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

田汉的顶尖代表作当属解放后所写的话剧《关汉卿》。世界文化名人、元代戏剧大师关汉卿在曲子《不伏老》中自喻为“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凡知道田汉者都认为田汉把自己写进了关汉卿这个艺术形象中，田汉就是关汉卿，关汉卿就是田汉。

1979年中央为田汉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茅盾所作的悼词中，说田汉是“忠勇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又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田汉是湖南长沙县东乡的农家子弟。他的父母都是贫困老实的农民。

田汉八岁时，幸得母亲的弟弟易象的资助，才能继续求学。这位易象先生，字梅园，是田汉的三舅。易象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烈，对田汉的成长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器重田汉，并把女儿易漱渝也许给了他。

1909年，田汉到长沙读中学。当时长沙是新思想传播，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地方。田汉本是热血青年，受时代精神之感召，开始关心时事，“颇有问世之志”。后来田汉转到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是革命先驱徐特立。

田汉在这里广交良师益友，接受民主主义思想，“走上了读书的门道”，接受艰难生活的锤炼，培养了济世恤民的意志，为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6年，田汉师范毕业，由徐特立推荐，又由任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的舅舅易象的带领，赴日留学。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蜂涌而入，田汉俯仰其间，兼收并蓄，如海绵之吸水。他醉心于西方电影，对于当时日本兴起的新剧运动更是关注。他贪婪地读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各方面的书籍。在他所住的斗室中挂着雨果、歌德、托尔斯泰、米勒、贝多芬等文化名人画像，窗上还挂了耶稣画像。在文学观上，田汉崇尚“新浪漫主义”。但他对新浪漫主义又有自己的理解，一方面出于唯美，主张以艺术美化人生，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暴露社会的阴暗面，排斥一切虚伪，这又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田汉在日本写过许多文艺批评文章和诗篇，也写过新剧。他给郭沫若信中说自己“第一热心做剧作家。我尝自署为中国未来的易卜生……”

1920年田汉发表了第一个剧本《梵峨磷(小提琴)与蔷薇》(四幕剧)，不久又写了《灵光》。后者在东京演出过几次。这两个戏是他对新浪漫主义的实践。《梵》剧写鼓书艺人柳翠和琴师秦信芳的传奇浪漫史，揭露艺术家壮志难酬，富人们骄奢淫逸。柳翠为成就爱人的事业，自我牺牲去给富翁做妾。但是田汉以艺术之美去弥补现实生活之丑，最后让富翁有仁者之心，成就了这对恋人的婚姻，并资助秦信芳出国留学。《灵光》写医生与作家安逸地生活在异国他乡。看到祖国同胞受难，医生认为固然要从物质上给予支援，更重要的是写出“醉人的、刺人的、提拔人的、抚摸人的作品，去解救同胞们‘精神上的痛苦’……”最后主人公向耶稣祈祷，耶稣降灵光于这对“以一诚救万恶”的夫妇。两出戏反映出田汉当时文学观上的矛盾。田汉后来不承认这两部作品是他的戏剧处女作。

田汉把自己的处女作定为1920年冬所作的《咖啡店之一夜》。此剧写穷秀才女儿在恋爱中受到富商子弟的欺骗，她怒斥为富不仁者的卑污，表现出坚强自爱的性格。她的行为教育了另一个在失恋中消沉的青年，使他懂得要经受得住生活的打击，抱积极的处世态度。此剧艺术上也比较完整。田汉以此作为自己的戏剧处女作是有道理的。

1920年底，易象被军阀杀害，对田汉、易漱渝是重大打击。他们悲痛万分，田汉翻译莎翁悲剧名著《哈姆莱特》以寄托哀思。

舅舅英年被害，使田汉直面血腥的严酷现实，他的思想和情感发生了变化。他想从虚幻的浪漫中脱出身来，面向生活，发出呐喊，进行抗争和复仇。此时，他的文学观念由新浪漫主义转向波特莱尔的“恶魔主义”(即反抗主义)，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1921年至1922年，田汉的话剧作品有：《薛亚萝之鬼》、《午饭之前》、《乡愁》；翻译的剧本有：《沙乐美》、《海之勇者》、《屋上狂人》。这些作品减少了新浪漫情调，增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倾向，虽然还都不同程度地显示着幼稚，但是比起唯美主义的追求来，它们更有现实意义，这一点田汉自己也很是肯定。

