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图米纳斯的“奥涅金”

一、戏剧的交响美学

二0一七年十月十九日晚上，浙江的乌镇大剧院，我始料未及地经历了一场美的风暴的袭击。长久以来，那个我曾经为之向往的戏剧的理想外壳，被现实碾压得变了形而皱皱巴巴。俄国瓦赫坦戈夫剧院演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像一道闪电，以不容置疑的完美形式征服了我，似乎那一刻，曾经在剧场里虚度的平庸时光得到了补偿。同时我也感到，当你被美照亮时，如果不懂得偿报，便是对这个世界有所亏欠。

一出杰出的当代戏剧，开启了古典悲剧推崇的卡塔西斯之路。时过半月，那些感动渐渐化作了心田的多巴胺，早已离开了现场的我仍不时被拽回到舞台的场景里。如果不是通过立陶宛籍的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Rimas Tuminas），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名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绝不会在今天散发出如此迷人的光彩。普希金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我们作为中文读者，难以体会他的俄语之美。尽管柴科夫斯基于一八八四年谱写的同名歌剧至今在西方长演不衰（二0一三年中国国家大剧院亦有引进），一九六五年，约翰·克兰科为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编导的同名舞剧也已成为叙事性芭蕾的巅峰之作，然而歌剧和芭蕾这种样式的舞台作品，对中国观众似乎还有一些距离。这一次通过戏剧，几乎不需要翻译，普希金再一次走出了俄国，这个“俄国诗歌的太阳”照亮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图米纳斯构造了一个戏剧魔方，他将诗的线性语言抽丝剥茧，转而建构为舞台上的一座立体宫殿。这座宫殿的大梁是主人公塔吉亚娜对奥涅金的爱情，立柱是一群身着白裙的长辫子芭蕾女孩，飞檐则是弹着鲁特琴的小丑与滑稽现身的兔子等。宫殿并不凝固，可即时拆解，它时而是有着长长把杆的舞蹈教室，时而变为塔吉亚娜的闺房，抑或大雪纷飞的决斗场，又作为主人公长途跋涉的车厢，还是莫斯科贵族的沙龙……然而这个宫殿的结构又极其简练，不设具象布景，仅以一面模糊的大镜面作为背景墙，将众多人物的行动及表情构成镜像，游刃有余地达成了时空交错，虚实相生。

正如诗歌是人类语言的核心构成，诗剧在戏剧舞台上的缤纷绚烂充满魅力。这是比单一的文学、美术、音乐创作远为复杂与多维的编织，密度更强，能量更大。也只有在这时，戏剧超越了电影等一切虚构的三维幻象，在当代获得了它难以替代的生存价值。二00四年，以色列卡麦尔剧院的《安魂曲》在北京一鸣惊人，第一次让国人见识了戏剧作为舞台诗的高峰，至今不断有人怀念着那部作品。今天看来，哈诺奇·列文改编白契诃夫三个短篇小说的《安魂曲》，从结构上看还属于一首契诃夫诗意的协奏曲，而图米纳斯执导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是普希金诗体小说经典在当代复活的宏大交响诗。图米纳斯曾说他不喜欢今天的世界，喜欢人性闪光的十九世纪。孰知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高峰隐藏着在现代剧场掀起情感风暴的魔力因子，立陶宛戏剧人站在了一个精神的制高点，继而通过非凡的想象去拓展舞台表现力的极限。

台词在剧中分量不多。图米纳斯从普希金原作与其他诗歌中摘选了有限的语言重新组合，分派给角色，却以俄国渊源深厚的交响乐和芭蕾舞作为这部戏的主体形式。沸腾的音乐和舞蹈包裹了主人公，群舞和独舞自然地替代了他们发声。与之相对的静默时刻，角色表现性的动作和姿态则隐喻这出爱的错失悲剧的沉重。芭蕾还原了普希金诗意的轻盈，戏谑的歌剧唱段以及两个奥涅金与连斯基（分别为中年和青年）的并置，则生出一种怪诞效果，传达了诗人的讽刺意味。我们似乎在穿越一个迷宫，情感的转换有如万花筒般令人目眩神迷；又像是坐在一驾三套马车上，不停地奔驰与飞翔，随着那周而复始不间断的主旋律（出自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及其变奏，最终回到原点。诗剧，舞剧，哑剧，歌剧，又是“话”剧，所有这一切毫不牵强，浑然天成。

