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经典作家的大国风范

摘 要：有必要把“大国风范”作为一种方法，去解读《史记》和李杜，解读他们的体制、特质、精神空间和文化哲学，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打根基的工程，提供盛世表达的历史文化资源。

关键词：大国风范；千年情结；中国故事；盛唐时空的李杜错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2-0005-08

中国文化有两项无可比拟的特长，一是千古不磨的深厚根柢，二是举世瞩目的大国气象。自孔孟老庄以降，中国文化经历风风雨雨而根基牢固，中国土地上这种既能一以贯之、又能与时偕进的文化生命力是举世罕见的。自上古三代、秦汉隋唐以来，中国文化山负海涵，展现了强大的吸引力和海纳百川的涵攝力量，其在延续力与兼容力并进中的非凡气象，也是举世罕见的。

因此，对于中国文化根深叶茂而形成的汉唐魄力和盛世气象，应该从本质和内涵、精神特征和动力源泉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辨，使之成为富有生命再生力的精神文化遗产，进入中国国族引以为荣的历史记忆。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谓：“说话者，谓之舌辨，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①其中反映了民间倾慕大国气象的心理。鲁迅《看镜有感》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②这又反映了在民族危机关头，文化精英对大国气象的呼唤。从宋到民国，存在着一个寻找大国气象的“千年情结”。因此，作为大国文化气象的典型，盛汉的《史记》和盛唐的李杜，都必须以现代意识和世界视野进行深度解读。而且无论对《史记》、对李杜，都应该把揭示其“大国文化”特质，作为方法论来解读。

第一篇 《史记》论要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具有大国胸襟、特质和规模的文化。全书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叙述了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到当时的汉武帝时期的各种人物、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和谱系编年，展示了一个民族历久弥坚的文化共同体气象，是当时中国的旷世大书。它的史学体系极其丰厚周密，历史眼光穿透各个社会文化层面，属于当时世界范围内无以伦比的天才创造，对中国历史的传承、文化的积累和精神的建构，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不能设想，没有《史记》，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可能会落到何种贫乏和紊乱的境地。

这部历史巨著的文化价值，起码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写历史，成为历代正史的典范。诚如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所说：“自汉以来，为史者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③章学诚《文史通义》又说：“后史皆宗《史》、《汉》。”④

第二，唐宋至明清一千多年的古文写作，亦以《史记》为法式。韩柳欧苏之文，前人每以为源自太史公。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⑤又如清人毛先舒《诗辩坻》卷二引何大复语：“昌黎之文，既革隋、唐之响，复祧《史》、《汉》之法者也。”⑥唐宋散文八大家把太史公之文，变成一个强大的传统，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概括当时文风，就说：“今人作文，动辄便言《史》、《汉》。”⑦

第三，《史记》共写了四千余人，约有百十人的道德、智慧、处事方式等方面，携带着一个个生动有趣、发人深省的“中国故事”，形成典故，深入人心，从古至今散布于各种书籍、流传于各种小说戏曲中，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深层的人格结构。在接受这些“中国故事”时，中国人把浓郁的历史意识，转化为深广的人格气质。若论对整个民族的影响之巨大，《论语》之外难有他书可与之比拟。

一、《史记》的书名、宗旨、写作过程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做太史令，显然它是以司马迁父子的官名尊称来命名的。战国时期的诸子书，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用思想家的姓氏来命名，可见，《太史公书》继承了战国诸子以个人名号命名的传统，在战国诸子“成一家之言”基础上，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自觉追求。在历代正史中，《史记》最有诸子气质。到了东汉桓帝年间，书名才被定为《史记》，史记本是史书的统称，至此，就变成司马迁这部书的专名了。司马迁百代史家之祖的地位，由此奠定。

《史记》的完成，汲取了秦汉大一统的时代气魄，它以史书的方式，成为一个伟大民族实现大一统格局的象征。因此，《史记》属于一种大国文化。从史料搜集而言，有以下因素使这部史籍变得博大而深厚：第一，司马迁父子能够看到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从全国汇集来的遗文古事资料，以及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史记自序集解》如淳引《汉仪注》云：“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⑧所谓“位在丞相上”，不应理解为官秩，而是图书版本的收藏顺序。第二，司马迁在历史学家中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走访了许多朋友，尤其是王侯大臣的后人或事件的经历者，获得可靠材料；他远游二三万里路，进行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和采访，获得丰富的地方文献和民间传闻。第三，36岁时，其父司马谈临终嘱咐他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修史传统，完成著述的心愿，这赋予司马迁以历史和家庭的使命感。第四，48岁时，他遭遇宫刑，家贫无力自赎，便发愤著书，实现个人价值。所以，《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搜集、积累和整理材料，由司马迁从42岁到55岁，用14年时间写成的。

史学有二司马之称，即所谓“龙门《史记》、涑水《通鉴》”⑨，若论开辟作用，前司马并非后司马可以并肩。梁启超《新史学》第五章说：“君不读龙门《史记》乎，史公虽非作史之极轨，至其为中国史家之鼻祖，尽人所同认矣。《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如庐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龂龂于缌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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