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与学科发展

[摘要]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建构论者认为，一门学科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往往就是知识生产和社会环境互动互惠的过程。在台湾，由于人类学学科一度曾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军学科，其发展中经历的各种变化往往也是社会环境变换的折射。因此，回顾和反思台湾人类学的历史，及其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和互惠，不仅对中国大陆人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如何实现本土化和国际化对接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学科发展；社会环境；人类学史；台湾

[作者]哈正利，中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授，博士。武汉，430073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3-0056-006

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来，所谓科学研究应可以视为人类学文化的一个部分。如果从爱丁堡学派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构建的结果。同时，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巴恩斯还认为，科学知识像其他知识一样，也是要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即使是纯粹的对事实的描述，由于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要借助于信念来处理自己的知觉，因而这种描述也是受一定的理论或文化制约的。因此，如果要能从整体上理解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经验，就必须对台湾社会变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些背景不仅提供了人类学家开展学术研究的场域，也对他们在研究对象、课题选择和理论解释上起到相应的影响。本文立意在既往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人类学实践和台湾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考察社会变迁和人类学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是如何影响到学科发展的。

一、学科发展的社会背景

1999年，黄应贵曾在其所著《几个有关人类学在台湾之发展的议题》一文中提到A.I.Hallowell在1974年就提出的应由人类学本身的知识观点来探讨这学科的发展。这一提法似乎与知识社会学英国爱丁堡学派大卫·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的信念有吻合之处。大卫·布鲁尔提及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探讨必须遵守四个信念，这四个信念是：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I生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而其中之一就是应当具有反身性。这种提法对学科史的研究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启发性。而要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和学科自身发展的互动来理解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情形，那就必须遵循的一个规则，即将人类学学科在台湾的发展视为台湾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并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该学科发展的影响，并期望对其在台湾社会中的发展及其含义能获得真切的理解。

对此问题，黄应贵和徐正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了解台湾社会的变迁做出了具体的概括。黄应贵提出，有关台湾的研究不管是原住民研究还是汉人社会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条件或脉络。如人类学的研究至少要面对三个普遍的历史过程：

第一就是资本主义化，台湾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严重影响到原住民的发展。十六世纪荷兰人打来台湾时，原住民是当时岛上的主人，但是荷兰人在台湾从事热带栽培业，需要投入一批专业生产的工人，导致那些工人无法自己生产粮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要有人去种水稻，以生产粮食供工人们食用。可是当时台湾的原住民不会种水稻，特别是平埔族，只会种旱稻，所以荷兰人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招募汉人来台湾种水稻，汉人才移植到台湾。这个发展的动力是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拓展，促使荷兰人想要垄断东南亚的热带栽培业及贸易，可是我们现在却只看重汉人和原住民的冲突，完全没有看到其背后的历史动力和条件，这些历史动力和条件直到今天都还深深地影响着汉人与原住民。

第二是国家化。荷兰人统治台湾，其实已经开始尝试以现代化国家的管理手段来统治台湾。另一方面，清朝则是以传统古代国家的方式来治理台湾。日本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模拟了以现代国家的形式统治台湾。从台湾本土观点来看，这就是一个被“国家化”的过程。每个国家化过程和方式都不太一样，包括语言与历史的统一等，这些过程会进而影响到原住民的文化。

第三个历史条件是基督教化。原住民接受基督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并非所有的原住民都面临基督教的影响。

而徐正光在论述台湾族群结构形成和变迁时，将台湾族群体系的变迁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住民社会时期，是指17世纪以前。当时汉人尚未移入，主要是高山族和平埔族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是汉人移入，并形成了汉人与原住民，以及汉人内部冲突时期，时间为17世纪到19世纪末。该时期内，闽、粤两省的移民逐渐移入，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地区。加上移民来源不同，使当时的族群关系呈现出复杂情形。大致可以分为原住民和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漳、泉、客三个祖籍族群的关系。其中闽客关系主要表现在不同祖籍的分类械斗中。其不良影响至今犹存。第三阶段是日本占领期间形成的台湾各族群和日本人及日本殖民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该时期因殖民统治的建立造成了族群关系上双重结构，一是作为异族的日本人对台湾各族群的支配关系，二是对原住民和汉人采取隔离分治的政策。同时大力推行其同化政策，到1945年，日本人退出台湾的时候，台湾居民有70%以上的人能通日语，50%以上的人能读写日文。这给1945年后台湾岛内族群关系的紧张埋下了祸根。第四阶段是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所谓的“中国化”时期。1945年，陈仪来台接收台湾，并成立了行政长官公署。台湾人被压抑的祖国认同重新被唤醒，但由于“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加剧了政治和族群关系长期紧张的局面。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携带了多达60万的外省人口。国民政府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政策。其中教育文化政策对族群关系影响最大，这些政策就是所谓的“中国化”的政策。其核心内容以灌输“中国认同”和“中国意识”为主。此外在语言政策上，独尊国语，严禁方言。对原住民采取定居农业，育苗造林等和其他族群一样的一体化政策。最后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本土化时期。1987年，在反对派势力的干预下，国民党宣告戒严制度废除。同时，由于外交上连续失败，使其所宣称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的说法在世界上广受质疑。在此情形下，国民党被迫实行政治自由化，以民主化来重新肯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结果导致了政权的本土化。得到政权本土化的援助，台湾岛内出现了民间社会运动和本土文化复兴运动，前者是喊出了过去被压抑的社会群体的心声，后者是对“中国化”政策的回应。

