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改频出,税负反增

报告显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2.3亿的中等收入阶层，却只有2400万人收入（刨去三险一金）超过3500元？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个税的征收也是凭空起风波。根据人大决议，个税新政在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但9月后拿薪的不少人发现自己的个税还是按老的税法“被缴纳”。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9月尚未过半，中国之声的新闻热线就连续接到广东、浙江、四川、江苏、青岛等地听众打来的热线，反映当地个税征收标准未执行新税法，起征点仍按2000元执行。

随后官方的回答也是大相径庭，令人困惑。广东省税务部门12366咨询热线的答复是如果（企业）9月份报8月份所得的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旧的个税法进行扣除；而某些地方税务局则以软件没有更新为由表示按照2000元起征个人所得税。

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在9月前就曾明确指出，单位在9月发放的不管哪个月份的工资均应适用新的个税法。

尽管此后税务部门的说法改变，表示按旧个税法多征收的个税之后会进行退还，但是衍生的问题却让人深思——一部牵涉万亿人的税法执行力缘何如此脆弱，刚要起步便跌倒在了软件升级的问题上？

尽管我们忍受着个税改革过程中衍生出的种种问题，但这并不意味个税改革无法给民众带来切实的收益。事实上，个税起征点无关对错，按照一定的制度将起征点与通胀挂钩更有意义，也可减少长期讨论个税起征点的资源浪费。

房产税迷踪拳

作为中国在持有环节征收财产税的开山之作，年初房产税试点的风吹草动都牵引着媒体、大众的关注。

不负众望，2011年1月27日，上海、重庆两地正式宣布次日开始试点房产税——上海征收对象主要针对增量，对本市居民新购房且属于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和非本市居民新购房，税率暂定0.6%；重庆征收对象则主要是对高端住房，比如独栋别墅高档公寓，以及无工作户口无投资人员所购二套房，税率为0.5%-1.2%。

然而，无论从上海或重庆的执行情况来看，2011年严厉调控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并未给房产税太多用武之地，相较于前后出台的国八条、限购、限贷等政策对楼市产生的影响，房产税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或者也是房产税试点在这一年来相当“低调”的原因。

中国指数研究院上海分院的研究总监陈延彬告诉本刊记者，重庆高端地产主要受限贷影响特别大，相较于限购、限贷等政策，房产税的作用并不明显。“房产税更多的还是长远的税制完善，对短期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影响有限，左右目前市场的调控措施仍然是严厉的限购和伴随资金紧张的限贷。”

他解释说，上海房产税的征收紧跟交易行为，新购住房后才对其存量房进行核定征收房产税，而如果没有新购住房，即便已有多套住房也不征收，房产税试点对于打击投机和投资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更加严厉的限购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房产税的作用，由于限购，市场上的投资需求基本上被抑制，刚性需求和部分改善需求是成交主力，而这部分人群多数不满足房产税征收范围，或者因为面积扣除征收有限。

陈延彬告诉记者，2011年上半年，上海房产税实现税收51.1亿元，同比2010年上半年增加17.7亿元，增幅为52.9%。但据上海税务部门对外的说明，个人住房房产税目前只有统计应税住房量，没有入库额统计。此外，个人住房房产税的税率较低，尚不足以造成整体房产税收入大增。可以看出，上半年房产税的增加主要是原先已经在征收的营业类房产的房产税收入增加所致。

尽管短期房产税的收效尚不明显，但从长远来看，作为在持有环节征收的财产税，房产税的意义和可能面临的风险仍值得关注。

根据财政部、国税局、建设部对房产税意义的阐述，一方面是有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也引导居民合理住房消费，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房产税是否能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到预期效果仍然存疑。

从缴纳房产税的个体来看，无论是重庆的高端地产还是上海的“二套房”，需求方绝大多数是富人，当政府要求其每年都要为本就高昂的物业继续缴纳不菲的房产税，他们是否会乖乖买单？

据日前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透露，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中国富人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

增值税改任重道远

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2年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试点，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并在现行增值税17%的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

根据11月17日财政部公布的实施细则，除征收高额营业税的娱乐业之外，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均囊括在本次税改当中。

从短期来看，由于试点的只是局部地区的部分行业，因此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获益情况也有一定差距。

根据实施细则，试点纳税人以机构所在地作为增值税纳税地点，其在异地缴纳的营业税，允许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抵减；非试点纳税人在试点地区从事经营活动的，继续按照现行营业税有关规定申报缴纳营业税。也就是说，同行业中设在上海的企业，在异地缴纳的营业税可以得到抵扣，但非上海企业在上海缴纳的营业税就不能抵扣。

而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未来推广至全国、全行业则是意义巨大，营业税的重复征税弊端将得以消除。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景，我们仍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许善达介绍说，我国增值税扣机器设备税用了6年的时间，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增值税扣机器设备税。

营业税改增值税意味着中国一个普遍的减税的改革，这个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是一步一步做，先选部分税目、部分地区做，然后逐步扩大范围，花五年能完成改革就是非常快了，也可能需要十年才能实现。

税负到底多痛苦

如果说中国GDP居全球第二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话，8月份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中， 中国列全球第二，这深深刺痛了国民的心并引发《人民日报》和《福布斯》的一场文字交锋。

《人民日报》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一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等。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等学者也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

《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反击。他强调，“这个榜单的目的，是为了在全世界各国的税负之间寻找一个可以比较的尺度，因此对各样本国家一视同仁地选取了各国政府通行的税种和最高税率。”

其实，在不同的计算口径下得出的结论，没有办法判断谁对谁错。数字游戏或者可以用于立论，但是国民对于税负的体感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博士生导师杨志勇认为，判断国民税负压力，不能单纯看宏观税负，没有意义，一定还要看税收上去，政府拿这些财政收入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公共服务支出方面做得好，那么民众的税负压力会由于政府福利的提高而有所抵消。但是如果在公共支出方面做得不够高效，或者说福利待遇与财政收入不相匹配，那么即使宏观税负再低，对于民众来讲，税负压力也可能很大。

尽管目前来看，中国税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在很多方面发挥的并非完美，但实际上政府在流转税或者所得税方面依然大有可为。

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在消费结构上是很不一样的。恩格尔系数显示出来的只是食品这一块，其他商品也一样，税制设计应和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他的支出结构相关。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把重点放到高收入群体消费比较多的商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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