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与李光谟：“不可告人”的父子相逢

2009年，拙作《李济传》出版时，写到李济家事私情，涉及父子龃龉：李光谟于1949年春离开台北、离开父母，回到上海同济大学。在渡江战役前夕，得到父亲托人送来的一张机票后，毫不犹豫地退给来者，然后给父母写了一封言辞激进的决绝信。此后父子终身未见。

《李济传》出版3年后，光谟先生于2012年接受某刊物采访，向世人披露了一段隐情——他曾在有关部门安排下，与父母有过一次见面。对于一生一世最重要的见面，他为何“不可告人”？那边的李济见过儿子，也不声张，这当中可有隐曲？这次密晤有何背景，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件事可以引出哪些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思考？

光谟先生已于2013年12月7日离世，笔者有责任试作梳理。

一张船票改变人生

1948年底，22岁的李光谟跟随父母到了台湾。当时他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这年春天，他因“心动过速”向学院请了一年的假，回南京家里养病。遇上再次搬家，李济就此问过儿子，要不要一起走——恍惚之间，李光谟就渡海到了台湾。

李济一家挤在台大医学院宿舍里，一起的还有劳榦、凌纯声等史语所的同人。李光谟每天看看书，到公园走走，无所事事。倒是与同济的同学经常写信联系，他们都劝李光谟一年假满即回上海，耽误了时间不好插班，这当中不乏同济地下党的声音。李光谟遂萌生去意，要是插读台大医学院，台湾大学坚持两个条件：一是倒退两个年级；二是學一年的日语。李光谟不同意，决定还是回上海读同济。从1948年底到次年2月，他前前后后在台北待了55天。

1949年2月22日，李光谟在基隆港上了船，心想只是暂时离开，等到暑假就会回来。送行的只有默默流泪的母亲与后来过继给李家的弟弟李光周，父亲李济没来，那时他恐怕也抱有同儿子一样的想法：从台湾基隆到上海的班船每天都准时开出；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国民党粉饰民主，取消新闻检查制度，提出“和谈”条件，当时舆论认为，国共两党必将划江而治。李光谟离开台北与父母分别，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当然还有一种解释——李济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尊重儿子的选择，也没有太多的儿女情长。

1927年，李光谟出生在北平鼓楼附近的一家普通民宅，是李家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儿子。父亲李济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爷爷李权还为此给自己取了个别号“李博父”，尽管他是前清朝廷命官，饱学儒生，也不理解新学。这样一个读书人家庭，在风雨中国并无钟鸣鼎食之盛，反而屡经跌宕。先是在李济留美期间初生的大女儿幼年夭折；继后抗战流亡，年方15的三女儿和17岁的二女儿，又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亡。在李光谟的记忆里，自己成长的过程鲜有父亲陪伴。李济要么是在安阳主持田野工地发掘，要么是每天上班或在书房里写作，要么就是沉浸在丧女的悲痛中。“从小到大，我跟父亲之间的交流很少，几乎没有”，李光谟回忆，“我记得父亲只带我参加过一次他们那个圈子的活动，中国科学社年会，在抗战前的南京。他带我这个小学生去到通往中山陵的那条大马路上的励志社，那房子很讲究，现在是南京钟山宾馆。活动是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主持的，我还记得，他的脸刚刚受过伤，有好长一道疤。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就光带着嘴，心思全在吃上，别的都没在意”。这样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一直持续到他在台湾与父亲分别。

在海上漂流了两三天，李光谟又回到了同济大学，但此时的想法全变了。他担任了学生会的负责工作，加入了宋庆龄支持的人民保安队，与多数市民一起积极迎接上海的解放。此前，他受学校里地下党同学的影响，早早看过《社会发展史》《八月的乡村》和《中国的西北角》等进步书籍，他希望看到向往已久的生活能早日实现。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李济夫妇焦急万分，快信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催儿子回台湾。5月，中共陈毅大军渡江战役打响，李济转托傅斯年，央请台湾省主席陈诚托人买一张飞台湾的机票，据说当时买这样一张机票需花费十根金条。李光谟得到机票后，毫不犹豫地退还给相关人士。他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了决绝的态度，说自己决定留下来，要看一个新的制度是怎样在一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的。当然，他也信心满满地说，放假就回台湾看望你们。光谟先生告诉笔者：“后来别人告诉我，母亲看到信之后，大哭一场。”

