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的心迹

一、张光直

从教师的角度看，寻找最好的学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中的最大幸福；对优秀的学生而言，有机会在名校向大师问学，那也是一件相当惬意的事情；两者相向，便是所谓的机缘。果真如此，那么李济为首的台大教授们可谓是相当的成功，因为这时，张光直遇到了考古学。

张光直在台湾大学注册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李济。那时的人类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长要在学生的注册卡上签字，他是第一个注册的学生。张光直永远记住的一刻是，李济坐在桌后，手拿着一支笔，通过眼镜的上沿扫了他一眼，一言不发地签字。第二位在注册卡上签字的是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他是一位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西洋史学者，看到张光直的第一志愿是考古学，他有些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决定学考古？”过去和现在一样，许多在考古系就读的学生是因为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退而求其次而改读考古。张光直听了这样的发问，先有些吃惊，他本来没想到老师会发问，随后颇具自豪感地答道：“因为考古有意思。”沈刚伯微笑着说：“这个原因就足够了，努力学习，好好干。”是啊，难到有比兴趣更重要的理由吗？

四年后，张光直在恩师李济的极力推荐下，果然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佛大学。张光直是怀里揣着仅有的五十美元，拎着一只差不多装满书籍的箱子，来到了马萨诸塞的剑桥，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学习考古学的生涯。差不多同时，张光直与母校恩师们的联系，便要靠着相互频繁往来的书信。三四十年后，这批书信以《传薪有斯人》（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这个确实而坚定的书名整理出版，整理者是李卉和陈星灿，前者是张氏夫人，后者则是一位张氏生前称颂有加的著名考古学者。

他们的通信占尽天时，那是一个通信发达的年代；又有地利，信任的人远在天涯，相互倾诉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函的私密性，决定了它的受众单一，通信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使他们可以讨论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这一百多通信件中有许多这样的内容。

二、李济

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傅斯年出面执掌台湾大学，网罗清华、北大及中央大学教授组成台湾大学阵容，号称集中三座名校之精英，不久傅斯年因病猝死，但台大的风气已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台后，傅斯年以同仁生计为计，延聘李济、董作宾、凌纯声、劳斡、高去寻、芮逸夫、石璋如等人到台大授课，台湾的考古学、人类学基础得以奠定。但在政治上因国民党败退而引发了形势紧缩，使所谓的自由民主派人士受到一定的打压。这批人大都集中在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王世杰、李济是他们的代表。傅斯年过世后，台湾文史学界的核心大约就是李济了，这时的李济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胖胖的身材，硕大而光亮的脑门已经谢顶，虽然这样，他并没有成为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深邃的目光，使人有点望而生畏。一张照片中张光直有点胆怯地站立旁边，稍远的距离使他显得有些不安，陈星灿说李济的威严使他有点像张氏的严父，或许更像一位忿忿不平的老者。这时的李济内心其实也十分苦闷，政府当局对他们有相当的防范，觉得这些人挟美国势力以自重；在学术界也有声音称民国以来史学无大成绩，都是史语所领导的方向问题，矛头直指李济。李济是傅斯年倡导的新史学的积极实践者，并以追赶国际学术前沿为己任，有“把傅孟真先生三十年前所燃的这一把新史学的圣火负责传递下去”（21页）的义务，是一位焦虑的学术领袖。他与张光直的通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开始的，在给张光直的信中他直言对中国学术的不安：

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3页）

接着他又讲述了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的责任，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将来，都系于能否培养出一批真正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现代学术工作者。话锋一转，他将希望寄托在张光直这一代负有大使命的人身上。

刚开始的日子，李济在关心张光直生活的同时，还试图关心一下他已并不熟悉的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哈佛现在教希腊考古学的是谁？” “你同牟维理教授学旧石器时代学得如何？这是他的专长，你切不放过。”并希望打听哈佛的教学情况：

（一）一年级的人类学导论是如何教法，读些什么书，是否有一大纲？

（二）考古学是否有打制石器的实验工作？

（三）人体测量的仪器是否有新的种类，计算机是否都是电动的？

甚至还打探Howell教授教书声誉如何这样外人看来有点过分的事。

张光直照抄了一份Anthropology la大纲及assigned reading寄给李济。体质人类学家出身的李济，似乎不知道他老师狄克生的体质人类学分析框架在出版之初就遭受了严厉的学术批评；也完全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体质人类学在西方世界的衰落，人体测量作为民族考古学的内容受到学界的检讨，还想象会有新的人体测量仪器出现。作为学生的张光直大约不便指其落伍而使老师失落，只是淡淡地报告，自己熟知的同学中已没有一人选体质人类学了（《李济·张光直通信辑录》（上），《九州学林》，二○○三年，创刊号， 246页）。听完这样的回复不知李济作何感想。