易象牺牲后，田汉失去了经济支援，他与易漱渝决定回国。1922年9月，他们抵达上海，田汉任职于中华书局文学部。夫妻俩还于1924年自费、自办、自编、自校、白发行，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其宗旨为“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新鲜芳烈的空气”。出完第三期，就无钱再出，易漱渝也病倒了。《南国》只得停刊。为了生活和事业，田汉还到上海大学兼课。同时，笔耕不辍，出版《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日本现代剧选·菊池宽剧选》等译著，并创作了《获虎之夜》、《落花时节》等话剧。

1924年8月，田汉陪伴妻子回湖南老家。翌年1月，爱妻易漱渝弃世而去。这是继舅舅牺牲后对田汉的第二次沉重而深远的打击。

一年后，田汉重返上海。此时，“五卅惨案”刚过，他说，这一事件“震撼了我的艺术之宫，粉碎了我的感伤”。1926年田汉应聘创办“南国电影剧社”。

田汉所筹拍的第一个电影是《到民间去》。筹资仅得250元，故事装在他的肚子里，随时随处随机而拍，没有计划，经过几多周折，最后无疾而终。

几次碰壁以后，田汉认识到搞戏剧，一要培养、训练人才，二要坚持在野，不能依附当时宁汉合流的政府，否则就不能保持纯正和自主。

1927年8月田汉受聘到上海艺术大学任文科主任，由于校长把学费中饱私囊，引起学潮。学生们赶走了校长，一致推举田汉为新校长。此时的田汉不过29岁，就已经如此深孚众望。

田汉凭藉自己的交友和热忱，请来许多名家讲学，如欧阳予倩讲戏剧史，洪深讲戏剧文学，徐悲鸿讲西方美术。每逢周末，广邀文艺界名流举行茶话会，郁达夫、徐志摩、余上沅、唐槐秋、朱镶丞，电影界的万籁天、顾梦鹤，京剧界的周信芳、高百岁等等，都是常客。大家一边看田汉即兴编的小戏，一边谈戏论艺，有时还就旧戏改革问题，展开热烈争论。

田汉的独到的办学风格，使学生学用结合，学校生气勃勃，但经费日见窘迫。田汉提出演话剧募捐。为扩大影响，他还请京剧名家欧阳予倩、周信芳、高百岁及话剧名家唐槐秋、顾梦鹤等参演助阵。各路名家与本校学生联合组台，如此盛况，全凭田汉“田老大”的面子和人气。这次盛大演出活动，取名“艺术鱼龙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亮点之一。

“鱼龙会”演出剧目丰富，计有田汉新作

《苏州夜话》、《江村小景》、《名优之死》、《生之意志》、《画家与其妹妹》、《到何处去》，唐槐秋的《烧鸭子》，日本菊池宽的《父归》(田汉译)，以及欧阳予倩新编京剧《潘金莲》。正式公演时又增加了话剧《生之意志》、《未完成之杰作》。

“鱼龙会”演出受到欢迎，但是入不敷出，艺大已经山穷水尽，原来被逐的校长趁机收回校产。田汉与学生们齐心创办了自己的南国艺术学院。

在阐述办学宗旨时，田汉强调：戏剧本来是民众的，现在民众演主角的时候到了，要把戏剧从资本家手中归还给民众，使社会与戏剧打成一片。

1928年春假，田汉率南国艺术学院旅行团60余学生，自称“波希米人”(流浪艺人之意)，到杭州作旅行公演。演出剧目除“鱼龙会”上的一部分，又加演了田汉即兴之作《湖上的悲剧》。

杭州之行反响颇佳，回到上海却另是一番光景，有的师生要走了，学校经费困难到伙食都开不出来。学校眼看要停办，但是大家舍不得田汉，田汉也舍不得大家。洪深说田汉是“跌不怕，打不怕，骂不怕，穷不怕的硬汉子”，这个时候，他的硬汉子精神又昂扬了。他停办了学院，把相依不去的戏剧科学生组成南国社，集中力量从事戏剧运动。

“南国社”成立之后，举办过两期公演，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佳话。

第一期1928年12月公演于上海，地点是周信芳借给的梨园公会礼堂。剧目有《苏州夜话》、《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生之意志》、《古潭的声音》、《最后的假面》、《眉娘》，后三出为第一次公演，都是田汉创作或翻译改编的戏。