李济不会流泪，却必然失望。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后来转向考古学，曾经的遗憾是缺了基础医学这一块，也就缺了对体质人类学的完全把握——他希望儿子学医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李光谟完全背弃了他，重新考进华北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的俄语专修班，之后按照组织安排，从事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并加入了中共，他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与红色中国连在了一起。有时他也会升起某种情绪，内心也会追问：自己走的路，与父亲的意愿相距甚远，这是否意味着从生理到精神，自己与家庭与父亲已了无干系？但转瞬间他就斩断这种“不健康的温情”。

此后，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李光谟与父母不通音讯，连定居北京娶妻生子，父母都毫不知晓。1955年，李济的老友赵元任的女儿去香港，李济才得知儿子的情况。李光谟说：“那些年，父亲在香港的一些朋友，曾经给我寄油、糖等日常物品。真的非常感谢父亲，一直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我。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反右以后就不行了。”当年他不时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父亲母亲。

“八九不离十”的据说

1959年秋，台湾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济兼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受福特基金会资助，以访问学者身份偕夫人赴美。李济先后在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与研究，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之邀作学术演讲，应华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之邀，前去代为设计中国藏品整理研究及陈列计划。到了1960年7月，再转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8月，再偕夫人乘船取道檀香山、日本、香港等地返台湾。

李济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但从未脱离大陆学界的视线。老实说，新政权一直缺乏考古学的掌门人。李济以现代考古方法和观念培养了众多同事和学生，如留在大陆的夏鼐、胡厚宣、郭宝钧、曾昭燏、王天木等。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制定的考古工作的规章制度甚至方法，仍在汉承秦制，萧规曹随。1949年初，郑振铎曾在上海和香港多方打探李济的行踪。后来郑振铎又在北京多次邀请李光谟与李济的下属王天木会面，分析如何接触李济以及争取他回归的种种可能性。于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下称考古所）所长一职，便一直由郑振铎虚领。考古学家石兴邦写道，1950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成立时，他曾对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颇为不解。问夏鼐，郑先生不搞考古怎么当考古所所长，夏鼐回答：“郑先生是兼任，所长可能是给李济先生留下的。”（《新学术之路：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夏鼐也在1957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刘导生同志谈昨日李光谟同志（李济子）所谈及争取李济老返国事。”1958年，郑振铎空难逝世，考古所所长改由历史研究所所长尹达兼任，依然是“遥领”。于是有关方面又一次想到李济，并策划了好几套运作方案。得知李济夫妇乘坐的国际班船将在澳门码头停歇的信息后，以为是天赐良机，于是有关方面牵头，考古学界尹达、夏鼐、王仲殊、牛兆勋等抓紧实施。拟俟国际班船下锚停泊，客人入海关休息室之机，以宴请的方式，把李济夫妇邀回大陆，再相机留下。

李光谟在文章中写过父亲这次被“邀请合作”而最终“谢绝”的过程：

近埠××旅行社资深高级职员Y先生（身份是作为夏鼐的老同学），在客轮抵埠后，以旅行社名义出面接船并拜会了李济夫妇，晤谈了几次并热情宴请招待。据Y先生后来谈到的情形，他向李先生和夫人提出了几个邀约方案：（一）留在大陆工作和居住；（二）约请他们去北京、然后到各地参观访问，并许以往返自由；（三）李济夫妇到广州与家人和考古界人士会面，并许以往返自由。这几个方案（就连第三个）都被拒绝了。据Y先生后来说，李济的理由是：“他认为他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没有好处……牵连台湾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亲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参观访问一趟，回去也要冒极大风险……”但他对Y先生的盛情款待很表感谢，还说到他认为刘照林（尹达）和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指1959年尹担任考古所所长、夏担任副所长事）。

……

李济刚刚经历过（虽说是“缺席经历”）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界在1959年对自己的猛烈围剿，加以“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尚未消戢，“批胡适”“拔白旗”的余音仍缭绕在耳……这种种潜台词李济虽未向Y君道出，但一个“怕”字肯定是大大的有的，因为这在他的一些文字中曾流露过。

