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河北梆子的兴衰

计划于6月24日晚，在干部俱乐部大剧场，秘密观看了原小百花剧团演出的古装河北梆子《断桥》《泗洲城》和现代戏《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江青在看《泗洲城》时，显得格外兴奋，不时为演员们的表演鼓掌助兴。看完演出，江青由纪登奎、解学恭、王曼恬等陪同走上舞台，与全体演出人员合影。全国知识青年标兵邢燕子、京剧武生艺术家张世麟等也参加了接见。那个年代，除经批准的记者外，任何人不准随便为参加活动的中央首长拍照。这里所刊用江青与小百花剧团的合影，是《天津日报》记者抢拍下来，偷偷洗好送给小百花留作纪念的。

那天在舞台上合完影，江青跟王曼恬提出第二天要重看一遍《泗洲城》。于是，次日晚上，河北梆子剧团再次在干部俱乐部大剧场为江青演出《泗洲城》，前面加演了一出剧作家冯育坤根据短篇小说改编的现代小武戏《渡口》。

演出结束后，江青在剧场的会客室接见了演出人员，我也在其中。江青提到了几年前调小百花剧团进京演出的事，但那时没有看成，这次来天津看了，很高兴。她说：“《泗洲城》的武功表演非常精彩，每位演员都很讨人喜欢。只是唱腔脱离梆子传统韵味远了一些，还可以再加工。”她尤其对现代题材《渡口》赞不绝口，她断言这出小戏进一步加工锤炼后，一定会成为玲珑剔透的珍品。

那天在会客室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江青随便考问一位唱曲艺段子的演员：知不知道汤显祖是哪朝人？那位演员不加思索地答 ：“唐朝人。”江青严肃地批评说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能乱说。”她又说 ：“演员要学习历史知识，起码要了解自己演的、唱的是哪朝哪代的故事。”

痴迷地方小戏令人不解

“文革”期间，江青对河北梆子的关注还有许多实例。1974年夏天，她在北京审查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移植京剧现代剧目《龙江颂》时，边看戏边谈话，谈到以下一些内容：你们的胆子要大点儿，梆子的长处要保留;梆子是花腔女高音，非常活泼。比如“心潮激荡”、“稻谷飘香”等处，要发挥你们的优点，不要捆在音乐里头;板胡应该很突出，梆子（一种打击乐器）不能敲得太响，但不能没有;河北梆子有很多优点，必须保留。语言方面，必须保留河北地方的语言。戏不要改动，先试验试验。江青的这次看戏谈话，解放军天津支左联络站很快就向天津梆子界有关人员作了传达。

1974年8月4日，江青就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来信所反映广东戏曲界的问题，在写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信中，又一次谈到河北梆子。她说：“全国剧种甚多，当地人民爱听地方戏，因为语言容易懂。我们只是攻克了京剧，河北梆子、粤剧、评剧、湘剧、山西梆子等，只能说有些初步成绩，也有不像本剧种的问题。但是，我们鼓励他们逐渐突出本剧种的特点，不能要求过高。许多剧种都没有动的。因此，我对梆子、粤剧、越剧寄予殷切希望。大剧种改革了，其他就容易了。”

自从1963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所作的两个批示下达之后，天津市委宣传部对中央有关文艺工作的动态十分敏感，每有新的精神，都及时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

1975年，上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出国演出，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出国演出所带节目，必须突出民族精神。江青指示，可以让朱逢博在节目里加进河北梆子。国务院文化组立即执行，火速将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在《红灯记》里扮演铁梅的演员借到北京，与朱逢博一起住在西苑旅社，向朱逢博传授河北梆子“说红灯”、“仇恨入心要发芽”两段唱。朱逢博出国前在北京举行的节目审查演唱会上，演唱了这两个唱段。此时已从天津调到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的王曼恬，于同年10月，将朱逢博所唱这两段唱的录音带，交给天津市革委会文教组负责人带回天津。她说：“同样的曲谱 ，朱逢博一个歌唱演员，怎么比你们梆子演员唱得有味道？”她要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的演员好好对照学习。

1975年初夏，按照江青的指示，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再次被秘密调进北京，接受对传统剧目《断桥》《泗洲城》《打周仁》等剧录音录像的任务。剧团在北京期间，江青委派王曼恬给演出人员送来一些芒果，表达对“小百花”们的慰劳。

江青厚爱河北梆子古装戏，在戏曲界引出种种猜测，让人弄不清这究竟是为了在传统戏临终前留下一点遗音遗容呢，还是预示着经过严冬肃杀的传统戏，还有一线复苏的希望？这团疑云，到现在依然萦绕在我的思绪中。

一出小戏成了罪证

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看完小百花演出后回到北京，把河北梆子《渡口》推荐给国务院文化组，并说这出戏可以拍成戏曲影片。文化组分管电影的领导成员刘庆棠随即赶到天津，在八一礼堂审看了这出戏。不久后，文化组组长于会泳，又对该剧剧本提出小修小改意见。河北梆子《渡口》由于有江青的关照，很快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舞台艺术片，杨洪兰扮演水莲，王桂岭扮演老艄公，王树森扮演背筐人。为增强演唱效果，特别安排原小百花剧团头牌主演刘俊英、阎建国分别为水莲、老艄公的唱、念配音。样片送审通过后，立即在全国公映。

在全国文艺界万马齐喑的那个历史年代，一出小戏能获得江青首肯，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时间，北京、天津出版的《渡口》单行本有好几种;南北各地不下三百家专业剧团、文艺宣传队，通过各种渠道涌到天津，原汁原味地学演这出戏。身为“样板团”的上海京剧院，也按照《渡口》里的角色挑选演员，派到天津，向河北梆子剧团《渡口》剧组一对一地学习。学成后回到上海，将剧名改为《锦江渡》，在剧场演出的同时，由“上影”摄制成京剧影片。

《渡口》因为得到江青宠爱而崛起，在全国名噪一时。岂料好景不长，随着1976年“四人帮”倒台，天津的河北梆子《渡口》，连同上海的京剧《锦江渡》，成了江青篡党夺权的罪证之一。《渡口》被打入冷宫，从此绝迹于舞台。此前，河北梆子电影《渡口》在全国还公映了几轮。京剧电影《锦江渡》拍好后只刊登了预告，还没来得及公映，就被弃之于废品堆中。

一出小戏，因为江青一人喜好由兴而衰。在经历了拨乱反正之后实现了政通人和的中国社会，戏曲界如此大起大落的艺术现象，大概不会再有了吧！

（作者为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张  鑫    朱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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