显然，黄应贵是从整体台湾社会的整体变迁上来强调，在台湾进行人类学研究不能忽视的宏观历史背景。而徐正光只是从族群关系角度来梳理台湾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两种认识都对我们理解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

二、学科传承与转型的社会因素

对于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传统，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正如张海洋所说：“在台湾，民族学有两个传统，一是日军侵占时期，围绕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土俗人种学及语言学研究室’而形成的日本民族学家重视文献陈述的民族学传统。……台湾民族学的第二个传统是以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的‘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祖国大陆民族学华东区域的民族学传统。这两个传统有一种共同的，或者说十分接近的取向，即在认同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理念和选题范围的前提下，较为侧重文化史的重建。”

很显然，这两个传统都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移植到台湾的。前一个传统是随殖民统治建立而发展出来的，当然也是日本人类学发展的延伸。而且在此之前，台湾还是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处女地，随着日本官方和民间学者的纷至沓来，台湾岛内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被呈现在世人面前。当然，一如前文指出的，日本学者的这种研究多多少少摆脱不了殖民性的色彩。尽管如此，对于日本学者研究传统建立的社会因素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也可以视为殖民统治建立的一种历史必然。

但后一个传统的建立，则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种历史的偶然主要建立社会基础有几个方面，除了政治变动的因素外，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的人员中，几乎原来祖国大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全部成员都到了台湾，这也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因素。但是这并不能完全保证人类学在台湾就可以重新得以建立。而人类学得以重建，其中有两个关键的人物，就是李济和凌纯声。如果仅仅从两个人学科归属看来，虽然在学科建立是当仁不让的人物，但是要是没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恐怕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复建就不会有那么便利。因此有必要了解的就是李济和傅斯年的关系，在祖国大陆时期，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时，李济是考古组组长。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出于对李济的尊重，批准成立考古人类学系。

至于民族学研究所的筹设，应无法回避凌纯声和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私交的作用。李亦园曾经回忆说：“民族所刚成立时，……当然最重要的是创办人凌纯声教授，凌先生是史语所民族组的老同仁，他与当时本院院长朱骝先（家骅）先生很熟，在南京时代，曾被朱院长延聘为教育部边疆教育司长（当时朱先生人教育部长），所以朱院长开始计划在台扩展中研院的组织时，最先想到的就是民族学的凌先生，以及曾任他的高教司长的近代史专家郭廷以先生，朱院长要凌先生筹备民族所，而由郭廷以先生负责筹备近代史所，因为凌郭二先生与朱院长的关系，所以有人批评这是因人设事。我个人并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据我所知当时的考虑，认为既然在台湾恢复中研院的研究工作，那么台湾高山族的研究应该是很重要的项目。另一方面，国民党退居台湾，对于民国以来的政治变化应有警惕，所以研究近代史是当务之急，因此才有民族学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之议。”