Y先生虽说有着“夏鼐的同学”的身份，但据笔者推想，在李济的眼中不会看不出此人自然是北京官方派出、代表共产党方面去会见他的人。因此笔者把这一次Y先生与李先生的会见列为李济心目中的“第三次”，看来是十拿九稳的。（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就像对国民党政权不会有太多的好感，李济也不会对共产党政权有太多的恶感。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保持疏离，但恐怕不会不知大陆那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运作模式；恐怕也知晓自己的名字在大陆消失后，忽然被抛出来作为靶子。1959年1期《考古》杂志发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资产阶级学术批判小组”的署名文章《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只能以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代替歷史学和考古学”，“学术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观点”，“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 “为了奠定共产主义考古事业的基础，我们坚决按照红旗发刊词的指示：‘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因此，他知道人生的船该泊在哪个港湾。

笔者以为，既然光谟先生未再见过父亲，他描述的此次父亲与自称是××旅行社资深高级职员的中共代表Y先生的晤面，就值得推敲。他描写的细节过于活灵活现，包括谈话内容与现场感，而当事者又不知单位姓名——按理这属于党和国家的机密。因此笔者在写《李济传》时，对这段“八九不离十”的据说，心存狐疑。

一次精心策划的密晤

解开笔者心中这个疙瘩，又是三四年过后。其时，光谟先生自己出面接受媒体的采访，再后来是《夏鼐日记》出版，都证实了1960年8月下旬在珠海的拱北海关，在有关部门的精心策划下，李光谟秘密见到了李济夫妇。

夏鼐日记载：“（1959年）3月21日 南博院长来，与尹所长谈李济事。”不知此事与后来的统战李济可有联系？南博院长曾昭燏，她应该是大陆除了家人外最了解李济的一位。笔者曾写过她与李济之间的情感纠葛，后因立场不同动过干戈。（参阅《民国衣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夏鼐那时还是中共候补党员，党内秘密他无权过问，也不能过早知悉，党组织还不能对他完全信任。争取李济的工作，自1960年夏天开始启动，除了组织出面争取，最重要的是亲情软化——李济对家庭尤其是儿女的欠账，背负很重。

许倬云在李济身边工作多年，据他回忆：

当时（抗战时），济之师不忍弃史语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撑过了艰困的八年。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不足，济之师的两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来，我目睹旧式妇女的李师母思念亡女，带泪苛责济之师为何不早赴美国；济之师垂首沉默，只在师母情绪平静后，长叹一声：“大难当头时，只能一起挺过去，总不能弃大家而去，总不能坐视孟真累死！可是，我这辈子对不住你师母！也对不住两个女儿！”这一番话，闻之酸鼻！（《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返回大陆的幼子，且是唯一的儿子，更加牵扯着李济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这在大陆学界是近乎公开的秘密。

夏鼐在日记中写道：“8月5日星期五 上午赴所，学部转来关于出席国际档案会议发言稿中美国掠夺文物档案一节，提了一些意见。牛兆勋同志明晨偕李光谟同志赴广州，写了一封‘致李济的’信给他带去。”夏鼐在这封致李济的信中，引用了一段文学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李济是夏鼐过去的恩师，夏鼐此举或有向党组织表示进步的心理驱使。李光谟认为：“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记得当时尹达读完此信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

2012年，光谟先生向某周刊记者披露了当年发生在拱北海关的“秘辛”：

他们都退出去了，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谈了有一个钟头吧，我父亲多的也不问，他就问问家里的孩子。我就拼命讲他认得的那些人，夏鼐怎么样了，陶孟和怎么样了，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我那个时候很穷，按这里给我准备的，穿得好一点。我的情况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见我们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当然就见面了，那会儿他们都在北京等着，随时准备去，说要是老先生多呆几天就见到了。

……

后来就吃饭，一餐非常丰盛的饭。那时候还在困难时期，我记得是把我从农场里头抽回来的，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老乡的两个玉米，生的，啃着回城的。我不记得那餐饭吃的什么了，但是记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没见过了。我父亲也是爱喝酒的人。他喝了两杯，说不错，挺好。后来他们走的时候，我前后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员。事先就跟我说了，千万别过那条线，就是地上划的，用颜色标了一下的边界线。当时我手里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没见着的水果了，我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说你带着路上吃吧。我就想递给她，结果走到边界线了。旁边的人示意，指指那条线。他们过去了，我不能过。

