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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要再摸一下？”小叶问我。她已经换好手术服，栗色卷发梳成髻，等会儿再塞进帽子里。染发烫发的时候还不知道生病，染完她回到家中，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没有注意到很多事。

我摸了一下。右手从衣服下摆伸进去，握住她左边乳房，我刚洗了手，乳头被凉意激得站起来，像以前真正的抚摸之后。我们都有点尴尬，毕竟好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开始是因为不想，后来她体检，又去做了復查，最后切片报告出来，我巧妙地躲开了整个确诊流程。

“另外一边呢？”小叶看我把手收了回去。

“那边就不用了吧……”她点点头，知道我下面想说什么，另一边以后毕竟还在，不用急在这一时。就我们在病房里，她坐床上，我坐床边，沉默像癌细胞一般扩散开来。窗外有株老槐树，十一月底，徒留灰色枝干，在灰色雾霾里显出轮廓，我想到以前跟小叶说过，房子边不要种槐树，因为槐树里有一个鬼。

医生来看了一眼，神态轻松，手持肯德基法风烧饼。医生一直神态轻松，毕竟我们只是一期患者及其家属，“没问题，割掉就是了，真的没问题。”好像是割一茬韭菜，但小叶的胸长不出第二茬。大学时我们首次突破棉毛衫这一层，我先握住左边，再移到右边，小叶不到十九岁，一切都没有真正定型，在我手中有一种犹豫不决的形状。后来我和它们很熟，右边那只稍大一点，但左边的乳晕边有颗红痣，开始几年我经常含住那颗痣，后来几年频率降了下来，最近几年，小叶总穿着内衣睡觉，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毕竟更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讨论过。

我陪小叶下楼，看她进了手术室。场景配不上应有的心情，她自己走进去，双手插袋，看起来很健康，我一直以为她很健康。手术前不能化妆，我给她带了一瓶面霜，她细细涂上一层，我在边上看她，这么近的距离，我发现她的皮肤有点变化，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感慨，时间意味着变化，在所有领域，无一例外。

我本来打算一直在手术室外等着，丈夫好像应该这么做。但两个小时后我就下楼抽烟，只要在结束前回去就行，我想，没有人会知道。协和医院门口有一种丧气的繁华，号贩子们行为鬼祟，大概以前也在中关村卖盗版光盘，神色阴鸷的男人在狭隘人行道上铺开塑料布，卖“中药抗癌无副作用一周起效”，身体残缺的人缓慢爬行，向每个人伸出脏污的手。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饿了，走到马路对面的云南米线店，点了最贵的一份过桥米线。林夏给我打电话：“手术结束没有？”

“还没有，得到下午。”

“她情绪怎么样？”

“还可以，她一直都还可以。”

米线很烫，我先吃鱼片和鹌鹑蛋。林夏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什么时候去东京？”我略加迟疑，还是回答了：“后天早上的飞机。”

“你知道吧，我有日本的五年签证。”

“你不能去，等我回来再说。”

“不等了，我们东京说。”她挂了电话。

小叶生病的事情我们没有往外说，解释一切是个麻烦，也会让这件事显得不可回转。我和小叶都相信这件事，坏消息没有被说出口，就没有真正发生，就像过去几年，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婚姻生活有了问题，我们连对方都没有说过，因为谈论意味着确认。

没有人知道她今天手术，除了林夏，她不认识小叶，她是我的……情人。汤渐渐凉下来，肉片的腥味变得明确，我想另外寻找一个词语来定义我们的关系，但没有找到，我寻找不到词语否认这件事，林夏是我的情人。我的妻子正在做左乳房切除手术，而唯一一个对她表达关切的人，是我的情人。

飞机上我睡了一觉，醒过来一边看机载电视里的《老友记》，一边又浏览了一遍赫赛汀的资料。

赫赛汀（注射用曲妥珠单抗），适应症为转移性乳腺癌：本品适用于HER2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作为单一药物治疗已接受过一个或多个化疗方案的转移性乳腺癌；与紫杉醇或者多西他赛联合用于未接受化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乳腺癌辅助治疗：本品单药适用于接受了手术、含蒽环类抗生素辅助化疗和放疗（如果适用）后的HER2过度表达乳腺癌的辅助治疗……

这段话我读过多遍.每个令人费解的词都搜过维基百科，但组合在一起还是令人费解。总之这是小叶需要用的药物，一年四十万，不纳入医保，我们拿得出第一年的四十万，但万一还需要一年，就得借钱。我们都不想借钱，日本的赫赛汀要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我夹到东京。我也可以去香港或者印度，但我想来东京：我还可以找人代购，有点麻烦，但并非不能实现，可我想出来几天。从林夏是我的情人，到妻子刚做完手术我却想出来几天，我试图一一否认的事情，都一一变得不可辩驳。

我住在涩谷东急酒店，林夏坐在大堂沙发上等我，她坐另外一个航班，因为我们需要从不同航站楼出发。林夏穿姜黄色风衣，深灰丝袜，平跟绑带黑皮鞋，头发乱蓬蓬地梳上去，像不知道哪部电影里的汤唯，她化了淡妆，口红很艳，衬得脸色更差。我们有一个月没见，骤然见到，我只觉她比小叶更像病人。林夏只拿了一个黑色手袋，好像她是从通州赶到东二环，我们在日坛公园里那家小王府约会，坐在露台上，开始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后来天色暗了，露台下有人跳广场舞，在喇叭式音响的掩盖下，她坐到我边上来，我们并不敢公开有什么举动，但她喜欢坐在我边上。

我们断断续续也有好多年。最早我们都还在做记者，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去绵阳，住同一家宾馆，记者们都住在那里，因为就那家还能上网。晚上十点之后，陆续有交完稿的记者在走廊里招呼饭局，凑够四个人就去楼下吃肥肠锅，我和林夏总是赶上最后一拨。在震区待了十几天，每个人都面目可憎，林夏晒得漆黑，简直看不出五官，又总穿橘红色T恤，大概是过来的时候皮肤尚白，她垂死挣扎，在楼下杂货店里买了一支三块钱的口红，颜色非常可怕，印在本就不怎么干净的茶杯沿上。

经历了地震初期见到的尸体、残破和分离，我们都觉劫后余生，胃口极好，人人吃三碗饭，吃完肥肠锅再去找小龙虾，消夜摊绵绵排开，有小龙虾、香辣蟹、串串香、冷啖杯和烧烤。这个城市以惊人的冷静在恢复原状，起码它试图让我们看起来是这样。有两天说唐家山堰塞湖有险情，绵阳撤离了二十万人，我们都去山上的撤离点釆访，很多人带上扑克牌和麻将，没带的就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第二天再去，灼灼烈日下，斗地主的人增加了两倍，因为居委会给每家发了一副扑克。我们回到市区，各自进房间写稿，到了半夜，我听到林夏在走廊里扯着嗓子喊：“有没有人打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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