这次公演，观众反应热烈，报纸上有赞扬其平民化的，有表扬苦干精神的。连日本戏剧名家菊池宽也赶来看戏，看完后十分激动，赞不绝口。由于观众踊跃，又加演了两个日夜场。

上海公演成功，南国社紧跟着到南京公演。想不到开场时，受到巡警阻止，激起观众义愤，一致要求开演，巡警竟不敢坚持。这次公演剧目除原有的戏码外，又加了两出新戏《颤栗》和《秦淮河之夜》，是田汉临时编写的独幕剧。

南京公演的反响比上海还热烈，有的文章喜称：中国之有新戏剧，当自南国始!有的说南国的演出“在首都文艺界的凄凉荒寂中，顿添上一脉春意”。

南国社贯彻平等的原则，回绝一切“定座”。连蔡元培先生来看戏，也被挤在屋角里。国民政府大员何应钦来看戏，每次都买票入场。

有人想把他们拉向国民政府，要他们留在南京，田汉坚持“在野”立场，演出结束，马上把人马拉回上海。

对南国演出的好评，基本上都来自文化圈子。在南京他们也收到了真正来自基层观众的批评。有一个士兵批评票价太贵，民众看不起。有些戏，如《古潭的声音》写一个追求灵魂的诗人，“而我们这些衣不蔽体饥不得饱的同胞们，何须乎避开现实去求灵魂”。这些真正从民众发出的声音，使田汉震动和深思。此后，南国应欧阳予倩之约，到广州演出。多数人为了生活的安逸，留在了广州等地，随田汉返回上海的人只有少部分。田汉无奈，面临着“再次创业”。

为重振南国事业，田汉筹备第二期公演。这期公演先去南京，后在上海。演出中增加了表现田汉新的思想进步的剧目：《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在南京演出时，当局禁演《孙中山之死》。

演出期间，国民党当局设宴招待，要员叶楚伧、戴季陶出席。有人要南国社在三民主义下做宣传，田汉机智地予以反驳。有人希望政府给南国社财政支持，田汉强调南国社是民间团体，是以在野身份搞戏剧运动，拒绝与政府沾边。惹得戴季陶以拳击桌，愤愤而走，招待会不欢而散。田汉的骨气由此可见一斑。在南京被禁演的《孙中山之死》，回上海之后，田汉立即在《南国月刊》发表，以示抗议，以正视听。

南京半月，田汉内外交困。因降低票价，经济发生困难。回上海的第二期公演，虽因社内个别成员的拆台而造成困难，但是舆论从《一致》等剧目看到南国新的进步，对有些戏也提出不同意见。

两期公演影响很大，也使田汉身心疲惫。南京的教训使他下决心“向绅士阶级开战”，内部成员的拆台，使他产生对感伤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否定。这是不久以后田汉转向的思想基础。

1929年南国社一部分人宣告独立，另组“摩登社”，南国中坚陈白尘说：“这是一次兵谏。”田汉内(家庭问题)外(社内矛盾)交困。他认真进行了反省。这时期，上海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戏剧运动兴起，上海艺术剧社、创造社、太阳社先后成立。上海艺术剧社打出无产阶级戏剧的旗号，田汉看了他们的《炭坑夫》、《梁上君子》、《爱与死的角逐》(皆从外国名著改编)以后，认为“他们搞得比我们好”。 这时候，党派蒋光慈、钱杏邮(阿英)参加南国社，帮助田汉，促其“转向”。田汉也积极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左联”等进步组织。1930年春，田汉召集全体社员，讨论南国转向问题，获得一致通过。3月，田汉在《南国月刊》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宣告他和南国社向无产阶级方向的转变，在文化界引起很大震动。 转向后的田汉第一个作品是改编《卡门》，他的改编突破了小说和电影，强调了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此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加强，上海艺术剧社被查封。田汉的《卡门》也受到威胁。田汉义无反顾，亲自执导，诸多名家参演，演出非常轰动。反动派终于以“过激”为由，禁演了《卡门》。1930年9月18日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通缉。

在中国话剧运动中，田汉和他创建、主持的南国社，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他和南国社走过的道路，他们创造的业绩，包括经验和教训，以及田汉的人格魅力、勇于进取和不屈精神，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1932年田汉入党，不久，成为左翼剧联的党团书记。张庚先生说，当时群众组织很多，“有些不同程度地要闹点派别，只有剧联没有闹过。因为田汉心怀博大，善于团结，为戏剧界做很多好事”。田汉被称为“田老大”，被誉为“梨园领袖”，并非自诩，乃是众望所归的反映。