“黑贝”也是李济反复询及的问题。黑贝是李济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一种贝类，他记得英国考古学家Evans曾在希腊米诺斯（Miuoans）报告中有所提及。但李济访问克里特岛时却没见到，访问一位在雅典住了四十余年的美国考古学家，回答竟是不知道（5页）。后在几封信中再三追问结果。张光直不敢慢待，报告说：

一周来在Pea body Library查“黑贝”材料，毫无所获，因生不知此系何时何地之物也。查了一大堆shell、eowrier的材料，均无黑色贝的问题，不知您所指系何处之物，有范围当可查到，或到Museum去看看。敬祈赐示。（《九州学林》，246页）

最后张光直只好在一封信中了断此事：

“黑贝”问题在Peabody是找不到，到Fogg去问爱琴考古教授事尚未果行，请您原谅。（《九州学林》，252页）

大陆考古也是李济通过张光直了解的重点，李济对新中国的考古成绩并不以为然，称：

因为近十年在大陆的考古，实在只是挖宝贝的变相名称，不是要解决任何问题。凡是有问题的考古者，所具有的问题都早已被洗脑洗得光光；所以始终就没有一种有计划的学术性的发掘。（31页）

可能觉得这样打击面有点太大，他特地缀注了一句“自从失去梁思永的领导后，就走了薄古厚今的路”，将老朋友排除在斥责之外。当然李济几乎完全不了解新中国科研机构的运作模式，梁思永的影响其实已变得非常有限。

虽然这样，李济也不得不承认“大陆的考古材料，台湾也常常地可以看见，里边确实有些好东西；在剑桥自然更可多见，把它们整理出来，实在有它的价值”（25页）。李济关心的范围很广，不但有商周，也有新石器的内容（43页），旧石器也是重点之一：

我最近由一位朋友那里，得到大陆广播的消息说，有关“河套人”的发现，包括顶盖骨及股骨，据报道说，这是代表一种由北京人到现代人的中间型。

并请张光直复制《古脊椎动物学报》上的几篇文章，并声称“一切经费，都由我支付”（41页）。为了躲过当局的邮政检查，李、张二人的通讯有时会用英文，主要是涉及大陆部分。夏鼐成为他们的讨论重点。张光直在谈及夏鼐文章可删节时用括号注：Hsia is quite a sage of the time being(夏是当下一位睿智严谨的人)，引来李济非常大的不满：

我不太理解你对夏鼐文章的评论！我不懂你这样的话：“夏是当代的圣人。”我很难找到任何一段话、一句话的内容或这篇科学报告的风格和作者人格的丝毫关联。就写作而言，一位圣人也可能会写的和罪犯一样坏，或者一样好。我希望你能在下封信里花点时间把上面那句话解释清楚。（17页）

陈星灿“夏是当代的圣人”的翻译是受李济之子李光谟的影响。李光谟认为：此句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的一句话“孔子，圣之时者也”，讽刺夏“真是一位圣之时者”，即时髦圣人（17页）。这多少有点误会，都是“sage”一词引起。一位现代学者在评论另一位前辈时，恐怕不会用“圣人”一词来评价，即使他优秀如夏鼐；而张光直对夏鼐多有崇拜，讥讽之说更无从谈起。看来真是有点误会，李济也是那样的想法，张光直在后封信中即刻澄清：

我对夏鼐文章的议论绝不是一个关于作者品行的评论。我必须承认，让您有那样的想法是我的错误。但是，我所努力向您描述的原因，是我觉得送您夏鼐文章的抄写本不是太好，而用太多的语言描述也不太好。我的意思是，我不得不删减一些段落和修改句子，因为这些与考古学无关，只是为了宣传。（张光直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致李济信，《九州学林》二○○四年，二卷一期156页）

听过张光直的解释，李济以后并未再提，想来是接受了。张光直长期以来于大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抱有同情之理解，对硬性羼入宣传术语的学术论著，主张区隔对待，现在看来他的这种想法是在青年时代就已形成了。

