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变局

申请，更有官员私下建议企业量力而行，“如果实在没钱赚，那就不要认证了。”

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教授表示，新规出台是为了规范市场，中国有机行业有可能在“严规”中“瘦身”，不少中小型有机农企将被迫退出有机市场。

“要么不管，要么管死，政府的新规有点矫枉过正了。”龚路宜说，有机新规的出台总体而言是好事，特别是可追溯农产品产地的新型有机码，能有效地过滤一部分假货，保护合法农企的利益，但新规的杀伤面太大，“中小企业被误伤，利润空间被压缩了，这对整个有机行业形成了一次打压。”

亚联农场正在算账，龚路宜不排除放弃或部分放弃有机认证的可能性，如果保留认证，那亚联出产的蔬菜将被迫加价10%。“好的产品更需要的是消费者认可，我不希望推高价格，最终让消费者埋单。”

面对新规，杨学彬则表现得更豁达：“我不打算依靠政府的认证卖菜，我相信对比起那个认证码，消费者更愿意相信我本人，因为他们可以见到我，也可以到我的农场参观。”

然而，生产商认为蔬菜的品质重于认证，流通商可不这么看。

“政府的认证不算靠谱，但要是连认证都没有，那岂不是更不靠谱？”村村通网上商城总经理李华强说，是否得到权威认证是流通商鉴别蔬菜品质的重要依据。“如果说亚联放弃认证了，我们只能取消它有机认证的标识。”

李华强说，在同等的条件下，大部分消费者会倾向于购买经过认证的蔬菜。

餐桌行动，曲线救国

认证，直接面对的是资金危机；不认证，如何能够突破渠道瓶颈——这是横亘在有机农场面前的两难选择。幸而，乐观的农场主们认为难题尚未至于无解。

由于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连有机市场也假货频现，部分城里人一直试图建立“自供”渠道，在此背景下，各种形式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活动开始在中国大城市兴起。

北京的有机农夫集市是国内有名的CSA活动，这个由志愿者发起和组织的农贸集市没有固定地点，但每次开集都能引来两三千人参加，市集以“有机”冠名，但市集上的农产品大多未经有机认证，这一点，消费者心知肚明。在集市里，买家与卖家面对面交流，价钱虽贵，消费者对此却趋之若鹜。

柳树从大兴安岭古源带来了山里的毛榛子、野玫瑰，她会给前来问询的消费者翻看一本相册，“这是我娘，这是我爹，这是我戴着防蚊帽去山里采毛榛子”。消费者听着山里姑娘说山里的故事，很少有人问她“这得到有机认证了吗？”

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地也开始出现有机农夫市集。这个致力于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联系的集市，被称为“一场基于市民与农家相互信任之上的餐桌自救行动”。

有机新规出台之后，不少人猜测，将来有机市场会否出现体制内和体制外有机食品的博弈。毕竟对于消费者来说，兜里的银子是有限的，物美价廉是共同的诉求。

国际有机农业联盟（IFOAM）亚洲区代表周泽江认为，人们追求健康食品时，不必局限于“有机认证”。现在中国一些农场主用自然农法、生态农法，也可以令食品生产更加安全，同时对环境更友好。“农户只要能向消费者说清楚自己的种植方式，就可以获得信任。”

如果农民与消费者成为朋友，大量使用农药可能会有压力，“社区支持农业”就是以这样一种看似倒退的商业理念实现了发展。北京市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是中国最成熟的CSA农庄之一，小毛驴以会员制的形式进行经营，让农场和消费者保持比较紧密的关系，同时相互支持。“如果想进入超市，我们需要认证，但我们没有参与认证的打算，而是希望建立一种可以在农户间推广的模式。”创办者石嫣说，小毛驴走的是“社会参与认证”的路子。

杨学彬也很看好小毛驴商业模式。目前，他正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会员。

CSA的商业链条还在不断延伸，CSA餐馆也开始在大城市里兴起。今年5月30日，“华德福妈妈”王振英在NGO组织的支持下开办了一家名叫“菜有菜味”的餐馆，这家餐馆效仿广西柳州“土生良品”餐馆的模式，更多地采购小农种植的健康食材，并承诺不使用味精等化学调味料。

吃安全、健康的食物，这是王振英一个朴素的愿望，她坦言，自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无法忍受如今食品工业化所带来的混乱现状，“我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去改变它。”

推荐访问:变局 有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