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38：武汉抗战时期音乐献金活动

计划，但究竟还隔着重洋大海，我国当时的国际宣传又是相当薄弱，报纸上的新闻只能使他们模糊地有一个“日本不讲公理正义”的概念而已，而这概念恐怕还是常常容易被敌人的反宣传弄得无所适从的。

此次出国募捐分歌咏、话剧、演讲及照片展览四个工作部门，各部均有专人领导，如歌咏方面是夏之秋，话剧是陈仁炳。在出国募捐前，武汉合唱团通过中宣部中央社方面，聚集了许多抗战以来的摄影材料，尤其是关于空军方面。因为这次出国募捐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野心”，希望可以募得钱款，购买军火、伤病难民的医药以及补助全国游击队。

（四）大型演剧募捐活动

1. 大公报社创办大公剧团，排演《中国万岁》公演献金

《大公报》汉口版创刊于1937年9月。自创刊以来报社首先发起代收救护伤兵医疗捐款，获得不俗反响。为做更进一步之努力，报社于1938年5月12日创办大公剧团，排练话剧，进行公演。剧团成立后，积极排练国防新剧《中国万岁》，并敦请中国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名家阳翰笙、田汉、洪深、史东山、程步高、赵丹、金山、郑君里、王莹、安娥、贺绿汀、冼星海、盛家伦、刘雪庵、巫一舟、王人艺等，及全体团员二百余人，参加演出。公演票价为5角、1元、5元三等，另售有价值100元荣誉券。

1938年 6月16日，《中国万岁》公演。大剧场里密集层层的来宾，观众中夹杂了许多友邦人士，另有专人招待负伤战士。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与郭沫若先生先后致辞。之后是文华铜乐队、武汉合唱团《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新疆歌舞团、怒潮乐社《不是没有家》、周小燕女士《八百壮士》《松花江流亡曲》、吴乐懿女士钢琴独奏及怒潮乐社管弦乐合奏。所有音乐节目表演完后，《中国万岁》才真正拉开演出序幕。

公演四日共收入14114.5元，又辅收马沈惠莲女士劵资20元，计共收入14314.9元。支出方面：1.向拜耳药品公司购雷弗奴、药特灵各四百瓶，付国币11000元。2.承新药业同业公会金仲文先生介绍，向中西药方购依克度300磅，付国币1100元。3.向咪皑洋行购金鹅纳霜十万粒，付英金69镑5先令6便士，昨向中央银行掉换，折合国币1166.74元。收支相抵，計存国币48.16元。

此次公演意义有二。第一是募捐救护伤兵，第二是扩大抗战同情及拥护。这两个目的，前者可用数字计量，而后者带来的影响则是无法计算的。

2. “七七”献金

1938年7月7日，是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为更广泛地发动民众，唤起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和决心，经国民政府同意，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联合国民政府其他机关和民众团体，决定在全国范围举行纪念活动，“七七”献金是此次纪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8年7月2日，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在《扫荡报》上发出通知，决定自7日至9日在三镇设献金台，进行为期3天的抗日“献金”。2日起，即在武昌司门口路边、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江汉关右首、世界大戏院门口、中山路水塔旁、汉阳东门码头等繁盛地段，搭起6座献金台。

7月8日，汉口全体剧业剧人共同举行献金公演。登出大幅广告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受伤伤兵。十二家戏院分不同剧种进行公演：新市场大舞台公演平剧夜场、长乐大戏院演汉剧夜场、美成大戏院演楚剧夜场、甯汉戏院演汉剧夜场、新市场露天演楚剧夜场、新市场新舞台演平戏夜场、满春大戏院演平戏夜场、武昌汉兴戏院演楚剧夜场、武昌共和舞台演平戏夜场、明园戏院演绍兴戏夜场。另有光明大戏院与明星大戏院公演电影。此次献金共收到献金及银钞折合共计415008.59元。另有首饰等不易计价商品。

3. 救济黄灾音乐募金

由于时值夏季梅雨季节，天降暴雨，黄河水量大涨，向西南方经淮河运河流入长江。花园口每日灾量扩大，至1938年7月30日时水高已达220公尺。汉市各界以自黄游决口，水灾泛滥，受水灾影响者不下十数万人。政府为实施赈济工作特成立黄灾救委会，策动各界踊跃捐款，并定8月3日与4日在本市特三区洞庭街之江汉关税务司花园举行汉口各界救济黄灾音乐游园大会。券价为2元、5元、10元及百元荣誉券四种。此次音乐会筹备经费330元，中央赈济会捐助150元，另外由党部、市府、警备部、商会、励志社、中央总社分别承担。

