“吉日在前，凶日在后”、“奇数在前，偶数在后”的原则，首先描述吉兆的奇数四天（天门、天财、天宫、天富）;其次为偶数的天阳，也是吉兆;最后则为凶兆的偶数三天（天贼、天阴、天盗）。这种趋吉避凶的出行择日在中国古代甚为流行，以致后世所出明刻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中也有“周公出行吉日”的记载：

天门：初一、初九、十七、二十五。

天财：初三、十一、十九、二十七。

天阳：初四、十二、二十、二十八。

天仓：初五、十三、二十二（一）、二十九。

天富：初七、十五、二十三。并宜求财。[17]

显然，不论从篇题还是各天对应的日期{1}，都可看出上述五天脱胎于“周公八天”的痕迹。因为考虑到民众和“居家必用”的择吉需要，所以编者特意选取了“周公八天出行图”中的吉日，即对应于奇数日期的四天和偶数日期的天阳，组成“并宜求财”的出行吉日。至于天贼、天阴、天盗，它们对应的都是偶数日期，且由于出行皆为凶兆，故不予收录，全然删除。所以总的来看，在出行吉日的选取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呈现出与《历日》及占卜文书的高度统一。

三  八门占雷

S.P12《上都历日》的下栏，还有6行阐发中栏“八门”图形意义的解说文字：

1. 起木门，五谷

2. 大收;起火门，

3. 大旱;起风门，

4. 多风雨;[起]石门，

5. 损田苗;[起]金门，

6. 同铁贵。[2]252

尽管S.P12下栏的前半部分文字已残（图6），但同样可据S.P6《乾符历日》补充完整（图7）。需要说明的是，S.P6有标题——“内行图，外占雷”，应是对中栏内外两层圆图意义的揭示。“内行图”是说内层圆中的“八天”主要用于出行吉凶的推占。“外占雷”则是以外层圆中的“八门”为据进行雷声的占卜。元代学者傅若金曾评论《至元十四年（1277）具注历》说：“若八门占雷、五鼓卜盗、十干推病、八卦勘婚，凡以使民勤事力业趋吉避凶者，亦莫不备至。”[18]根据傅若金的描述，S.P12中有关“八门”占卜的内容可统称为“八门占雷”。至于占辞，除了木门“五谷大收”与“五谷不成”的反差外，其余七门的预言，S.P12与S.P6基本相同（见下表），大致是年岁善恶、五谷丰歉、物价贵贱等光景的描述，总体上呈现出“卜五谷之贵贱”的特征[19]。

如表所示，由于“占雷”往往关涉年景收成的揭示，因而在传统的农家典籍中常有记载。韩鄂《四时纂要》卷一《正月》“占雷”云：“元日雷鸣，主禾、黍、麦大吉。正月有雷，人民不炊。甲子雷，主五谷丰稔。”[19]8就性质而言，《四时纂要》也是谷物丰歉情况的描述，但在占法上则以时间为据，故与S.P12“八门占雷”明显不同。不过，与此相关者，《四时纂要》还记载了一种“八卦占雷”，尤其值得注意：

凡雷声初发和雅，岁善。声击烈惊异者，有灾害。起艮，籴贱;起震，棺木贵，岁主丰;起巽，霜卒降，蝗虫;起离，主旱;起坤，有蝗灾;起兑，金铁贵;起乾，民多疾;起坎，岁多雨。春甲子雷，五谷丰稔。[19]46

如所周知，传统的八卦方位图中，乾、坤、坎、离、巽、震、艮、兑分别象征着天、地、水、火、风、雷、山、泽，所居方位依次为西北、西南、北方、南方、东南、东方、东北、西方。根据这样的分布规则，S.P12中的“八门占雷”与韩鄂描述的“八卦占雷”就建立了特定的对应关系。即天门——乾，水门——坎，鬼门——艮，木门——震，火门——离，风门——巽，石门/土门——坤，金门——兑。这种对应关系，清代学者周人甲撰述的《管蠡汇占》卷9《雷占》有明确描述：

凡占雷，初起天门，人安。初起水门，流水滂沱。初起土门，五□□，一云多疾病。初起木门，棺木贵，一云谷贵。初起风门，五谷伤，有暴霜，一云多雪。初起火门，夏旱蝗灾。初起金门，铜铁贵。初起鬼门，人多病死，一云禾稼好。坎为水门，艮为鬼门，震为木门，巽为风门，离为火门，坤为土门，兑为金门，乾为天门。[20]

尽管在占辞方面，《管蠡汇占》的记载似与《四时纂要》比较接近{1}。但以占法而论，《管蠡汇占》呈现的仍是以“八门”为据的“占雷”模式，因而在结构上与S.P6、S.P12相同，甚至火门、金门的占辞，也与《历日》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八卦”与“八门”固然可以相互转化，乃至“八卦占雷”一度在《四时纂要》中得到了较好的运用。但总体来看，中国古代的“占雷”方式中，以“八门”为据而进行年岁光景的预言或占卜无疑居于主流位置，反映在具注历日中，这些“卜五谷之贵贱”的术数元素，通常以“八门占雷”的形式凸显出来，藉此满足民众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由此，我们在后世的《至元十四年（1277）具注历日》中看到类似的条目，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结  语

就性质而言，S.P12是公元9世纪末在长安东市“大刀家”刻印的一件历日残本。此时象征大一统王权的官方历本不能及时有效地颁行全国，剑南东、西两川的成都府，淮南道的扬州，“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21]，甚至天子脚下的京师长安，也有专门的印刷店铺堂而皇之地印制历日。这些在市场上鬻卖的印本私历，使用者主要是社会中下层，因而是不同于“太史历本”的民间“小历”，可谓是“一种流传在当时社会中的次文化产物，所反映的思维形态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22]。比如“周公五鼓”所见的失物、走失占卜，敦煌文献中有P.3602v、P.3081、P.4996、P.4761、P.4711v、Дх.1236、

BD14684、BD10225、羽56v等9件文书都涉及了“占走失”的相关内容，但正史书目仅有《隋志》收录“京君明推偷盗书一卷”，这说明“占走失”可能只是民间流行的占卜术，不为士君子所重视，所以在传统志书中没有著录[5]135-137。

就内容来说，S.P12《上都历日》渗透着浓烈的“阴阳杂占”元素。不论是周公五鼓逐失物法，还是周公八天出行图以及八门占雷，都有特定的阴阳术数文献相依托，并在日期、方位呈现的时间、空间变化中进行失物（走失）、出行及年岁光景的推占。于是，“所有日常活动的成败以至个人的命运皆取决于宇宙运动的时间和空间秩序”[23]，进而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起到“决万民之犹豫”的作用[24]。

就纂修而言，编者结合民众“卜择吉凶”的需要，对中古社会颇为流行的阴阳术数文献（《推神龟占走失法》、《周公八天出行图》等）进行加工、改造，进而将术数文献表达的主旨和核心内容，以一种简明扼要的图文并茂形式融入具注历日中。这就使得中古历日不仅通过“敬授人时”、“序日纪事”的功能给人们的立身行事提供时间指南，而且，通过五姓修造、八门占雷、九曜行年（S.P10）、十干推病、十二属相（S.P6）、周公出行等术数元素的渗透，使得历日在民间社会中还扮演着“检吉定凶”和“阴阳杂占”的作用，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如公务、医疗、农事、丧葬）施加影响。晚唐五代，民间私造、印历之风屡禁不止，某种程度上应与私家历日渗透的禄命推占和趋吉避凶内容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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