听说张光直有意回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李济马上驰信详询，为使自己心爱的弟子回来，开出了当时一般人看来很高的条件：

有了一个Ph.D.回到自由中国，你可以在中研院史语所做一个副研究员；也可以在台大做一个副教授。你的官方待遇，当然不能比别人两样；但你可以得到若干其他补助。我能为力的有三种：

（甲）哈燕社的补助，这是以研究计划为单位的；个人研究的津贴，每年可以有五百元及五百元以上的美金数目。

（乙）成立中的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补助，有一种以研究计划为补助对象的，每月可以得到一千八百元的台币数目。

（丙）洛氏基金的补助，这是以史语所为限的，共三年，今年度开始。乙种补助金，每年可以得到柒百美元。（26页）

仅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钱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要知道当时台湾的一名大学教授，月薪折合起来只有五十美元，以胡适之尊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每月也不过区区一百二十美元，就知道李济给张光直的待遇已非常可观。李敖当年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李济垄断学术资源，党同伐异，称之大学阀。这样的大学阀，首先要有好的学问，另外要掌握大批制度性资源，扶危救困，就像李济所言“只要你有可以实行的计划，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促其实现”（27页）。

李济给张光直开出高价除去爱才心切外，心里也盘算着，若张光直真的有意回台，别让其他机构登先。张光直再三表态，史语所是其唯一理想之地，有人也劝李济：“李先生不放的人，别人也不会拉的”，李济这才把悬心放下。（125页）李济私下曾向人表示，张如能在美多待几年拿一个Ph.D学位那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了。李济的担心并非多余，已另立门户的另一位史语所大佬凌纯声也向张光直询问此事：

我办此所三年的经验，台湾的民族学的材料，还很丰富，工作经费亦不难筹，而人才最难得，后起的同学要如你的（这）六七人，肯用功读书而下苦功者甚少甚少。此间传闻张同学得学位即将返国，未知确否？此地哈佛燕京学社近在台湾设分社辅助学人研究，你们如回国年得七八百美元研究补助费，生活想可不成问题也。李亦园与任先民两同学，下学期如不出国各人可得五百美元，一人之生活费在番社中住定之后，用不了几多（因其他费用，可由所供给），小家庭得三四百美元的补助，可说亦不无小补。此地师友都希望你们早日学成归国，故将近日台北能得奖助金的情形，略为提及，借供参考。（65页）

话虽说得不如李济直截了当，也没李济那样多的资源，但有同样的求才之心，也暗暗地在用婉转的语调拉张光直。

李济与张光直的通信内容逐渐发生变化，由连篇累牍地讨论学习，无意中变成事务性的内容。李济减少了指导，张光直也不再汇报学习，内容的演变直接反映在形式上，信的篇幅少去许多。张光直与李济在学问上的渐行渐远，与张光直所投身的“新考古学运动”有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国的青年考古学家要求考古学走出年代学与类型学的老路，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程度为目标，使考古学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并对当代问题有所启发，张光直是积极的参与者（参见张光直：《考古人类学笔记》，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版，135页）。面对美国人类学界的日新月异，花样翻新很快，李济的学问或在当时的张光直眼中渐变成老古董了，虽然表面上仪礼如初。内心学术认同上的隔阂，或许已表现在形式上。一九六二年李济访美时，张光直在替恩师安排所有行程后，便借故离开，没能与李济会面。张光直多年后给出的理由时，怕陪李师母打麻将耽误时间。

三、凌纯声

要了解凌纯声与张光直的关系，一九五五年是个不错的切入点，因为这年凌纯声成功地将民族组从史语所中分离，建立中研院的另外一个所——民族研究所。

李济咄咄逼人的做法引来一些人的不满。要想知道李济对史语所的影响，就必须了解李济在它成立以来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去傅斯年之外，在整个史语所的历史上，再没有人比李济更有实际的影响力。

当时的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想扩充成立几个新所，近代史所就是其中之一，一切筹划就序，不料突生变故。在征询北美院士意见时，正在美国访问的李济起身反对，历数近代史立所不便的种种理由，胡适、赵元任、李方桂等大佬附议（《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二○○八年版，72页），竟使大局已定的近代史所胎死腹中，退而成为筹备处。当然，并不是每一次事件中，李济都是永远的胜利者，他曾经试图阻止民族所另立，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凌纯声充分利用大佬们阻挡近史所成立的时机，使他们不便再次联合反对民族所，实现胜利大逃亡。