所谓“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的语境，可以大致想象当时的情景：李济夫妇是猝然临之，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李夫人，一位旧式妇女，在失去儿子11年后，骤然相见，内心情绪奔涌，定然只得掩面而泣，难以自抑。更难堪的，是才相见须臾间又得别离。

父子相见为何不敢告人

密晤儿子，这在当时有“通匪”之嫌，故李济夫妇回到台湾三缄其口。其得意弟子许倬云晚年回忆：“济之师独子李光谟在1949年回到中国大陆以后，从此两人只能隔海相思。记得1960年他曾对我模糊提了一句：见过光谟了。那时台湾禁锢严密，我也理解到，有些事不宜说，不敢多问。”“六十年代的台湾政治，威权体制尚在当令，当局力图铲除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些孑遗，中央研究院与台大，被当时的中央党部第二组视为大陆时代北大、清华的残余，为此必须加以清除。王雪艇先生、李济之先生，都被情治人员当作异议分子，是挟国际力量（美国）以自重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条战线拉得很长——外面不必说，即是史语所内部，也有家神家鬼，其中包括职司情治的工作人员，经过胁迫而参加的人员，特意混进来的工作人员……当然还有企图借政治力量急于取而代之的自己人。一些杂志明枪暗箭，彼此呼应；匿名信与恐吓电话，也数见不鲜。当时情势诡谲，王雪艇先生与李济之身挡外来压力，不让同人受到惊扰，至少保全了南港的学术园地”。

“一些杂志明枪暗箭，彼此呼应”，不知是否包括了台湾文人李敖？1966年，李敖在为其父李鼎彝遗著《中国文学史》写序时，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揭发“李济的兒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敖这一着，堪称“杀着”。那年，大陆“文革”狂飙突起，极左思潮肆虐，“血统论”泛滥，李济之子岂能幸免。

据李光谟讲述：

当时关于我的大字报都贴到了西单，写着“清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李济的亲生儿子”，还有什么“他要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也有人怀疑我这个李济的儿子是不是假冒的。李济去了台湾人人都知道，儿子在大陆就多不知道。“文革”斗我，大字报写揪出李济的亲儿子、独生子。张奚若的夫人看了很生气，本来就是亲儿子独生子嘛，有啥好揪的？台湾作家李敖当年想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我父亲觉得他不是做学问的，拒绝了。他到处写文章骂我父亲是最后一个学阀，文章里还提到他的儿子“潜返大陆”，当时这篇文章被吉林的一家内部报纸转载，在大陆影响不大。也幸好没有上互联网。否则“文革”中我这小命就没了。（2004年5月10日四川宜宾李庄镇李光谟口述）

李光谟面见父母，在泛政治化的时期，是必须严守的秘密。其一是为在台湾的双亲着想，其二听命于自己所在的组织，其三避免外界舆论减少自身压力。他向笔者讲述：

我是在1956年成了预备党员。按照当时正规的看法，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入党？但是就是入了，不过中间的周折就多了，先是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因为没有任何我违反党的原则的证据，而且我历史上不但清楚而且清白，我当时的问题，无非就是家庭的原因，所以后来又恢复了。恢复没有多久，“文革”开始了，因为这件事，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文革”中还受到了冲击。至于我，则是受到了审查。审查来审查去，也没有审出什么来，我就那么点问题，比较严重的也不过是在胡适去世之后，我通过香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代我向胡家老太太表示一下慰问。除了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的事情。但是处理我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那时“文革”已经到了末期，当时有关方面办了一个学习班，把可教育的子女通过办学习班这种方式解放到人民内部来。当时跟我一起一共七个人，其他的六个人都去参加那个班去了。我说：“怎么歧视我？不让我进那个班？”别人还跟我开玩笑：“你怎么还想进那个班？你不进不就表明你没有问题吗？”我说：“不，要是因为没有问题不让我进和认为我问题特别严重不让进可不一样，我可看不出我是没有问题的。”果然，最后那个班都解散了，其他人的问题都解决了，我还在那里接受审查。后来又开大会小会来批判我，要我交待问题，我说：“交待什么问题？”他们说：“交待和台湾的联系。”我说：“我没有联系了啊，过去有过的联系都交待过了，现在我没有可交待的了。”他们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让你交待是给你机会，这个窗户纸是一捅就破的。”我无可奈何：“那你捅好了，我实在找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能让我瞎编吧。”就这样，到了最后，不了了之了。那段时间好像一场噩梦。（2005年9月1日成都李光谟口述）

