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主题，东汉王朝经历了持久的政治混乱与动荡，并最终在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后以一种近乎“总决算”的方式走向了“汉魏革命”参见川勝義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一编《贵族制社会的形成》所收诸文，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陈勇：《董卓进京论述》，《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于涛：《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中华书局2006年版；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第一章第二节《曹魏“侍中尚书”的渊源》。。某种程度上说，曹魏国家本身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而在魏明帝为“二十四贤”所撰“状”中，有三条明确叙述和彰表了其人在东汉后期与外戚或宦官势力进行对抗的事迹。其一为李固：“太尉汉中李固字子坚。《状》：‘固当顺、桓之际，号称名臣。大将军梁冀恶直丑正，害其道。桓帝即位，遂死于。’”即着重指出“名臣”李固为“恶直丑正”的外戚梁冀加害之事，凸显出他本人的反外戚立场。另外两人为陈蕃、陈球：“太傅汝南陈蕃字仲举。《状》：‘蕃瑰伟秀出，稚亮绝伦。学该坟典，忠壮蹇谔。’又曰：‘明允贞亮，与大将军窦武志匡社稷，机事不密，为群邪所害。’”“太尉下邳陈球字伯真。《状》：‘球清高忠直，孝灵中年，欲诛黄门、常侍，以此遇害。’”以上引文俱见《《陶渊明集笺注•外集》，第589-591页。陈蕃《状》中的“群邪”所指当即等同于陈球《状》中的“黄门、常侍”，也就是东汉中后期盘踞内廷的宦官群体。述“明允贞亮”、“清高忠直”之士人领袖为“群邪”宦官所害，魏明帝对于东汉后期的历史冲突所持的政治立场一目了然。

除了以上三位，列名于“二十四贤”之中的杜乔、王畅、朱穆、李膺、杜密、房植、张俭、魏朗、皇甫规、张奂、朱寓朱寓在《后汉书》中无传，留存资料很少。《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周景）后为豫州刺史，辟汝南陈蕃为别驾，颍川李膺、荀绲、杜密、沛国朱寓为从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第1259页。可见朱寓与陈蕃、李膺、杜密等清流中坚同样被视为“天下英俊之士”。又《四八目》“二十四贤条”朱寓之《状》称其“桓帝时遭难”，或亦同罹党锢之祸者。诸人，虽然其《状》中未有明言反外戚、反宦官事迹，然据范晔《后汉书》等史料的相关记载，可以认为正是与被视为“浊流”的外戚与宦官势力进行过激烈斗争的代表性官僚士人，也可以归入“清流”的政治谱系之中汉末清、浊势力的斗争，是关注“汉魏革命”的学者必然会涉及到的课题，虽然各人的解读未必一致。中文学界影响较大者有：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1936年；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关于陈氏此说及后续研究的详细讨论，参见仇鹿鸣《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2）；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均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日］川勝義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一部《贵族制社会的形成》诸章是日本学界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虽然其论述基调在1970年代后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安部聡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一文对此有清晰的研究史梳理，载《中国史学》第14卷，2004年。。事实上，这些人与所谓的“党锢”人士有相当重合。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二十四贤”中的其他人选也可以视为具备共同属性的一类人群，即东汉后期在家不仕、拒绝入朝为官的“处士”群体。其中的姜肱、徐稺、申屠蟠、冉璆、郭泰诸人分别带有聘士、征士、有道之类头衔，这一特征比较明显。而向诩、施延、韩融、荀爽、郑玄几位，在“二十四贤”中虽以侍中、太尉、大鸿胪、司空、大司农等官位相称，但从《后汉书》等资料中的相关记载看来，上述官位基本只是其晚年所获得的荣誉性待遇而已。如施延，《后汉书•陈宠传附陈忠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延字君子，蕲县人也。少为诸生，明于五经，星官风角，靡有不综。家贫母老，周流佣赁。常避地于庐江临湖县种瓜，后到吴郡海盐，取卒月直，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是时吴会未分，山阴冯敷为督邮，到县，延持鮾往，敷知其贤者，下车谢，使入亭，请与饮食，脱衣与之，饷饯不受。顺帝征拜太尉，年七十六薨” 《后汉书》卷四六，第1558页。。施延除了晚年为顺帝所征拜的太尉之外，此前没有任何入仕任官方面的记录。可见其一生行迹亦近于徐稺、申屠蟠等人。其他韩融、荀爽等莫不如是，都可以归入拒绝入朝为官的“处士”这一群体。而这一群体的活跃与蔚为大观，实际也是从顺帝以降才开始的参见［日］都築晶子《後漢後半期の処士に関する一考察》，《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紀要•史学地理学篇》26，1983年；安部聡一郎《隠逸、逸民的人士と魏晋期の国家》，《歴史学研究》846，2008年；徐冲《东汉后期的“处士”与“故吏”再论——以〈隶释•繁阳令杨君碑〉所载“处士功曹”题名为线索》。。

处士群体表面上看与前述积极发动反外戚、反宦官活动的官僚士人有很大不同，甚至采取了相反的行为方式。不过在东汉后期的历史情境中，从其拥高名而不应朝廷征辟的结果来看，可以说也是采取了对东汉后期的黑暗局面进行消极反抗的政治态度，事实上构成了针对外戚、宦官权力进行抵制、斗争的抵抗运动之一环，可以视为广义上的“清流”势力的组成部分参见［日］川勝義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一编第二章《汉末的抵抗运动》及安部聡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

三、“二十四贤”人选背后的政治立场

以上讨论说明了列名于“二十四贤”的人选，都是在东汉后期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以或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对当权的外戚或宦官势力采取反抗行动的人士。换言之，他们在东汉后期采取了反外戚、反宦官的政治立场。

