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纪（一）

谁是邓梅羹？

竹村则行报告，《关于中国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纂述的基础研究》，福冈：九州大学，2008年。

这份资料是竹村则行的研究成果报告书，收录若干篇论文、演讲，照国内的标准看，它并不是正式出版物。笔者向日本国会图书馆借出该报告书时，得知该研究成果还附带了一份正式出版物：影印邓梅羹的《中国文学史纲》全书。该“史纲”未见著录于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和黄文吉《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之附录《中国文学史总书目（1880-1994）》中。研究报告未正式出版，而附件反倒正式刊行，是因为竹村则行的论文《邓梅羹〈中国文学史纲〉与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提出了一桩著作权疑案：邓梅羹《中国文学史纲》（1932年4月初版、1933年11月再版）与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1933年8月版）正文完全一致，甚至连印刷的浓淡、字型、误字也相同，可以确定为同一版。后出的谭著是否为盗版，或者当时的著作权意识到底如何，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谭丕模（1899—1958，湖南祁阳人）是著名的文学史家，谭氏名下《中国文学史纲》有多种版本，被称为最早以唯物史观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初版由北新书局出版于1933年8月，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不断修订、重写，可谓久享盛名。谭丕模有笔名多种，但其传记《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一书中并未提到有“邓梅羹”者。谭著的“自序”称：该书以其北平师范学校任教时的讲义为底本改写而成，十二章以前的部分材料是由其妻子代寻的，第一至四章中“原始”字样为“初期”两字之误。竹村则行认为这份自序应是谭丕模本人的文字无疑，并认为最后关于“原始”为误字的说明略有不协调之感。

竹村则行影印的《中国文学史纲》原由神州国光社初版于1932年4月，再版于1933年11月，标价八角。初版早于谭著，再版略晚于谭著，作者题为邓梅羹。关于邓梅羹，竹村则行先生仅列出两点：一、上世纪三十年代邓梅羹曾在吕振羽的领导下，与谭丕模等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可以确定邓与梅并非一人；二、邓氏另有《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一书。关于邓梅羹的《中国文学史纲》，竹村则行注意到该书前有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刘复（1891—1934，字半农）的序言，经考证，竹村则行认为该序言为刘半农的佚文无疑。刘序交代1930年冬，邓梅羹持材料与刘半农商议编辑的主旨，越一年，1931年冬，邓梅羹再携书稿请刘半农订正，邓著的版权页上正题着“订正者刘复”。

通过简单查阅，有几点可以补充竹村则行的论述。据叶桂生、刘茂林《吕振羽的治史道路》（《文献》1980年第二辑）一文，1930年，吕振羽在北平与中共地下党员郑侃、杨缤、刘穆等创办《新东方》月刊，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该研究会的理事有郑侃、宋斐如、谭丕模（“模”原文误作“漠”）、邓梅羹等。谭丕模的传记《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确认了谭丕模曾参加、组织该研究会，但没有提及邓梅羹的名字。这说明两部《中国文学史纲》出版前，邓梅羹与谭丕模曾在北平共事，两人应该互知对方的情况，但两著中皆未提及对方著作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邓梅羹《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北平神州国光社出版，1932）一书的最后，有谭丕模《新兴文学概论》、《文学思潮之演进》（皆为北平厂甸文化学社）两书的广告。而《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的广告见于邓梅羹《中国文学史纲》书后，想必《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为邓氏所著无疑。该书“自序”中称：邓梅羹1929年主编《北平日报》，1930年《北平日报》停版，邓梅羹转而接编《三民半月刊》，1931年春写出了“问题”的一章，而后离开北平，辗转津、京、沪、粤，直到1932年2月回到北平，完成《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

《日本教育考察记》（华光女子中学出版部，1936）一书的作者也题作邓梅羹，该书的最后也有《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一书的广告。该书的前面有《附参观团团员履历表》，可知当时考察团团长为王桐龄，邓梅羹为副团长，其履历曰：“湖南省，历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讲师，朝阳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授，现在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并未说明在日期间的身份。王桐龄（1878—1953）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求学，后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著名史学家；为该书题辞者为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李蒸。据此书的自序可知，邓梅羹1935年辞去北平各大学教职，“重游东土”，1936年在东京帝大研究室完成序文。想必是邓梅羹、谭丕模等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办报活动之后，都转向教育战线，于三十年代中期在北平师范大学等大学任教，也即此时两人仍有可能相互接触交流。