笔者在写作《李济传》时做了大量访谈，李光谟教授曾光临寒舍，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交流，他给我讲述爷爷和父亲的故事，以及家族的秘密，直至流月无声，万籁俱寂。这以后，我开始持续不断地做他的口述史。记得一次电话访谈，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直到老人声音喑哑，需要休息为止。尽管如此，光谟先生还是为党组织严守了1960年会见父母的秘密。此时李济夫妇已故去三十年，而台湾解严开禁业已二十多年。倘若不是许倬云先生率先揭秘，那部《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已在大陆公开出版，光谟先生恐怕会带着这个秘密离开世界。

光谟先生的行为，我虽未必赞同，却极为尊敬。

迟到的薄奠

1979年7月15日，也就是李济逝世前的半个月，他在给许倬云的最后一封信上说：“世事日恶，不知终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年轻，或许会往乐观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实在看不见出路。”8月1日，是李济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一场名为“贺璞”的台风肆虐台湾海峡，就在这个阴霾的早晨，83岁的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市温州街寓所溘然长逝。

李光謨得到噩耗，只能怅望长天，兀自垂泪。1984年，他萌动赴台处理父亲安葬事宜。那时，台湾尚未解严，与大陆并无“三通”，他只能求助一批父亲的故交，海外名人。现在披露的一些材料中，有几封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致史语所所长丁邦新的信。李先生古道热肠，老脸求人，先后致书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及研究员许倬云、高去寻（字晓梅）等。

时也势也，那是注定失败的努力。又过了11年，直到1995年，台湾召开纪念李济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光谟先生才终于踏上1949年离开的这座岛屿。跨进父母曾经生息的庭院，已是人去楼空。唯余父亲的书籍、手稿、信札和未完成的学术资料，无言地静待一旁。

李光谟摩挲遗物，凝目父亲的文字，叹道：“我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得到的和失去的，掂量掂量，不知道哪头轻，哪头重。”此后，编纂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让父亲“推进科学在中国扎根”的思想在大陆重光，成了光谟先生离休后唯一的要务。在这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李光谟开始了与父亲的心灵对话。当初分别，时空阻隔，父子间越渐陌生。而今，父亲的思想学问为儿子打开了一扇窗口，越深入越理解父亲的内心。“也是在整理父亲的手稿，才知道学问家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澹泊的人生态度。”光谟先生告诉笔者，“现在要想再做学问，时间已来不及了”。

光谟先生以勤奋赢得了时间。2013年12月7日，他在京中寓所走完最后的人生，享年86岁。笔者以为，光谟先生一生可分三个阶段：一头一尾各24年，中间38年。自出生到1951年参加革命，在家庭与社会中形塑自我；1989年离休至逝世，审视往事回归书斋。中间岁月是作为马列主义翻译家的社会角色，他翻译校定近千万字，译介专著、教材、文献资料54部，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深翻译家”。自离休以后，光谟先生突然转身，专事对父亲遗著的编校整理，著译有《李济学术文化随笔》《李济与清华》《李济张光直通信辑录》《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等。早年背弃家门，晚年重振家声，李光谟让国人知道了学术大师李济，知道了海峡那边还有一道学术之脉。九泉之下，光谟先生可以无憾无愧地拜见父母了。

我以陪伴光谟先生最后十年的忘年交身份，赴京参加了先生的葬礼，并受其女公子李宁之托，撰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两侧，联语：“求真理觅新知焚膏继晷有译有著终传父辈薪火 重诺责敦风义剖肝沥胆亦智亦仁尽化身后绿荫”，庶几未误解先生？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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