正如导演所要求的，《叶》剧的出色还在于这一众演员“引爆”了舞台。并非只有塔吉亚娜的扮演者气质脱俗，奥涅金竖起的衣领与忧郁面容，连斯基死去时如雕塑般的背影，奧尔加挎着手风琴的天真，黑衣女教师的冷峻，无不各具风范。而跳芭蕾、乡村晚会、上流沙龙的群体狂欢，以及风雪中的决斗、去往莫斯科旅途的场面转换等，无一不是自由开阖，张弛有度。或许是俄国演员对艺术的痴迷造就了他们的卓越能力。当今的歌剧女皇安娜·奈瑞贝科（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奥涅金》塔吉亚娜的扮演者）年轻时为了学艺，曾当过马林斯基剧院的保洁员。因而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演员气度非凡的外表与舞蹈、歌唱、演奏乐器及台词的俱佳，绝非偶然。他们的表现能力根植于俄罗斯戏剧文化的深厚底蕴，每个人都有着在舞台上创造角色的深沉迷醉感，因而每个人都是戏剧的幽灵。

二、从爱的“多余人”到塔吉亚娜的爱情主题

奥涅金的文学形象，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欧洲浪漫主义。从法国夏多布里昂的勒内、英国拜伦的哈洛尔德、法国缪塞的奥克塔夫，到俄国作家群的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冈察洛夫，再到法国加缪的默尔索，这些忧郁孤独的“世纪儿”、颓废无聊的“多余人”、无感的“局外人”，都属于时代即将发生剧变前一种内心与现实产生断裂的人。颇有意味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奥涅金曾经被一些知识分子引为同道，奉为英雄，他们常常引用这句话以标榜自己的个性，“谁生活过，思想过，谁就不能不在灵魂深处厌倦人群”。今天，在“八0后”以降的女青年那里，奥涅金甚至被唤作“渣男”。这两极的态度映衬出时代价值观的巨大分野。因而这一版“奥涅金”对于当下的我们有了特殊的意义。

或许是俄国文学的“多余人”（包括契诃夫戏剧的人物）过于发达，引发了戏剧创作者的反向思考。与其停留在这些主动与社会疏离，找不着方向，无从选择而总是处于困境中的男人身上，不如把焦点转向爱情的主体——女人。

就个人经历而言，普希金是一个爱的受伤者与失败者。图米纳斯认为，无论普希金如何努力地写奥涅金的心理，奥涅金没有成为英雄，塔吉亚娜才是英雄，是高贵、纯洁的代表。在这种导演构思下，“多余人”被弱化，女方被强化。于是这部戏里塔吉亚娜作为一个独立形象几乎可以与娜塔莎等人并列，也暗合了俄罗斯文化的一种传统。

在时代巨变时，往往女人是坚强的，男人多怯懦乃至瘫痪。塔吉亚娜爱奥涅金，奥涅金却不知如何爱，于是成为一个背影。其实，柴科夫斯基早已对塔吉亚娜倾注了关爱，他写歌剧的重心不在奥涅金。塔吉亚娜的书信表白《让我死去》长达十二分钟，成为著名唱段。至于戏剧舞台如何呈现这种女性爱情的美感，图米纳斯则有独到的表现。

喜欢阅读和幻想的乡村少女塔吉亚娜见到奥涅金后，认为他正是自己梦中见到的那个人，心中燃起爱火，已然决定把命运交付给奥涅金。塔吉亚娜背着一张铁床上来，她捶打枕头，倒在奶娘怀里，抬起床大喊道：“我恋爱啦！”然后拖着床满场飞奔。那一刻，塔吉亚娜的激情和能量简直要穿透剧场。然而奥涅金对她说，“你的完美，都是徒劳。”且奥涅金行事荒唐，在无聊中杀死了自己的好友、塔吉亚娜的未婚妹夫连斯基。痛彻心扉的塔吉亚娜背靠长椅，就像一个献祭的少女等待神的回应。塔吉亚娜的求爱告白与被弃，是最为激荡人心的段落。此时的音乐节奏强烈，处于癫狂中的角色动作夸张，却因充满舞蹈韵味而显得十分自然。

如何表现塔吉亚娜嫁作人妇后的平静生活？导演让她与丈夫分吃果酱，就妥帖地完成了这种人物内心与命运的巨大转换。舞台忽然静下来。从塔吉亚娜独自吃果酱到丈夫的加入，她的动作缓慢，而观者的心理节奏却在无声地加快，叠加着痛楚。“有谁值得被爱？有谁可以信任？有谁可以永恒不变？有谁可以永不厌烦？再爱，就爱自己吧！”人只活一次，如果奥涅金总在迷失，塔吉雅娜必须“二次诞生”。当铁架秋千从空中垂下，坐在上面的塔吉亚娜已成为贵妇人，她仍然朴实，却宛如天使，奥涅金由此激活了对她的爱。塔吉亚娜承认自己仍然爱奥涅金，却将忠实于丈夫。所幸惜台词如金的导演没有放掉这一段：“我宁愿抛弃这场褴褛的化装表演/这一切荣华、喧嚣和烟尘/为了那一架书、那郊野的花园/和我们那乡间小小的住所/我宁愿仍旧是那个地方/奥涅金，我们在那里初次相见。”