民族所虽是筹备处，凌纯声却利用他的关系大张旗鼓地干起来。凌氏制定的研究目标是台湾、太平洋及中华民族海外华人。张光直抵达剑桥不久就收到这一方向的购书计划（51—52页）。

凌纯声早年间从东南大学毕业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民族组任主任，后社会所民族组并入史语所。整建制的并入使凌纯声自觉非史语所主流，抗战时期，凌纯声多次以学者身份出任政府官员，也引起史语所元老们的非议。这一心结贯穿始终，出走立所，情理之中。民族所经凌纯声多方奔走，终立成所，他马上将这一消息通告张光直，与之分享：

兹可告慰者，民族所自筹备以来仅八个月，内有亦园、李卉、先民三人的努力合作，能在外奔走，新所向总统府备案，最近核准，取得法律上的根据。经费下半年每月比之现在可增加十余倍，员额亦加，但适当的工作人员颇为难找。（54页）

这时的凌纯声却有点喜忧参半，喜的当然是他善用行政资源使得筹备处进展神速；忧的却是旧的人事纠葛，并未随他离开史语所而顿减，反而有上升的趋势，使得凌氏忧心重重，痛苦不堪：

年来奔波辛苦，尚可忍受，最感痛苦者，尚有若干人毫不以学术为念，只顾自私自利，继续对新所为难，我真受不了也。（54页）

凌纯声口中“若干人”中，以他的老搭档芮逸夫为首。芮逸夫虽年长于凌纯声，但却是由凌发现并推荐入史语所的。早年间，凌、芮二人先后合作调查过湘西苗族、云南彝族、佤族、拉祜、景颇、傣族及川、康羌、藏族等。但后来二人却渐行渐远，两人的心结，既有学术上的理由，又是性格差异造成的。凌氏早年得意又是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芮氏则是靠刻苦自学取得成功的学者（李亦园：《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新学术之路》下册，741页），后者难免有在前者阴影下的感觉。尤其是史语所迁台以后，凌纯声敏锐地觉得台湾及东南亚环太平洋岛链民族，今后可能成为田野工作方向。芮逸夫则除台湾原住民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的主题上。他七十岁时，其门生、故旧将其著述，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为名，编有三大册巨著，借以总结芮氏这方面的成绩（参见宋光宇：《芮逸夫先生的学术成就及贡献》，《新史学之路》下册，752页）。民族所筹建之初，凌氏虽希望芮逸夫能加盟，但以二人的关系，芮氏理所当然地留在史语所，图书资料、标本更是无从分割，民族所真正要白手起家。凌纯声觉得：“这一年来，我对民族学可说尽了最大努力，最可怕的事是他人妒忌，说来话长，以后细细笔谈。”（55页）芮逸夫亦是张光直的老师，凌纯声有些话显然不便直说。

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一件小事，激起两人间更大的冲突。一九五六年九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会议要在美国费城召开，凌称他受邀参加，请张光直给他的关于“竹筏”的论文写一篇三百字左右的提要，并将中文内容扼要附上（56—57页）。在以后的几封信中，两人多次讨论到摘要或短文的细节。凌氏也申请到教育部的经费，如期出席此会。在凌纯声平静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出任何矛盾的端倪。在高去寻给张光直的信中方可见其中的蹊跷：

凌先生出国时间现还讳莫如深，因为他这次能出国完全是破坏了芮逸夫先生的事而抢去的。现在两人仇恨越来越深，朋友们也无法解劝。李济之先生对凌先生此举也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如何（事情大略如此：美国与史语所台大有信请派人参加会议，史语所无美金，乃由台大派芮公出席，结果教育部复函台大说教育部无钱，便函告中研院说如由院中派凌公出席便有钱。结果是院中派凌公而教育部出钱）。此事芮公在精神上受打击太大，前几天在台大医院与我相遇，大发牢骚，几乎是神经病人一样（他是陪太太看牙病）。凌公的出国已成定局，但是他将来恐怕“于己不利”的事难免了。希望你见凌公时不必提到这件事，与芮公写信时也千万不要提凌公的事。（123页）

凌纯声曾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其昀又是他南京高师前后同学，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难免给人以动用行政资源的口实。凌纯声给张光直的信中提到了他上班的情形：