寻霖、龚笃清编的《湘人著述表》（岳麓书社，2010）同时收录了邓梅羹和谭丕模，显然也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在邓梅羹条目之下，指出邓梅羹为湖南衡阳人，著述中列出《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崩溃中的日本》两书。《崩溃中的日本》（敌情研究会，1943）就是《敌情研究》（国民出版社，1940）的再版。《敌情研究》的自序中也提到了其留学日本的经历，与《日本教育考察记》的记载吻合，邓梅羹时在浙西天目山任“浙西行署干部训练团教官政工大队第二大队队长”（见贺绍英编《追思》，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此一时期邓另有《浙西二十八年对敌行政之总检讨》（浙西民族文化馆，1940年）一书。1943年再版《崩溃中的日本》时，邓则到了福建南平。

除若干篇论文外，则未见邓梅羹更多的信息了，甚至连其生卒年也未能确定，希望有人能来解惑，更希望有人能解答竹村则行提出的关于邓、谭两氏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正文完全相同的著作权疑案。

杨贵妃文学史

竹村则行著，《杨贵妃文学史研究》，东京：研文出版社，2003年。

竹村则行《杨贵妃文学史研究》一书从李、杜的杨贵妃书写说起，指出虽然人人尽知杨贵妃，但很多事实尚未厘清；认为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奠定了杨贵妃故事的基本框架，杨贵妃的悲欢离合开始与唐朝的兴衰荣辱相绾结；到了中晚唐时期，杨贵妃故事的主题，更凸现对已逝去的盛唐之荣华富贵的回顾，往往用以对比眼前的衰落；到了宋代的《梅妃传》更丰富了杨贵妃的性格，并影响了后来的《梧桐雨》、《惊鸿记》等作品；而洪昇的《长生殿》则是集大成性质的作品。全书打破诗文词曲的畛域，可谓杨贵妃故事演变的体系性研究；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全书迄于鲁迅的腹稿《杨贵妃》，打破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而将一部并不存在的作品列入文学史讨论，则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示了一种新的视角。

著者根据许寿裳、郁达夫、孙伏园的记载，考定鲁迅曾计划写一部以杨贵妃为题材的小说或戏剧，认为戏剧的三幕题目可能是“清平乐”、“舞霓裳”、“雨淋铃”，展示出鲁迅对李、杨爱情的重新认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誓言反倒看出两人已无爱情，否则何须立誓？否则何以以天子之尊不能保全爱妃性命？可惜这部令人期待的作品始终只是腹稿，并未形成文字，这主要是因为鲁迅的西安之行。著者认为鲁迅亲见之西安与阅读所得之西安相去甚远，经过“时间旅行的幻灭”，鲁迅最终放弃了杨贵妃故事。这一论述展示了文学史现场的神秘力量，显示了文学史现场还原的必要性，同时也展示了文学史论述的多种可能性。

竹村教授的文学史论述多以考据的面目出现，如考定《白氏文集》中所附的陈鸿《长恨歌传》，其实经过白居易改编，实则可以算作白居易本人的作品；第五章的标题就是《〈华清宫和杜舍人〉诗的作者是谁？》，通过细致的考察，最后定为张祜；考证《隋唐演义》对《惊鸿记》的袭用等等。书中大量的版本、语句乃至语词的对比，无不显示著者考据的功力，初读之下，颇以为这样正显示了日本学者论学的特色：小切口、重实证。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此书在考证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文本主义的心。著者认为杨贵妃可能出身于南方的低贱人家，根本不以新旧《唐书》所载为依据，史传在真实性上并不具有优先地位，著者仅视其为整个杨贵妃文学史之一环而已，很有后现代史学的特点。著者指出“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笑”，不只解作“喜形于色”的开心，而是从互文性的角度，指出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是一个整体，都是以骊山为背景，而“骊山”与“笑”的结合，还有一个“前文本”，即《史记》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为博褒姒一笑而身死骊山的故事，在这样文本的脉络中，杜牧笔下的“笑”获得了更为丰富的阐释，这样的考证通向了接受美学。再比如第十六章《〈长生殿〉的季节推移》一文，指出《长生殿》中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时间与史实不符，故事的季节变换是与情爱的转变相应的，这颇有文学人类学的论述角度了，而且说明这种故事时间与史实时间的分离始于《长恨歌》。这样每一个论述的对象既处于每个时代共时文本的观照中，也处于历时文本的互文体系中，这也正是著者关于中国文学演变论述方法的巨大贡献。