此时的塔吉亚娜经历了奋不顾身，已经心如止水。终了，踩着滑板上来的她依偎在一只大玩偶熊身上缓缓离去，让人想起普希金的诗句：“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就在舞台上这段流淌的时间河流里，一个女人的爱情修成正果，进入了超然而平静的河道。

重生的塔吉亚娜，使得普希金的这出杰作在今天大为改观。她是那么浪漫、勇敢而坚定，走过神性与魔性交织的炼狱却没有毁灭，成为“俄罗斯的灵魂、荣誉和良心”（图米纳斯语）。

曾几何时，古典式爱情成为一个人内心最重要的一极，“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歌德语）。然而现代世界降临，对爱情的嘲弄拉开了序幕。叔本华把爱情当作一种意志冲动，成为欲望本身。毕加索将自己情史的对象转换为《哭泣的女人》。二十世纪的男性画家和作家们多患上了“厌女症”，丑化和漫画化女人，成为现代主义的一种潮流。卡夫卡、贝克特也扮演着反浪漫、反爱情的角色。原先人类文明中最有意思的一极——爱情，从此变成一场场戏谑性解构。进入消费时代，爱情的意味更趋减弱，直接蜕变为金钱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图米纳斯作為戏剧导演的不凡之处，在于重新发掘了女性爱情的神圣意义。他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揭示出，原来女人的爱情可以这样美，并且不仅是美，还与自我的成长、自我的完成有关。爱情作为一个人一生中相当重要的阶段，富含积极的意义。舞台上多处具有象征意味的段落，摘除了俄罗斯贵族文化的背景，使塔吉亚娜的爱颇具当下感。当塔吉亚娜的爱情交响曲奏起时，塔吉亚娜成为主题，奥涅金成为副部主题。这种翻转是导演对爱情的肯定，也是此剧在今天的意义。

图米纳斯对演员们说，“你们必须让观众……在戏剧里彻底感受爱的洗礼”。舞台上处处流溢着导演对女性的爱。我们不因这种爱而自怜，却因这种爱而升华。它带有更多的阴性气质，令众多女性观众洒下热泪。一些知识女精英为塔吉亚娜一改从前读小说时那种贤妻良母式的被动形象，拒绝了“渣男”而大呼解气，也为其经历了规训的经验世界而成熟的风采而折服。至于奥涅金，导演可没有将他视为“渣男”。开篇的倒叙结构中，塔吉亚娜的情书碎片被奥涅金装裱在镜框里，挂在他常坐的扶手椅上方，这分明是一种忏悔的姿态。当然由于导演对女人的爱，此剧或可作为检视男性情爱的试金石。

三、美与中国当下戏剧

图米纳斯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次主题置换后的金蝉脱壳，堪称文学经典在当下复活的范例。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面从技术与形式层面来审看中国戏剧的镜子。

十三年前，《安魂曲》让国人眼前一亮（今年国内已推出了同名图书），那是美学震撼的初级版，如今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是话剧形式的升级版。作为一个推崇形式的观者，我同意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观点，形式的饱满与复杂是话剧的根本。处于后现代情境下的戏剧，就是要穷尽一切艺术表达手段的可能性，将文学性、戏剧性统一到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有如百川灌河，使舞台成为一个滚动的万花筒般的世界。

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戏剧从先前比较机械化的语言机制回到人的语言，回到戏剧是人学的范畴，其后则经历了现代主义戏剧初始阶段的多维，运用拼贴等形式的造奇，但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话剧形式很多时候还是显得单薄生硬，不够复杂与圆熟。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导演的文化功底和艺术修为。如果仅仅停留在学院某种老套的训练上，不懂音乐、绘画、舞蹈，也不知道诗歌，舞台就会遁入简陋。这不是简单地搬用戏曲凑成所谓“中国意象”，或者开些网络段子手般笑点很低的玩笑，再或者搞起光怪陆离的多媒体就可以解决的。越是面临所谓“跨界”的时髦诱惑，越是需要警醒。任何一种表面花哨的链接都不可能让作品成为一个有机并充满生命力的存在。

