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简的补史作用

摘要：简牍作为地下出土的第一手资料，在史料记载的准确性方面，较多的保留了原本形态，是任何一种已有文献所不能比拟的。近代出土的汉简数量很大，主要有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和汉墓中出土的简牍两大类。由于传统史书的局限性才使得简牍在补充正史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汉简中的古佚书，不仅直接为研究历史提供新资料，而且还可以校勘传世古籍，可以印证、考订古代文献的真实性，所以出土简牍极大的丰富了正史史料。

关键词：汉简；补史；作用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于秦汉史的研究，仅利用传世文献是不够的，考古资料、简牍帛书是其不可或缺的史料补充。简牍作为书写材料，流行于唐宋之前，它作为第一手地下出土资料，比历代史家留下的史籍显然更真实、生动、具体的反映了当时历史状况。简牍中保留的一些古代书籍，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化遗产，对于辑佚、校勘、订正古代史籍，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我国简牍的出土，以及对简牍的研究和价值利用，在近代逐步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出土的汉简数量很大，可分为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和汉墓中出土的简牍两大类。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绝大部分是屯戍文书档案簿册、律令、品约，也有少量的书牍、历谱和医药简。汉墓中出土的简牍主要是遣册、经籍、日书和告地册。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主要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和西域汉简等。汉墓中出土的简牍主要有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简、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汉简、扬州汉简等。下面就仅以居延汉简和银雀山汉简为例来浅析简牍在补充正史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简介

居延汉简，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汉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隧遗址中采获汉代简牍约10000枚，年代约自武帝末至东汉中叶，以西汉简为多。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第一次发掘地点的附近掘获19000多枚。内容甚丰，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蝶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

银雀山汉简，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1号墓出竹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就被疑为伪书，这次发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案，因之得以彻底解决。2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朔晦千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时期，从简文书体属早期隶书看，应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的。

2 汉简能补充正史的原因

我国古代史料，可谓汗牛充栋。但无论管修史书，还是私人著述都带有各个时代的显著特点，以正史来说，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文化基本上都是被奴隶制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垄断，所有的文字史料，出于他们之手，必然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给后代研究那一时期历史带来极大的困难。

其次，在完整的二十四史中，关于社会经济的史料少得可怜，除了各书《食货志》之外，各列传中少有论述，因而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再次，我国在没有发明印刷术之前，普遍流行的是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完整的书籍依靠各个手工转抄，许多转写错漏、遗误、错简、衍字、脱字现象十分严重，所以古代一些文人士大夫利用各种本子进行比照校勘，这对于纠正一些文字衍误是有一定作用的。

简牍作为书写材料，流行于唐宋之前，保留了较多古代的史料，这对于丰富和鉴别古代史料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简牍作为地下出土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在史料记载的准确性方面，是任何一种已有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它是作为私人记述的，并且作为随葬品，并不向外传播，因而可以凭实记述，不受官方干扰和影响，较多的保留了原本形态，可以说地下出土的简牍史料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可以凭借这些史料，对古代文献进行辑佚、校勘和考订。

3 汉简在补充正史中的作用

正是由于传统史书的局限性和简牍作为第一手史料的准确性，才使得简牍在补充正史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当然，这里所指的“补充”作用，不仅仅是单纯的狭义的补充说明，还包括对正史的校勘、印证和考订。下面就以银雀山汉简和居延汉简为例来谈谈汉简在补充正史中的作用。

首先，简本中有许多的古佚书，为研究历史提供新资料。如农民起义，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就极为简略，甚至不载。简牍却有所记载，如：“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东部候长长生敢言之，候官官务太守府，所移河南都尉书目，诏所名捕，及铸伪钱盗贼，凡未得者牛延寿、高建等廿四豪，书到满品”。元康元年，即公元前65年。史称宣帝政治清明，也无牛延寿记载，这枚简的出土，说明了宣帝时并不平静。所以，简牍可以辑补史料。

如《孙膑兵法》中《孙膑兵法·禽庞涓》与《史记》记载有不同之处。《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未提及庞涓。至马陵之役，才记载庞涓自杀。银雀山汉简0214号简文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桂陵、马陵二役都是齐魏两国间的大战，战争过程也很相似，因此，桂陵之役的事件被后人误认为马陵之役的事件是有可能的。从现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也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其次，汉简可以校勘传世古籍，可以印证、考订古代文献的真实性。银雀山汉简诸书距离成书年代最近，自然简本就为校勘传世古籍提供了最早最可靠的参校本。如传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节于身而谓于民”句，“谓于民”字历来讲不通。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指出“谓”字是个错字，为“调”字之误。简本《晏子春秋》此句正作“节于身而调于民”，使王念孙之说得以证实。

简牍保留了更原始的古本形态，所以简牍的史料价值更为可信。自唐宋以来，历代学术界就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先秦书籍的真伪、其作者的存在与否、其书篇卷数目得多寡、分合等等疑问。就拿银雀山汉简出土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为例来进行说明。

唐代杜牧因《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与传本《孙子兵法》13篇之篇数目不合，而臆断13篇是曹操删削而成的。宋代叶适因《左传》未记载孙武事迹，因而怀疑孙武其人其事。后世之怀疑以至否定孙武其人及其兵法者多从此阐发。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认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其从文体与内容上进行了判定。齐思和先生推崇叶适之说，以为孙武无其人，或非春秋时人，孙子13篇成书于战国时代。钱穆先生亦谓孙武其人与书，皆出后人伪托，孙武系孙膑之误。

简本《孙子兵法》即《吴孙子》。《孙膑兵法》即《齐孙子》，两者同墓出土，证明孙武仕于吴、孙膑仕于齐，各有其人，各有兵法传世，这不仅恢复了著名军事家孙武和《孙子兵法》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比较两种兵法，它们在武器、兵种、兵制、战略战术上已有明显的差别，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再次，出土简牍丰富了正史史料。如在正史中，关于社会经济的史料较少。随着简牍学的发展和简牍的不断挖掘，学者利用简牍研究社会经济史，如居延边塞发现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牍。不仅反映了居延地区商品经济的存在，也说明了当时商业在边地的发达。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是一个巨大而丰富的宝库，简牍文字史料，作为地下出土的古代历史的真实记述，对于古代社会的记述更加真实、具体，对于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学、文献学都有极大的影响。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1]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2]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M].中华书局.2003年10月

[3]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

[4]吴九龙.略论银雀山汉简的史学价值[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 期

[5]黄展岳.秦汉简牍述略[J].史学史研究.199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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