从读者的角度看，这册日本学者的杨贵妃文学史，还缺少“日本”这一环节。众所周知，杨贵妃甚至在日本还有坟墓，这更增加了李、杨爱情的浪漫气息，而此书极少提到杨贵妃文学史在日本的发生与演变的过程。期待著者再接再厉写出杨贵妃文学史的“日本篇”。

《中国的文学史观》

川合康三编，《中国の文学史観》，东京：创文社，2002年。

这书出版至今已有十年，这十年间中国学者关于文学史学的研究成果丰硕，如戴燕《文学史的权力》、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董乃斌等《中国文学史学史》、《文学史学原理研究》、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已先后出版，讨论的议题更为丰富，而且该书收录的十篇论文中，有三篇是蒋寅、陈国球、戴燕三位中国学者所撰，使该书带有中日共同研究性质，因此十年后再来阅读似乎没有必要了。不过，该书提出的问题和提供的线索，仍值得深入讨论。

最重要的线索是该书的资料编《日本刊行的中国文学史》。这个资料编中，列出日本明治时代刊行的《中国文学史》共十七部，大正至二战前共九部，二战后至平成九年共十九部，每条书目都撰有详细的提要，多数还附录目次，以便读者得其概况。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发生学研究，明治时代刊行的《中国文学史》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编纂《文学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建制到著述体例，从章节编排和具体论述，从文学观到文学史观，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治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一方面学习西方，同时又影响着中国，可以这说是学术全球化的重要中介，有必要根据该书提供的线索深入研究。

本书中多次提及而引起我兴趣的是关于“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问题。日本最早以“文学史”为题刊行的著作为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如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研究史》一文批评的那样，末松谦澄此书虽题作“文学史”，但从内容上看，却不能算作“文学史”，而是以英国式的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诸子学论述。明明题作“文学史”而又不能看作是“文学史”，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也有相似的例子，林传甲的《文学史》也被认为是“错体”的文学史。这些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又涉及中日、东西的文学、文化交涉，理应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因为这些是非错正之间的判断，其实也是一个“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问题。

“现实描写”的历史

小松谦著，《“現実”の浮上——“せりふ”と“描写”の中国文学史》，汲古书院，2007年。

小松谦著有《中国历史小说研究》、《中国古典演剧研究》等，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他在《现实的浮上——说白与描写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探讨更大的问题：二十世纪初，文学革命和鲁迅出现以来，急遽发达的“现代小说”，果真只是西洋冲击而诞生的吗？与此同时，中国文学自身有无其源头？全书经过八章细致论述的长途跋涉，作者在《终章：“现代”的登场——文学革命之的原因》中给出了答案：初见之下，“现代文学”是模仿西方文学的产物，但是通过本书的论述可知，宋代文言文地位的确立以来，口头语言也在缓慢地书面化，“现代文学”不过是这一书面化运动的归结点罢了，而西方文学的影响，只是最后阶段的助推器而已。作者认为“现代文学”是“前现代”中国文学自身孕育的结果。

作者这一结论的切入点是“现代文学”与“现实描写”两者须臾不可或离的特点，或者可以说作者将“现实描写”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来处理的。所谓“现实描写”是指通过语言精细、客观地再现环境的意思，这里的“现实”不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环境，也不是指社会现实环境，而是指某一时代作者身经目击后所反映出来的主观的情景。要讨论这“现代文学”这一特点，就必须回到文学的语言研究上来。该书第一至四章分别为《中国书面语言的出现》、《书面语言的确立》、《书面语言的展开与现实描写》、《多用途书面语言的诞生与现实描写的成立》，第五、六两章为《白话文学的登场》、《白话文学的确立》，就是依语言为中心来分析“现实描写”的演变过程，在第七、八章《“现实”的浮出》、《通向“现代”》中，才正面论述“现实描写”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全书紧扣文学与语言关系来讨论。这其中“白话文学”隐隐成了全书论述的主轴，因此有论者将此书视为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一系的著作（土肥克己《書評：小松著『「現実」の浮上——「せりふ」と「描写」の中国文学史』》，载《未名》2008年）。

这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当然很有启发意义，“现代文学”的论述从先秦《尚书》开始，“前现代”的《史记》有着戏剧性描写，而宋元的说唱艺术也是“现代文学”的嚆矢，明清声色大开的白话小说更是“现代文学”的先声，这样的论述思路，不再着重于“现代”的地理属性，而是回归其时间属性，为“现代文学”的讨论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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