会场布置简单雅致，海关花园左右两端分别悬挂标语，一为“我们要努力救灾，同时要集中力量，抗御倭寇”；一为“救济黄炎被难同胞，就是保持国家元气，充实抗战力量”。音乐节目由励志社新运总会负责，节目有江定仙指挥的管弦乐、陈玄的独唱、王人艺和陈建的小提琴二重奏，夏之秋的筚篥独奏，胡头指挥的合唱，维也纳归来的戴粹伦小提琴独奏等，名曲极多，至为难得。

8月24日，培英小学30多名小学生组成的培英剧团，为救济黄灾在青年会进行公演《菱姑》《到明天》《古城的怒吼》三剧，在休息时间内间有歌咏表演。该团负责人认为将学生加以编组，使其参加社会服务可以达到“社会即学校”的目的，这次小学生们的演剧募金，对于呼声日低的黄灾运动也是一个不小的兴奋剂。

三、武汉抗战音乐献金的作用与影响

（一）宣传全民抗战思想，凝聚爱国救亡热情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较量，更是物质对抗。在民族存亡绝续的最后关头，后方民众财物捐输十分重要。然而，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统治下的中国，民众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十分淡薄。“七七事变”初期，武汉各民众团体遂积极响应自发进行后援活动，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众动员，加之远离战场，武汉民众普遍缺乏战时概念。当时在武汉的董必武对此有所感叹，“自卢沟桥事变以后，往来武汉的人有一种感觉，就是武汉不像战时状态，只有军队过境，伤病的就医，在武汉市面曾鼓起小小的波纹”①。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937年12月，“军委会”第六部招待在汉新闻负责人及文化界人士，号召他们动员民众。1938年4月，“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网罗各界人才，组建三处九科，分音乐、戏剧宣传等科，？譺？訛并先后发动了“七七”献金大会、剧界征募寒衣运动等。这些运动有效地动员了广大民众有钱出钱、奋起抗战，同时将全民抗战的思想传播至民间。

音乐献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贡献极大力量。音乐类献金运动以休闲娱乐的方式吸引民众前来观看，在演出过程中表演各类爱国剧目、歌曲等节目。如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的《保卫祖国》、中国旅行剧团的《原野》、武汉合唱团的爱国合唱等，都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对民众的国家情怀进行了提升。这种演出形式在通过售票募集资金的同时，大力的宣扬了爱国热情，鼓动民众捐资捐款。

1937到1938年间自发参与演出及献金的民众组织有如前锋歌咏团、武汉合唱团、大公剧团、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团体，这些艺术团体大多组建于七七事变后，成立后便积极举办音乐会或演剧献金。团体的主办人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上至拿着“铁饭碗”的公务人员及外国侨胞，下至曾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及流离失所的难童，全部积极组织献金。有由歌女组成的汉口市歌女献金救国会，报社主办的大公剧团，外侨举办的俄国音乐俱乐部演奏大会，粤汉铁路员工组成的抗敌后援会，学生组成的武汉同学会流亡学生抗敌移动剧团、广西学生、汉口学生生活社、武汉学生抗敌工作团，社会各界员工组成的武汉合唱团，难童组成的孩子剧团等。“七七”献金中，光明影院、新市场、世界影院、天声舞台、美成戏院等17家剧业在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的组织下进行公演募捐，仅两天便募款5596.27元。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献金献力，虽十分微薄，但他们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捐献所有毁家纾难，是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

对于音乐献金的宣传及救国作用，时人评论：“自全面抗战开始后，我方自不少损失，仍有一部分人认为抗战结果无非被屠杀，被轰炸，反不若忍辱各地，容纳对方要求，尚可苟安一时。此种汉奸理论，殊为持久抗战之大患，不可不设法消除……其宣传要领：1. 使民众对抗战有正确之认识，澄清敌友，检查汉奸，在中央领导之下，共同赴难。2. 使民众在行动方面，得一可循之途径。即每一民众，无论老少，无论职位如何，均应努力自己工作，不逃避不退缩……”？譻？訛实则可见音乐献金演剧所肩负的重要使命。

