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戏说话

中西方文化的嫁接历来被认为很有挑战性，成功不易。因为此前《心比天高》的成功，杭州越剧院根据易卜生同名剧作改编的越剧《海上夫人》未演先热，吸引了不少关注。只是当这出戏如约而至揭开神秘面纱，看罢却倍感沉重：现代戏曲作品探索道路，毕竟曲折。

《海上夫人》主人公荔达与海达一样，都没能与热恋的心上人结合。按照传统戏曲的模式，海达应该像祝英台一样以死相拼，荔达应该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几十年前，我们的越剧观众喜欢的是“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类型的传奇故事，女主人公大多倾国倾城却忠贞不屈，男主角必得正直忠厚且才华横溢。而现实却往往是另外一番光景：聪慧敏锐的未必就有骨气，美丽纯真的未必就能成功抵住诱惑。太美太纯粹的在舞台上固然醒目，却也太单薄太寡淡，距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

随着人们对自我、本真、人性的关注度日益上升，越来越多的现代戏剧作品出现了具有多侧面性格的主人公，他们可能是谋朝篡位的将军，更可能是贪恋权势赌上婚姻的书生，也可能是才华过人却嫉妒心作怪的男女美人，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虽不崇高，却更真实。这是戏剧理念在进步。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易卜生被人们誉为“现代戏剧之父”。此现代，指的不仅是创作时代、作品题材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意味着具有现代价值观与审美观。所以与其说他举起女权的旗帜，不如说他将敏锐的目光投射到人性上。他所探究的问题既使放在当今来看也毫不过时，依然扣得上这个时代的脉搏。剧中主人公海达那样的女子，她的行为模式，她的心理，当今生活中仍不时可见。而易卜生早在1890年就写出来，这就是大师的成就。

中国戏曲改编西方名著曾有多次尝试：一些将故事搬到中国历史背景中，有一些则干脆全盘西化，带头套穿洋服。笔者以为，形式如何不重要，如何讲故事、刻画人物才是关键。对心理与人性的刻画是西方戏剧所长，弥补了中国戏剧的软肋；中国传统戏剧的程式和技巧，又赋予西方戏剧作品新的涵义和表达方式，由此征服了中、西方观众。这是《心比天高》成功的基本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并非看上去那样简单。《心比天高》的成功不仅在于找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契合点，更关键之处在于，它点中了现代社会女性、乃至人性的弱点，而这些弱点，是人类共通的，在舞台上不回避、不歪曲、不夸张地加以呈现。

《海上夫人》有个不错的故事，探究爱与婚姻，禁锢与自由，占有与宽容，冲突与和解，可以说与时下中国最流行的主题——和谐不谋而合。从浪漫奔放的青春少女到出嫁几年后的妻子、失去幼儿的母亲，荔达身上复杂的情感历程有着丰富的表现空间，是个有“嚼头”的人物。然而我们看到，重逢、争妻、夜奔、送归这几个重点场次都显得匆忙急迫。以伴唱推动叙事，以舞台浓描人物，以外化的动作表现情感，这才是戏曲所长。现在变成了用舞台叙事，把感情的变化过程交给了伴唱。演员成了活的雕塑，只有造型、没有感情。这实非正途。

当然，那些舞、那些造型是视觉性很强的国际语言，不受语言限制，容易获得国外观众的认可。但要讲炫目花哨，《海上夫人》所用到的表现手法，比得上脸谱、翻跟头、长水袖那样夺人眼球吗?感情才是戏的核心，灵魂不完整的人物，无法唤起人们内心的共鸣。《海上夫人》无论从人物个性还是剧本唱词，都有前后不够连贯一致、风格不够统一的地方，让观众产生跳跃感和距离感。而人物的语言，必得是“此人此情此景不得不说的”，而非“编剧想说的”，或者“编剧叫人物说的”。既然“自由条件下才能作出更好的选择”，那么，编剧所希望表达的东西，是否也应该由观剧者自己得出结论，才是真正成功的表达?

《心比天高》的诞生之路其实颇为曲折，最初与上海某剧团签约，却在柜中一锁多年，直到剧本的合同过期。随后又成为浙江某戏曲学校的实验作品，最后才被杭州越剧院慧眼识宝，赋予了越剧生命，之随后四次出国参赛，才屡屡获奖。《海上夫人》则幸运得多，曾获得挪威外交部以及国际上的资助，是挪威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这次延续《心比天高》简练写意的舞美风格，也是为了方便出国演出。由此看来，我们一方面应该对这种回归戏曲本体的风格表示赞许，一方面也不得不说，目的性太强的艺术作品往往都脱不去浮躁和功利。从《心比天高》到《海上夫人》，也许还有今后的《XXXX》，无论移植谁的作品，首先得有用戏说话的愿望。如果忘了这个最根本的原则，而把希望寄托在伴唱、舞美、灯光、服装，道具等等外在形式上，那是很难真正征服观众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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