就话剧的形式而言，中国戏剧舞台需要美学重建。然而，当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学呢？近年来外国戏剧大师（多为导演）纷至沓来，一次次地刷新中国戏剧舞台的观感：老一辈大师彼得·布鲁克的“空间”，铃木忠志的“身体”，罗伯特·威尔逊的“意象”，陆帕的“时间”，及至中生代翘楚卡斯特鲁奇的“恶魔”气质，更为年轻的“鬼才”科尔苏诺夫与“先锋”奥斯特玛雅……见过诸多光环之后，可以让我们减少盲从。这些已经获得了欧美剧界隆重声誉的导演的作品，曾经令一些人迷惑甚至不满，因为作品中隐含的民族、宗教、文化以及政治的差异，无形中造成了某种隔膜。

的确，“戏剧是一门沟通的艺术”——时下当红的意大利导演卡斯特鲁奇持此观点。他认为“应该从肠道去感受艺术”，于是在舞台上放狼狗咬人……这种原始而疯狂的表达可以作为后现代戏剧的一道遥远的风景。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中国戏剧而言，彼得·布鲁克太简，铃木忠志太板，威尔逊太慢，陆帕太长，卡斯特鲁奇太暴力。这些导演美学对大部分国人而言容易造成歧义与误解。

中国舞台迫切需要的是——“美”。而此时，曾经滋养过几代国人的俄国文艺再次显现出它的优越性。俄罗斯人对灵魂的关注，让他们可以发表关乎人类命运的感言，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美是拯救这世界的终极力量，与宗教无异。契诃夫曾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这句话特别适宜于中国戏剧。若要给一个让今天的人们走进剧场的理由，那就是：普遍对后现代多维之美不敏感的观众特别需要在戏剧舞台上被唤醒。图米纳斯说，在任何纷争与不公面前，他唯一的反抗就是“美”。我相信，《叶》剧是这位导演目前最卓越的作品，对于长期缺乏优质营养的观剧者，此剧则是最佳的“治愈系”之作。设若看过此剧者无动于衷，那只能遗憾地说，他或许几近于一位“美盲”。

美即是真。美感的缺失，也会导致人对真无从觉察。缺乏美感并不只出现在非知识阶层，如今受过教育者也大有人在，甚至文艺从业者也不乏其人。二0一四年有人用英文对着台上的威尔逊爆出粗口，威尔逊的舞台是一种较难领略的后现代之美，这位年轻人存在知性的盲区。而在乌镇演出后，也有青年学者抱怨图米纳斯导演没有复现自己从前阅读文学原作的经验，他很可能被概念的偏执所困。无知于艺文是知性的麻木，被艺文概念所钳制是感性的麻木，二者都造成了認知的障碍，显然中国教育机制中通识教育的缺失更多地导致了这种结果。而时下琳琅满目的戏剧演出，对于建构中国观众对话剧的美感以至信心颇为有利。如果观众初到乌镇戏剧节来，可以先不去看纯表演版的《海鸥》（二0一七年乌镇OKT剧团版），也没有必要坐在一个靠人力推动的黑盒子里还昏昏睡去（《影像的复仇》，二0一七年乌镇版），而感受《叶》剧的“美”，则是一种营养所需，在当下尤其必要。

事实上，去年图米纳斯导演已携四部作品（《三姐妹》《马达加斯加》《思维丽亚的故事》《假面舞会》）来京演出，博得圈内赞誉。他作为瓦赫坦戈夫剧院艺术总监的身份也引起了剧界的关注。瓦赫坦戈夫这位英年早逝的俄国导演和演员，在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精华谙熟于心之后，成功地创造出一种非生活自然状态的“戏剧的手法”来表现生活真实，被命名为“幻想现实主义”。他的继承者成立了以他命名的剧院，至今已有九十年，在俄国位居一流。图米纳斯加盟之后，剧院声誉扩大到欧洲，这归功于他出类拔萃的“幻想”以及“创造形式”的能力。《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今年乌镇戏剧节的开幕大戏，艺术总监倾力引进，观者热盼并全情拥趸，其中多少隐含了这样的问题——对于较早承继了斯氏体系的衣钵、以现实主义为正宗的中国话剧界而言，我们的“现实主义”如何才能好看一些？“幻想现实主义”不失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方向。诚然，图米纳斯导演个人的功力与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整体实力非一蹴而就，但充分认识其价值，并建立相关的美学标准却尤为重要。我们期待着中国戏剧的导演美学从单薄中走出，全面升级；也期待着中国演员的能力不再单向度，因为不仅舞台是魔方，演员也应该是魔方。图米纳斯把大魔方和小魔方都推向了极致，可以作为中国戏剧人学习的范例与模板。多向度的美既是皈依，也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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