在这个材料中，李亦园对这种私交促成民族学研究所持有否定的态度。但是李先生忽视了在大陆时期的“中央研究院”是没有民族学研究所这个设置的。因此这种突破不应当被视为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而且在凌纯声带领该所成员调查遇到经费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可以看出他与朱家骅的关系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1955年12月，“凌先生就率领全所人员（其实只有五位）到屏东县来义乡排湾族来义社进行一次田野调查，这也是民族学所的首次高山族田野工作。但是，在出发之前，我与任先民兄就非常担心经费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全所的经费只够我们到屏东的旅费，以及住一两天的吃住杂费，可是凌老师却毫不在乎，告诉我们说他‘山人自有妙计’。果然，到了屏东县的潮州镇，凌先生就打了一通电报回台北直接给朱家骅院长，说是旅费不足速请汇款，如此朱院长就不能不要会计室赶快汇来一笔款项来！凌先生这一招是用从前南京时代去云南做调查催款的手法，我们在台湾的人怎样也想不到的办法，但是却是很有效，而省去向总统办事处“讨钱”的招数。”可见，在经费解决上凌纯声的私谊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抛开大的政治环境的变迁不论，我们似乎无法否认个别人物的私谊在学科的成长上发挥的作用。虽是如此，并不意味着学科发展会走向非理性，可喜的是，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在台湾设立以及学术活动在学科复建的初期就是比较规范的学术理性下进行。这种理性学术研究开展在早期的田野研究及其成果显示了出来。其结果乃促成了人类学学科在1949年后的台湾很快完成了其制度化的过程，使大陆时期人类学的南派传统和日本侵占时期的研究传统得以延续下来，为其以后成长为台湾人文社会科学中重要的力量奠定了基础。

而就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整个过程看，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范式转换。一是1965年后，人类学向行为科学靠拢，二是戒严制度废除后，又有转向人文科学的范式。

对于第一次转换，李亦园给了一个全面的解释：“民族学研究所在第二个十年期中之所以对高山族的研究逐渐减弱，一方面是自然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研究策略上的有意安排。在研究趋势上，这一时期中汉人的社会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以及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研究已成为很受注意的项目，所以很自然地把高山族的研究力量分散了。在研究策略上，则高山族原有的社会文化正处于急剧变迁之中，要研究急剧变迁的社会文化自然不能完全依靠传统的民族志方法，而必须需求理论上、方法上，甚至目标上的新途径，就在理论上、方法上与目标上寻求新途径的过程中，势必与过去的传统有所疏隔”。这里，他一方面将汉人社会研究视为一种自然趋势，另一方面将高山族社会变迁归结为研究策略上寻求理论和方法的原因。其实，对于前者，众所周知的是由于海外研究力量的推动，毋庸赘述，而对于后者，则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回应。由叶春荣对日本学者以为平埔族汉化而不具有研究价值的批评来看，忽视高山族研究也应该属于受到研究者专业信念的局限。不过，至于向社会科学靠拢的原因，似乎也不能全部归咎为李亦园对行为科学的倡导，其中未能得到充分展示但不能忽视的因素也许是因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中没有社会学研究所，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急剧转型，需要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因此民族学研究此时期必须吸收社会学专业的人才。其实，这种局面一直到1995年，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后，民族学研究所才真正卸掉负担社会科学研究的担子。

至于第二次的范式转换的社会因素，主要是由于政治上戒严制度的废除，使过去不能被研究等领域得以获得发展。加上戒严制度解除后，在“本土化”意识高涨的前提下，有关台湾的研究主题如台湾民俗、宗教仪式、地方志、平埔族等研究不仅获得社会的认可，也得到政府的支持。这种情形最终促成了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这正如张海洋对两岸人类学范式转换的分析时得出的结论：“影响范式转化的最终因素应该是社会。”

三、学科发展的台湾经验

在总结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经验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学科或知识的发展有时并不是累积式的，也就是说，学科或知识的新进展有时并不是建立在旧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导致这种情形产生原因主要在社会因素的存在及其对研究者发生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一个学科建立和发展主要得益于学术共同体对于基本学术规范的遵循和执行。这种关于学科发展的基本信念便构成了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尽管我们在上文呈现了影响学科发展的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这些社会因素发生作用时，往往是非理性的。也正是这种非理性社会因素的作用，导致学科知识的发展不能保证一定就是累积式。

这种非理性因素既有可能推动学科迅速的发展，也有可能导致学科的退化。如果以台湾以1949年后教学和研究机构的设立为例，这种非理性的社会因素对人类学在台湾成长无疑是具有良性作用的。但是，如果以1987年后，在台湾本土化运动下，发展中很多带有价值介入的研究出现时，那么这种非理性因素则会导致学科朝向非理性的方向发展。

然而就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整体趋势看，虽然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牵制，但其学科依然在理性的信念之下得到进一步的拓展。这应当是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经验中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在退居台湾的国民政府推行“中国化”政策时期，日本侵占时期的人类学研究传统虽受到一定抑制，但是并没有完全将其抛弃。而是将相关机构并改，并吸纳相关研究人员继续从事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学者在民族志资料上的累积及其研究逐渐得到的肯定和重视，此后，还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这均是学科理性发展的表现。再有，在戒严制度废除后，人类学家的价值取向受到社会现实的严重挑战，部分学者走进价值介入的研究。但是，就目前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发展来看，这种倾向并没有影响其理性的规划。

