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刘家和先生对中西理性结构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刘家和;历史理性;逻辑理性;理性结构

一、引言

2019年1月，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的论文集《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以下简称《史苑学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一部自选集之外，这是刘先生的第三部论文集。《史苑学步》除一篇序言和一篇附录（访谈）外，共收录25篇文章，其中首次入编的文章16篇，是最近十几年发表的新作，另外编入了《古代中国与世界》中的3篇文章和《史学、经学与思想》中的6篇文章。刘先生如此编排的用意，体现在这部文集的4个子目中：（1）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2）比较研究与史学;（3）史学的体与用;（4）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一方面，4个子目概括了刘先生学术研究中前后相继的4个主题，每个子目中收錄的文章都是这些主题的代表作;另一方面，这些看似独立的主题之间实际上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每个主题的探究都在为下一个乃至于最后目标的实现做出准备。4个子目的编排清晰展示出刘先生数十年来思考史学问题的演进历程，也体现出这些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部结构。

从文集中收录的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章《史学和经学》（1985年）算起，到时间最近的一篇访谈（2015年），其间整整跨越了30年。在这30年中，刘先生思考的路径是，从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出发，历经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和对史学体用关系的理论探讨，最终上升到“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这一历史哲学问题。

对于“理性”这一概念，刘先生在发表于2005年的《理性与历史——中西古代思想的一点异同》中做出过词源学的考辨和明确的界定：“理性在英文中即reason，这个字是从拉丁文ratio来的，原本表示的是‘计算’‘考虑’‘思考’的意思……我们现在讲的英文的reason实际上是经过逻辑论证而得出结论的能力。”可见，“理性”在西文中原来的意思是一种逻辑论证的能力，在那里，逻辑和理性似乎可以划上等号，“逻辑理性”的概念即由此而来。“理性”的概念虽然清楚了，但问题也就来了，刘先生接着追问：“那么理性是不是只有逻辑论证一途，还有没有其他的论证的途径呢？我觉得，做东、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一追问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人类获得理性的认知，是不是只有“逻辑理性”一条途径？是否还存在着其他途径？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对“逻辑理性”概念本身做出深入的辨析和考察;二是从古代世界各个文明获得正确认识的实践活动中进行归纳。

对于第一种方法，刘先生从“逻辑”一词的来源，即古希腊的logos说起，做了更进一步的考察：“希腊人最初讲10gos的时候也不是专指逻辑理性而言的，只要看看《希英大字典》就知道了，logos实际上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是语言，作动词就是言说，另一个就是ratio，即理性。”可见，“逻辑”（或理性）一词，最初从“言说”而来，是一种日常的和经验的行为，正是从这种行为中发展出“逻辑论证”的能力，“理性”才被用来专门指称这种能力。那么，在中文里，有没有与希腊的logos相对应的或者相似的词语呢？刘先生指出：

“道”也有两种意思，从客观上讲就是道路，引申为规矩、方法、道理、理性;另一个意思就是与logos一样的“说道”或言说。所以在“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经典式的语句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道”都是指道理或理性之道，而中间的“可道”之“道”，就是指言说或“说道”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与logos相似，中文的“道”也经历了从最初具体的“道路”或经验性的“言说”上升或发展为抽象的和超乎于经验的理性之道的过程。刘先生指出，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分化的发生，在中文里后来又出现了“理”这一概念：

中国的“道”概念中以后又衍生出“理”概念，“理”指在层次上是从属于“道”、并较为接近具体事物的道理，万物都各有其所以然之“理”。“道”统综万物之“理”，“理”是具体的，“道”是抽象的，所以有具体，有抽象，其间有逻辑的关系，自然也是一种理性。

通过希腊和中国最初用于指称“理性”的这两个词语的辨析，刘先生从概念上对上述追问做出了初步的回答，即理性绝非只有逻辑理性一种，获得理性的认识途径也并非只有逻辑论证，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其他的路径。那么，除了“逻辑理性”之外，还存在哪些获得理性认识的途径呢？接下来，刘先生就以古希腊人认识世界的活动为主要参照，提出了多种理性并存的看法：

因此，不能说只有希腊人的逻辑推理才是理性。理性不止是一种，理性用于各个方面，至少可以分成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如果说在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的公式里，道德理性还只是逻辑理性的一部分，那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美德就已经是具有实践性的理性了。到了康德的时候，二者就已经分得很清楚了。我们可以说理性有“历史理性”，有“逻辑理性”，有“自然理性”，有“道德理性”等等。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理性”有这么多种，那么，是不是所有这些理性都是均衡地分布在各个古代文明的理性认识中呢？刘先生认为不是这样的，在不同的文明中，这些理性的发展程度或地位存在明显差异，由此才出现了所谓“理性结构”的问题。同样是以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为例，刘先生指出二者在“理性结构”上的差异：“古代中国与希腊两方面都有这些理性，其差别只在于：在希腊，逻辑理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则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结论的得出来之不易，它是刘先生数十年对这个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果，是建立在他对古代中国和希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的历史、史学和哲学的大量具体研究基础之上的。对于这一艰辛的探索历程，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地回顾和考察。

需要补充的是，在对中西理性结构问题的思考中，“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无疑是刘先生最重视的两个关键概念，上文中刘先生已经对“逻辑理性”给出了明晰的界定，那么，“历史理性”又该如何定义呢？在《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一文中，刘先生是这样定义“历史理性”的：“现在常说的历史理性（historicalreason）实际也就包括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y）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J生（the reason ofhistoriographV），简而言之，就是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和探究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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