事实上，这也是曹魏王朝一贯的官方立场。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所引延康元年十一月诸禅代文书中关于东汉历史的叙述。如癸丑日，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言：“今汉室衰，自安、和、冲、质以来，国统屡绝，桓、灵荒淫，禄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久矣” 《三国志》，第66页。和帝在安帝之前，此处之“和”，疑为“顺”字之误。。乙卯日，则有来自汉皇帝一方册诏魏王禅代天下的文书：“汉道陵迟，为日已久，安、顺已降，世失其序，冲、质短祚，三世无嗣，皇纲肇亏，帝典颓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灾，遭无妄厄运之会，值炎精幽昧之期。变兴辇毂，祸由阉宦。董卓乘衅，恶甚浇、豷，劫迁省御，（太仆）〔火扑〕宫庙，遂使九州幅裂，强敌虎争，华夏鼎沸，蝮蛇塞路”《三国志》，第67页。。继而辛未日，曹丕在宣示受禅即位的《受禅告天文》中则说：“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三国志》，第75页。。其中构成禅代理由的所谓汉王朝“四海困穷，三纲不立”，所指与前两通文书对于东汉后期历史的叙述当保持一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举出《隶释》卷十九所载《魏公卿上尊号奏》中的叙述为例：“是以臣等敢以死请。且汉政在奄宦、禄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宫殿，而二京为之丘墟。〔当是之时，四海荡〕覆，天下分崩。”（宋）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第187页。“当是之时，四海荡”七字据《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所引补。渡邉義浩：《後漢における「儒教国家」の成立》（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版）第二篇第八章《「魏公卿上尊號奏」にみる漢魏革命の正統性》对此碑文做了录文与分析，但仅从以“尧舜革命”为典范的角度讨论了“汉魏革命的正统性”，未涉及曹魏王朝历史观的问题。其所谓“汉政在奄宦、禄去帝室七世矣”，当即指前引文书所言的安帝以降。以宦官“乱政”为东汉王朝失去天命支持、当被新王朝取代的主要原因，显示曹魏王朝君臣的政治立场，和东汉后期与宦官势力发生激烈冲突的“清流”士人是一致的。或者进一步可以说，曹魏王朝的统治群体正是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从这一角度讲，笔者并不赞成陈寅恪于1950年代提出的关于魏晋统治阶级性质转换的假说，即根据曹操的出身而将曹魏政权理解为汉末宦官势力的延续，将魏晋革命理解为代表儒家豪族的司马氏战胜代表法家寒族的曹氏。见前引《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及仇鹿鸣《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

这一政治立场贯穿于文帝所彰表的“二十四贤”的具体人选之中。事实上，很容易举出“二十四贤”以外东汉后期的名臣贤士。如“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的胡广，号称“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第1510-1511页。，却不在曹丕所彰表的东汉“二十四贤”之列。又如东汉后期在与西北羌人的长期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凉州三明”关于“凉州三明”的事迹，参见《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张奂段颎传》，以及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其中皇甫规与张奂都跻身“二十四贤”，而另一位战功更为卓著的段颎却不在其列。可见魏王曹丕及其团队在确定“二十四贤”的人选时，进行了严格的“政治资格审查”。胡广、段颎等未能入选，很可能在于其并未积极参与东汉后期清流士人反对外戚、宦官的抵抗运动，甚至还与其势力有密切联系据《后汉书•胡广传》，胡广在质帝死后附合梁冀之议立桓帝，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段颎传》则称其“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最后亦因党于中常侍王甫为阳球所诛。。当然，也有一些虽然积极参与抵抗运动甚至起到重要历史作用的人物及其家族——如袁绍、袁术辈——因为站在了曹操势力的对立面而不得入选，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东汉后期汝南袁氏家族与宦官势力的密切关系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附袁隗传》载：“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袁）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不过“二十四贤”中没有列入始自杨震的弘农杨氏人物是让人比较费解。或许是因为曹丕另给予了杨彪更高的待遇。《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续汉书》曰：“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黄初四年，诏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让，帝不听，又为门施行马，致吏卒，以优崇之。”关于东汉时期的弘农杨氏，参考何德章《汉代的弘农杨氏》，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因此，曹丕在延康元年（220）继任丞相、魏王之后，正式启动代汉建魏禅让程序之前，以“二十四贤”的名义对二十四位东汉中后期人士进行彰表，其背后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意涵。“二十四贤”乃是汉末广义上的“清流”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彰表，正与前述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这一政治立场保持了一致。而被“清流”士人以“浊流”视之的外戚与宦官权力，事实上又本是汉代皇帝权力结构中的正当组成参见［日］下倉渉《漢代の母と子》，《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8，2001年；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第二章《亲属结构的轻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徐冲《从“外戚传”到“皇后传”：历史书写所见“汉魏革命”的一个侧面》。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六章《豪族社会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也从上层统治集团人群构成的角度阐述了东汉外戚权力的重要性。。那么，汉魏革命之际魏王曹丕对于前朝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的彰表，实际上也表达了新王朝的统治群体对于汉代皇帝权力结构中外戚与宦官权力的直接否定与新王朝正当性之出自的确认当然，如永田拓治所言，这也意味着地方先贤、耆旧的任命权归结于王朝，各地域风俗教化的标准向着王朝之一元化转变。见前引永田氏《「状」と「先賢伝」「耆旧伝」の編纂－「郡国書」から「海内書」へ－》。。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此“二十四贤”视为曹魏王朝之“先贤”，对他们的彰表，与曹魏王朝成立后一系列改造汉代传统、重构新型皇帝权力结构的政治举措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构成了长时段、结构性的“汉魏革命”中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陈炜祺）

推荐访问:汉魏 二十四 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