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梆子慰藉乡情

在我们跨进苏州全晋会馆大门，感受江南水乡明媚风光之际，清灵悠扬的苏州评弹，一阵阵传入耳中。就在一二百年之前，山西梆子正是在这里，让前来看戏的当地人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聚集于此的晋商，寻觅的却是熟悉的乡音。

每到喜庆节日，大的晋商会馆必演戏以酬神。一以祈祷神灵保佑生意兴隆、发财添福，二以巩固晋商内部的团结。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借这样的机会，观赏家乡戏以慰籍自己浓郁的乡情。

这种酬神会戏一般非常隆重热闹，所请戏班必为当地的梆子名班。如果当地没有好的梆子戏班，他们常常不惜重金，千里迢迢将家乡的名班和名伶邀来演戏。这种演出戏班不仅会照例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酬金，演员们还可以得到许多赏钱和物品。这样，晋商会馆客观上养活了戏班，捧红了名伶。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持，梆子戏班和伶人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远离故乡在千里之外演出的，而梆子的传播至全国各地也无从谈起。

山西梆子随着晋商进出省内外，进入各地的繁华市镇，晋商会馆成为传播山西戏剧文化的重要阵地。在向外省发展的过程中，山西梆子与当地的声腔结合之后，还演变衍生出一些新的剧种，像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戏种，都不乏山西梆子的影响成分。

山东梆子、章丘梆子、莱芜梆子就是早期梆子与当地语言、民间艺术结合的产物，而现在汉剧的西皮、湘剧、祁剧、桂剧的北路、粤剧的西皮、滇剧的丝弦腔、贵州梆子等都是早期梆子戏流传到中南和西南后的产物。

而上党梆子则衍生出山东的枣梆、河北的“西调”。泽州商人在鲁西南一带经商，光绪初年，泽州戏“千万班”长期在菏泽、郓城等地演出，从此以泽州调为主形成的枣梆，便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剧种。可以想象，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前的晋商，后来常常听到的，大概就是这种枣梆了。

站在多伦诺尔山西会馆前，我们不禁思绪万千，穿越漠北的晋商，闲暇时候，在这里听听山西梆子，一定会感慨系之。在内蒙古、河北的一些地方，许多人至今喜欢山西梆子，喜欢晋剧。明末清初，在晋南蒲州一带，一种通俗易懂、刚健豪放的新腔逐渐形成。这种新腔被晋陕两省的商人带入外地，传至江浙、两广以及云、贵、川等地，人们称之“山陕梆子”。

在晋商会馆中南来北往的晋商，还对梆子戏的传统剧目产生很大影响。这其中缘由一言以蔽之，为“投其所好”。这也是梆子传统剧目中何以表现历史故事、英雄传奇和商人生活的剧目为多，思乡思亲的剧目流行、常演不衰的缘由。

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够始终崇尚忠、义、诚、信的进取精神和群体精神，是与梆子戏的喜好分不开的。如以历史人物关公事迹为题材的剧目《斩虎熊》、《三结义》、《关公挑袍》、《单刀会》，以及歌颂孝子、节妇、义父、忠诚的诸如《芦花计》、《三娘教子》、《忠义侠》、《岳母刺字》等等，大多以表现忠孝节义思想为主题，成为晋商经营理念的生动教材。

各戏班演出的与商人有关的剧目丰富多彩，如《七件衣》、《八件衣》、《珍珠衫》、《管鲍分金》、《纨绔镜》、《三滴血》等，并由此催生了许多剧目的创作和流行。

晋中的祁太秧歌、社火以及流传至今的一首首美妙动听的山西民歌如《走西口》、《桃花红杏花白》等，都凝聚着晋商浓郁的思乡思亲之情，这些都与当年晋商的商贸和文化活动不无关系。

晋商会馆之戏楼多是会馆建筑之精华所在。由于明清时期晋商最活跃，最具经济实力，所以晋商会馆往往是当时当地最壮丽的会馆建筑，而会馆戏楼的豪华壮观，也多为当地戏楼之最。

开封山陕甘会馆馆长韩顺发告诉我们，当年的开封市民，常常前来这里听戏。《歧路灯》第四十九回写道：“谭绍闻与王隆吉中表弟兄，与妗母说些家常，耳朵内只听得锣鼓喧天。谭绍闻道：‘哪里唱哩?’王隆吉道：‘山陕庙，是油坊曹相公还愿哩。’绍闻道：‘谁家的戏?’王隆吉道：‘苏州新来的戏班子……’”这里所说的山陕庙，就是当时的开封山陕甘会馆。

苏州全晋会馆，其明式戏台为会馆建筑之精华，是苏州现存古戏台中最为精美的一座。苏州人把“中国戏曲博物馆”设在这里，可谓得益于晋商留下的智慧了。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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