基于这种理性的学科信念，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制度建设的完善。很多人认为，只要有大师，学科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殊不知缺乏良好的学术制度，学科不能健康地发展。因此，稳定和良好的学术制度才是学科健康发展的保障。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为例，鉴于原来在大陆时期没有该所，因此该所成立后，不断在制度建设上进行探索。在李亦园的回忆中，该所在推进台湾“中央研究院”制度民主化和行政职位任期制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看似和学术无关的制度建设，却为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当然，学术制度的建立更为有效。以黄应贵主持的“空间、力与社会”项目来看，在进行学术分工后，“先花一年时间共同阅读讨论有关重要研究文献；并于第二年轮流由参与者用自己的民族志来报告讨论，直到第三年，我们才举行正式的研讨会”，研讨会后，作者在讨论的基础上对文章作修订，然后每篇文章必须经过两位审查者的审查通过后，才可以编入论文集。这种情形不仅体现集体协作的方式，也体现严肃谨慎的治学精神。

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第三个经验就是注重维系学科发展的延续性。学科发展延续性首先是学术机构建立和发展。尽管台湾地区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不多，却是一直保留。以教学单位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初建时，第一班就一个人。其后的情形也不是很好。可是，学校并未因此关闭该学系。这为学科发展保存了火种。李亦园在回顾该系的发展时，指出了该系在人类学学科发展上卓越贡献。这显然是基于机构稳定延续的结果。除了机构外，学术研究活动也往往有前后的承接，比如高山族研究，虽然自1965年后被重视不够，但经过1975年的“高山族研究回顾与前瞻座谈会”后，则重新启动了相关研究项目，从而使该领域的研究得以延续发展。

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第四个经验是注重与国际学界接轨。用黄应贵的话说，人类学是最能培育世界性眼光的学科。因此，人类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孤芳自赏。毕竟这本是一个产生于西方的学科，因而借鉴国际学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不仅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学科获得发展的内在需求。除了理论上引介外，还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研究整合起来，进一步发展出新的理论，以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则是引介理论后必须施行的。此外，学术规范化也是和国际接轨不能忽视的层面。在这一点上，民族学研究所《台湾人类学刊》的创办就是体现台湾人类学界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倾向，在编委会上聘请了外籍的桑高仁担任主编，并以中、英文两种形式同时刊出，便于和华人区的人类学家交流，也便于和国际学界的交流。尽管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并获得了成功有效的学科发展经验。但其岛内的学者依然觉得不是十分的满意。黄应贵认识到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学术困境。

首先就是知识的移植问题。“我们将这套知识体系搬到台湾社会时，一定会产生移植上的问题，这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我们对这套知识的历史背景掌握了多少？因为很多理论的预设是基于历史背景而来的，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学习西方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往往知识学到当时最新的理论观点，无法对学科的核心知识和精髓有整体性的掌握，所以即使不断有新的理论观点出现，可是很少理论观点会在台湾生根，这是先天上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存在的困境。”言下之意，一方面是本土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掌握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非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家很难获得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学科核心知识。这种学术困境应当是非西方地区的人类学所共有的。

其次，虽然现在的研究条件已经可以进行国外研究，但是大体上台湾岛内的社会现象仍然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可是我们对台湾的了解有多少？不论从哪一个层面来看都非常的有限，这便局限了很多研究发展突破的可能性。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经常依赖其他学科的支持和研究成果，可是台湾社会科学不但对研究对象的了解有限，学科与学科之间成果的互动也都很少，所以无法达到学科之间彼此补强的效果。基于此，近年来民族学研究所推动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趋势。

第三，他还认为，台湾整体学术发展还不成熟，学术社群本身尚未形成足够的累积来作为评断的基础。以人类学来讲，过去几十年研究台湾社会，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很多人讲不出来。台湾学界对西方了解不透彻，对自己文化也不能掌握，形成知识的断层。

其后面两个批评揭示出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即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与否。这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所有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江山代有人才出”，否则要做到“长江后浪推前浪”便成为无望之想。

由此可见，台湾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现行省区具有本岛原住民、华东南地方、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与现代中国五种文化互动的丰富经历和经验，堪称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实验室。台湾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两个方面较为完整地继承了中华现代化早期即民国时期的学术传统并有所创新，因而是今日中国教育、学术理念和方法创新的重要发动机。这一点在台湾人类学的学科史上也有着类似的表现。所以，回顾和反思台湾人类学的历史，及其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和互惠，不仅对中国大陆人类学的深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如何实现本土化和国际化对接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陈家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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