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符号学与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互动

摘要：本文指出，一般符号学或理论符号学，并非是某种“元符号学”或“符号学哲学”，它本身可视作在“符号学”之外的诸学科内一般性理论因素和学科专业内容之间的综合物。因此，理论符号学本身的构成也相关于种种常规学科，包括非西方的传统人文学科。在此意义上，现代化了的非西方的或东方的符号学，也可能对未来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独立的贡献。符号学的理论不应以传统哲学或准哲学为基础，而只应成为在人文科学跨文化、跨学科框架内加以重新组织的新型认识论一方法论系统。“中国符号学”，作为世界上典型的跨文化、跨学科的人文学术实践，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非西方符号学领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为此须首先调整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整体布局，勇于拓广和深化中国学界对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理论的批评性研讨。未来“中国人文科学”概念，将意味着在中国地区所进行的新世纪全球人文科学现代化重整事业。对西方人文科学主流理论的深入研究，将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现代化的必要知识论准备条件之一；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发展，亦将反过来有效地促进西方主流理论的改进。所以，中西人文学术在理论层面上的交流，并不仅仅是西方向中国进行片面的理论知识传播、以及中国向西方提供东方历史资料的问题，而是朝向于双方在人类人文科学领域开展高层次理论对话的问题。“中国符号学”作为学科范畴，正是在此“符号学全球化”框架内加以规定的，并将成为中西人文理论对话的主要方法论工具。

关键词：符号学　跨学科　跨文化　理论　哲学

作者按语

本文原稿来源于两个部分：作者在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会议上的发言和会议前后所获得的观察与感想。前者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西方学者，后者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国学者。在欣闻《文艺理论研究》接受此稿后，作者对本文又进行了改写，但仍然未论及符号学和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有鉴于此，遂增附此一按语，以对符号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关系稍作说明。关于“文艺理论”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学术范畴混淆：作为文艺作品的社会“实践总结”和作为文艺现象的“科学认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所谓“文论”(文学批评)往往介于二者之间，文学评论，其身份介于理论分析、美学鉴赏和社会文化实践指导之间。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一员的文艺科学研究，则应具有纯学术性格，与朝向创作实践的文艺思想理论不同，其目标和方法相通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六十年代以来(大约“萨特热”之后)的法国文艺符号学运动，十年间将西方文艺理论思维方式提升到科学研究的水平，并迅速将此文艺理论思潮推向整个西方学界。六十年代兴起的当代西方符号学运动的主体，即为各种新文艺理论思维的出现。所谓当代符号学实际上就是“文艺符号学”。这一有关文艺思想理论话语的全面革新，使得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形态与战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在有关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关系思考方式上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符号学的“形式主义”，实际上是对作品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构成进行的科学性分析。文艺符号学代表着历史上文艺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阶段，其学术成果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现代化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符号学的形式主义分析已成为文艺作品科学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必然有助于我们对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之结构和功能的科学认知。文艺研究的科学性发展首先表现于对研究对象的背景、性质、作用的描述性分析上。传统文艺思想研究侧重于对文艺现象的意识形态“运用”，现代的文艺科学则首先关注对文艺现象的科学认知。为此必需首先准备相关科学的知识工具，后者则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成就。(至于有关文艺思想实践的理论性思维显然属于另一文化范畴。当然，文艺科学和文艺实践之间也存在着认知性和实用性的联系，此一“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本身，今日则属另一文化范畴：有关创作实践的理论问题)文艺理论研究是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具的，而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建设也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与文艺科学相关的一切知识资源中，符号学占据着首要地位。如果说符号学的主体是文化符号学，那么文化符号学的主体就是文艺符号学。由此可见符号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内在”相关性。由于本文原稿构拟的特殊背景，作者不拟在此增附对文艺符号学本身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作者和其他学者有关的着、译作品。

一、现代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

我们从现代符号学史中看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人文科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革命性贡献，主要表现在它脱离了十九世纪两种西方传统学术思维形态：语史类的(philological)语言学史研究和哲学形上学或本体论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称前者为“材料学中心论”的史学传统，后者为“哲学中心论”的理论传统。结构语言学是跨学科(如在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之间)理论方向的现代新语言学学科，因此其学术思想特点既不符合传统语史学方向，也非根据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形上学逻辑。尽管古典符号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哲学思想史，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的现代符号学思维方式之革命性作用，却首先以其和近代德国古典哲学保持了明确距离为其理论思维新形态之标志的。对于现代学者来说，在其企图建立某种统一的“符号学学术思想史”论述体系之时，也须注意符号学史上出现的两大阶段：前现代语言学的(或哲学史类型的)阶段和后现代语言学的(或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的)阶段。现代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实由人文科学各常规学科(包括哲学)内的诸不同理论因素综合组配而成。因此它是跨学科性质的，而非哲学中心论方向的。按此学术性格，今日全球化时代的符号学理论，也应视作东西方各种传统学科或常规学科内不同理论之间的综合性互动产物，而不应被简单化地归结于任何西方哲学流派系统之内。符号学理论并不需要哲学性、语言哲学性、或自然哲学性的某种“基础主义”解释。因此，非西方的跨文化符号学的发展，或许有朝一日也将影响到未来的世界“一般符号学理论”之构成。本文主张，作为主要的非西方符号学的中国符号学，在全球符号学理论研究活动中亦应发挥其理论上独立的、创造性的作用，并以其“跨文化方向的”跨学科符号学实践，积极介入新世纪的全球符号学理论建设事业。因此，由西方符号学和东方符号学共同组成的“全球符号学”，将可在未来扩大的世界符号学学术运动中进一步融合。不过，对此学术前景，西方符号学主流理论至今尚无明确认知。据作者观察，三十年来西方符号学理论在结构主义运动之后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在于当前不少国际符号学主流理论仍然采取着各种直接、间接的“哲学中心论”的保守思想路线。例如，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北美的实用主义哲学，今日仍然是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在我看来，今日符号学的各种哲学基础论思考方向，正反映了西方人文科学整体内的认识论“瓶颈”：传统哲学基础论和现代跨学科(包括跨文化)理论之间存在着逻辑矛盾。

现代符号学理论的主体，其实来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不同理论成就，例如以下各学科：最具普遍性的语言学和逻辑学，以及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心理学、深层心理学、甚至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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