田汉入党后，积极于革命运动，投身抗日救亡工作，组织工人戏剧演出，帮助校园戏剧活动，同时也不忘戏剧创作，并且以较多精力从事电影创作。他为电影《风云儿女》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1935年2月19日，田汉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坚强不屈，依然壮怀激烈，抓紧学习。在软禁于南京期间，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创作并组织演出过《械斗》、《回春之曲》、《洪水》和《黎明之前》。这些戏或呼吁团结一致，或体恤民间疾苦，鼓舞奋勇前进。特别是田汉据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复活》，强调了被压迫者的觉醒和对

光明的追求。

“卢沟桥事变”激发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田汉立即写出大型话剧《卢沟桥》，演出反响十分热烈。

1937年7月17日田汉被解除软禁后，不久即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从此田汉忘我地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斗争。

抗战期间田汉任周恩来领导下的国防部政治部三厅戏剧处处长，做了大量抗战戏剧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他不顾自身衣食不周，困难重重，千方百计保护戏剧艺人，真令人感泣。他在广西桂林，万般无奈之下，发扬他交友广阔的特长，动用与国民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维护新中国剧社的生存和坚持展开抗战戏剧活动，这样的事情只有田汉肯做、能做、并且做得成。

抗战期间田汉还要办报纸、写文章、写戏曲本子，话剧创作中反响热烈的是1941年所写的《秋声赋》。剧中有田汉一家经历的影子，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剧中安插多首歌曲，刻意运用戏曲的写意抒情手法，可以看出田汉那时已经在思考并探索话剧民族化这个大问题了。

抗战肿利以后，田汉奉周恩来指派，先后战斗在重庆和上海。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田汉居无定所，斗志不减，笔力不衰。1947年3月12日，经请示董必武，上海文艺界为田汉做50寿庆，以示团结，以显声势。郭沫若著文，称田汉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是文化界的先驱者。对戏剧和电影起着领导作用，对旧剧改革，他的认识和工作都跑在别人前面。 郭沫若还赞美他“事母至孝，对子女至慈，对朋友至诚信，对国家民族至忠贞，智情意都已经发展到了颇为圆满的程度。他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

1947年，田汉目睹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横行，民生之艰难，写了话剧《丽人行》。这是田汉解放前话剧创作中的代表性佳作。此剧形象扎实，性格鲜明，激情饱满，田汉运用多场次(21场)手法，使背景广阔，生动流畅。导演洪深为剧所感，找到富有创意、不受时空限制的演出形式。此剧首演于无锡，竟连演26场，继而到上海演出，26天中演了50多场。如此盛况，为当年话剧演出之少有或仅有。

1948年9月田汉奉命到达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1949年6月被选为政协筹备委员。解放后历任中央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北京戏曲实验学校校长等。他工作繁忙，尤其关心戏曲改革工作，反对戏改工作中的粗暴行为，自己也写戏曲，话剧创作相对少了。

1958年，我国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田汉心情激动，用一个多月时间写了话剧《关汉卿》。关汉卿的史料非常之少，田汉深入研读有关元代的史料，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民族关系、阶级矛盾，特别通过钻研作品，了解关汉卿的心态与性格，确认他是个不屈不挠、爱憎分明、感情强烈的铁汉子，其无畏的战斗精神达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对人物的想像、理解和塑模中，作者把自己的精神和性格也融了进去，识者都从关汉卿身上看到了田汉的影子。田汉好几年不写话剧，一写就一鸣惊人。他给北京人艺读完剧本，大家热烈鼓掌。剧本发表，引起各方赞叹。郭沫若一口气读完，连夜写信给田汉说：“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此剧由北京人艺在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700周年纪念演出周作首演后，立即引起轰动。此后各剧种纷纷移植演出。日本三大话剧团联合演出此剧，在三大城市巡演，反响极为热烈。

此后，受大跃进狂热的影响，田汉写了一出不成功的《十三陵狂想曲》。1960年又成功地写出了古为今用，歌颂民族团结的历史剧《文成公主》。田汉写了几十年话剧的如椽之笔，就此封住，因为反“右倾”运动开始了，田汉成为内部批判对象。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田汉是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一代巨匠，梨园领袖，同业中的“田老大”，敢于为民请命，却救不了自己的命。惜乎此哉，痛乎此哉!

责任编辑　黄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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