（二）培养艺术人才，促进艺术发展

武汉抗战时期全国知名艺术家汇聚武汉，音乐界有贺绿汀、冼星海、盛家伦、刘雪庵、巫一舟、王人艺、朱嘉蒂等；戏剧界有王瑞麟、王莹、王晋笙、王家齐、田汉、史东山、安娥、金山、辛汉文、洪深、马彦翔、凌鹤、唐怀秋、侯枫、阳翰笙、常任侠、张道藩、舒绣文等。艺术团体有三八妇女歌咏队、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上海救亡演剧第十一队、文华铜乐队、中国旅行剧团、四川旅外战地服务团、武汉合唱团、武汉华北宣传队、儿童宣传队、孩子剧团、岳武穆童子军队、怒潮乐社、政治部抗敌剧团、海星歌咏队、妇女行动队、华北歌咏队、量才歌咏队、新疆歌舞团等。他们在参与音乐献金活动的过程中带动了武汉地方文艺的教育和改造，使武汉艺术水平得到提升，为武汉本地艺人提供了一个学习外地文化艺术、开阔眼界的大好机会。

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空前活跃，特别是小型剧创作，是现代话剧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当时在武汉出版的专业戏剧刊物有《抗战戏剧》《戏剧新闻》《新演剧》等3种，由于众多剧团的建立，剧本的需求量也加大，创作的脚步加快。《抗战戏剧》第1卷共8期，共发表剧本31个。据葛一虹的《抗战剧作编目》统计，截止1938年底，全国共发表了剧本142个，其中90%左右刊登在武汉的刊物上。戏剧从狭小的舞台，走向了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独幕剧、街头剧和地方戏曲的创作更是新作迭出，尤以反映战地生活的作品最受青睐。“七七事变”后不久，就有田汉的《卢沟桥》、陈白尘的《卢沟桥之战》、胡绍轩的《卢沟桥》、王震之执笔的《八百壮士》、田汉的《最后的胜利》、欧阳山尊的《大路》、章泯的《纪念会》、光未然的《受难曲》、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李秀成之死》《前夜》、王泊生的《岳飞》等，都是上座率非常高的剧目。这些戏剧的主人公形形色色，但都广泛地反映出社会各阶层人民在抗战中的情态，抒发民族情感，鼓舞爱国热情。？譹？訛

这一时期，文艺人士开始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投身到文化救亡的洪流中。战时的情绪促进了艺术创作的热情，各类演员的汇聚提升了武汉本土艺术水平。风起云涌的音乐艺术现金活动下，武汉文艺界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动员和组织整合的新阶段。

（三）促进了武汉文艺界由单纯娱乐行业向宣传思想战线转换的过程，改变了人们对于音乐艺术固有的态度

在非常情况下，音乐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固有的舆论宣传力量可以发挥出组织和动员民众以实现国家利益为主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社会强对抗时期尤其为各阶级所重视。

剧人刘巍在《保卫卢沟桥》的演出结束后说道：“我常听人说，在这样困难严重的情形下还演戏……我们正是因为在这样严重的局面下，才积极地来筹备这次演出，理由很简单，我们是把艺术当作抗敌的武器，而不仅是狭义的当作娱乐的工具。”②

在大多数市民心目中，音乐戏剧艺术一直被视为是“供人消遣”“娱乐”的工作，而抗战背景下的音乐艺术献金公演挖掘了音乐艺术的多重功效。音乐艺术作为文化产品的一种，既是商品又是意识形态物品，在不同环境下其价值倾向性不同。这一时期的音乐艺术活动在作为商品售卖获得银钱捐款的同时，其意识形态物品的屬性被放大，其固有的宣传力量发挥出了动员和组织民众的作用，进一步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目标。音乐的进步不仅是专业方面，而是被注入了所谓民族解放的“酵素”，注入了宣传抗战思想的活力，音乐艺术作为宣传品带入海外，使海外朋友理解我们的苦难，这就是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作用。

四、结语

抗战初期，伴随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武汉迅速地掀起音乐献金文艺抗战的高潮。这一时期的音乐献金运动多为民间自发号召组织的，政府至多提倡鼓励，没有直接介入。其在组织、规模与影响上都不能与后期后方献金运动献题相提并论，但是作为大规模献金运动的前身，揭开了全民献金的运动序幕。

抗战初期的音乐献金运动对战时后方民众的献金活动开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从“全民抗战”的角度来说，其很好的起到了鼓舞市民热情，凝聚爱国情怀的作用。另外，这一时期的献金运动对于音乐艺术自身的发展，及其价值属性的开发也有着重要意义。音乐献金运动在宣传抗战，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同时，培养了一批新的艺术人才，增强国民情怀，在中国音乐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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