除了上课外，二四六下午要到院办公，那（就）更忙了！最苦的交通车是一中型吉普，坐在上面，顿得厉害，每天晚上回来疲乏异常，真有点吃不消。（49页）

除去颠簸之苦外，他说不出口的难受是同车的人。这辆上下班用的中型吉普车，是与李济、郭廷以共用的，李济因近史所的独立，对郭常常抢以白眼。遇到凌、芮纠纷，凌纯声少不了受李济的青白眼。

中央研究院又在南港，去一次路上及等车要两小时，我病后视为畏途，现在每星期只去一两次，实力有不逮也。（65页）

一个新兴的科研机构首先的急务无非是人员、标本资料和出版物，既然人员、标本增加起来困难颇多，后者就成为凌纯声要抓的重点。前十期的《民族所集刊》，几乎都请张光直写英文摘要，尤其是凌氏自己的文章，篇篇都是。从第九期开始，请张光直担任编辑委员（93页）。张光直在《集刊》发表的文章甚多，仅次于凌纯声，随着张光直学问的日宜精进，凌纯声开始邀请他写所谓的Leading Article（首篇论文）（89页），甚至请张光直整期组稿。凌纯声十分在意英文提要、短文，与他非常注重国际学术界的同行评价有关，在给张光直的信中他多次提及：

你们的论文希望多用英文写，附一中文摘要，我们的文章在台湾能读一遍的，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民族所集刊寄出三期，国外来要求交换者日多，如英文稿能增多更受国际人类学人之注意（略）。故在民族所规定：自副研究员升研究员须能用外国文字发表论文，借此鼓励年轻一辈。（71页）

《集刊》添加英文提要后，订购者明显增多：

此一刊物在学术上似渐受人重视或注意，国际交换者，已有五十四处，以英、德两国来信较多，且寄来亦多价昂书籍。最近贵校Oliver先生回信片上说：“I enjoyed particularly the excellent article on Kava, DLO.”此或是Oliver先生的过誉，如真有若干贡献，亦是吾弟翻译摘之助也。纯向不好宣传，为自己人言之，可以互相勉励。（79—80页）

当有外国学者投稿《集刊》时，凌纯声简直有点兴高采烈，因为他的办刊方针已初见成效：

每一期有一篇重要论文，限一万字，全译英文。（54页）

凌纯声坚持不懈的国际视野，与他本人的学术境遇有关。凌氏来史语所之前曾在东北调查赫哲族，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的民族学科学考察。调查报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凌氏到史语所后完成的，全书近七百页，有三百多幅插图，是一部重要的民族志。只可惜仅用中文出版，在国际人类学界影响有限。一九五八年美国西雅图人类学会（Seattl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打算将此书译成英文，凌纯声喜出望外：

纯三十岁写的赫哲报告，今春西雅图人类学（会）来函征求纯之同意，要全部翻译，倘三十年前即以外文发表，纯不至现已到老仍默默无闻也。我已吃了亏。（71页）

英文发表固然方便了更多的学术人口阅读，但学术成就的被承认或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活动。这里，可以举出史语所早期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家史国禄（Sergei M.Shir okogoroff）的例子。史氏亦是在巴黎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流亡中国后，为傅斯年所赏识，并被聘为史语所研究员。他的作品几乎全部用英文写作、发表，尤其是《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那本巨著，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用英文出版。其在人类学方面的贡献，据费孝通称，完全可以和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相匹敌，可是史国禄不但没有荣膺类似的荣誉，并且很早以前就被学界所遗忘（《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二年版，77—78页）。费孝通觉得他不能用母语表达是重要的缺陷，可见构成学者学术声誉障碍的原因，会是语言，但并非只有英语。只是凌纯声有着英语优先的判断，这大体上是专业学人的一般认知，凌氏基本上是环绕着这一目标进行工作。不过，凌纯声的学术贡献仍然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一九五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院士选举时，在胡适的力挺下，他被选为院士，荣获一位学者一生最高的学术荣誉。凌氏也在混乱中度过了有趣的十几天：

七月一日纯幸获当选院士，老童生考上了秀才，还免不了许多俗套，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广播录音，招待贺客，复谢函电，足足忙了十几天，这几日还定不下来。（67页）

事先高去寻预测说，凌纯声和芮逸夫两人都是院士候选人，“如七月间选举时哪位落选，哪位必成病人无疑！”（159页）“凌纯声先生自被选为院士后，心情好了许多，自然身体也见起色。”（164页）看来该爬上病榻的只能是后者了。

（《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李卉、陈星灿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五年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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