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元杂剧历史剧之审美特征

摘 要：元杂剧历史剧一方面凭藉历史，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历史的超脱。元杂剧历史剧流露出创作主体关于历史的独特观念和情感，具有鲜明的审美特征和丰富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元杂剧；历史剧；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3）11-0098-02

元杂剧历史剧的繁盛，是中国戏曲史上的突出现象，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它的成功之处，积淀可资借鉴的传统。

一、戏剧对历史的超脱

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意识世代传承，在深层影响民族性格，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观和戏剧观。元代历史剧生发于崇史、览古的文化心理土壤。“尚古”导致“偏重对过去事实的依恋”，艺术方面，“通过历史典范或引用经典为媒介，提高艺术效果，给予观众或读者强有力的刺激。” 对于此种艺术追求，清吴沃尧《两晋演义序》有云：“遂演出种种活剧，诚有令后人追道之犹为之怵心胆、动魂魄者……”历史剧契合了作家个体和社会受众的审美心理，在其创演流播过程中，又给广大民众以熏陶。

值得留意的是：元杂剧历史剧一方面凭藉历史，另一方面又不受历史的严格限制。戏剧与历史的关联过程中出现“悖论”，历史“实录”的语境开辟着虚构想象的语境。

史剧作家既要具备历史意识、时代精神，又要兼有审美意识和诗性精神。前辈学者提出了“六经皆史”和“史蕴诗心”的重要命题；近代姚华指出：“若以诗人之心，行稗官之志，曲之为文所以俪史者，此也。”具体体现在历史剧中，即是诗笔与史笔各自特性的融通。元杂剧历史剧在总体上呈现出向“诗笔”倾斜的艺术风貌，充盈着某种历史情感，带来诗的情绪、情调与神韵，它秉承借鉴了《春秋》、《左传》、《史记》以降史著“史蕴诗心”的传统。这种诗性精神，存在于曲词文字之中，更重要的是，它超越具体历史事实及其叙述、演绎的方式和技法，对历史事实作了提升，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品格。“史蕴诗心”，“发于情，肆于心”的诗性张力，使元杂剧历史剧富于生气，凭添了如许空灵与逸采，故事与人物生动传神、动人心弦，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文人审美心理中，充满普遍而深厚的诗性文化底蕴，诗性文化作为一种悠久的传统，积淀在戏剧艺术形式中，戏剧受到诗歌从审美精神到形式因素的影响。元杂剧将诗歌与戏剧的审美融通为一，新的艺术精神再生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叙事中营造诗化意境，叙述像诗词的延展与演绎。清黄宗羲云：“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元杂剧历史剧史笔与诗笔神奇结合，最终以诗性为“神”，这一内在精神实质，使人更深入地体悟其文本之外的哲理意蕴、历史情感和审美追求。

“以史写心”创作精神的贯穿，使元杂剧历史剧作者的主体意识和情感强烈地介入剧作。元杂剧历史剧多将历史人物的心态表现得饱满、浓烈淋漓，它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人生底色，缘起于创作者面对社会现实与历史人生时心灵深层的震撼与精神冲动。

中国戏曲是长于抒情、重在传情的艺术。“以史写心”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滋润与对戏曲特性的发掘，是二者结合后呈现的整体风貌。

二、戏剧对史与诗的摄融

考诸前代正史，不乏文史融合之例。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南史增删梁书处”说：“《南史》增《梁书》事迹最多。……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前人对剧作家的创作心理有着精到的论述，我们从史剧的视角解读，会得出有启发的结论。钟嗣成指出，“惟务搜奇索古而已，故其编撰多使人感动咏叹。”尚“奇”主张戏剧情节富于传奇色彩，尚“古”则要求剧作家有特殊兴趣，将目光投注于古，对古代历史题材作艺术上的创造，寄寓现实性观念，古事与今理融通，古中见奇，以奇写古。这种创作契合了人们的审美欣赏习惯，暗合心理学的差异原理：“不是太熟悉又不是太不熟悉的变异，能唤起知觉的新鲜而感到愉快。”诧异与确信的张力，交织成为特殊的艺术意味。

在考察元杂剧历史剧作品基础上，我们可以概括出元杂剧历史剧处理题材的模式：一是诠释历史型，即基本忠于史实，贯注自己独特的情感与理解，扩充、提升史实本身的蕴含，如《梧桐雨》、《赵氏孤儿》等。二是虚实参半型，即在少量史实材料基础上“踵事增华”，作一定幅度的扩展与虚构，如《单刀会》、《汉宫秋》等。三是附会假托型，如《曲江池》、《破窑记》等。众多剧作都取材于历史，却多有虚构，元杂剧历史剧是以历史的“事实”，来表现人心理的“事实”。当作家的思想感情与某一历史现象产生共鸣，他就会用历史来表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剧作家“从历史中借过来的众所周知的部分，使得他想象出来的东西也被观众当作是历史的东西而接受了。由历史中借过来的事物使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成为逼真。”

《单刀会》本于《三国志·鲁肃传》的史实，剧作的焦点是蜀汉与东吴对荆州的争夺，对关羽极尽歌颂、褒扬。唐以后，逐渐在社会上形成有利于蜀汉，不利于曹魏和东吴的舆论。虽然北宋以来，出于正统观念的影响，舆论对蜀汉极为有利，刘、关、张的故事家喻户晓。三国戏无例外地以蜀汉为中心展开剧情，突出汉家正统地位和“人心思汉”的主旨。《单刀会》元刊本第一折比明抄本多了孙权这一人物，他向鲁肃表示，刘关张弟兄三人曾“挡住”曹操“夺取东吴”兵马，应该把荆州分给他们。观众会感觉关羽占领荆州之“名正言顺”，鲁肃想夺荆州倒不应该。孙权原本急于夺取荆州，但在关汉卿笔下他却公然站在蜀汉立场。

王昭君和亲故事，最早见于《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亦有记载，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有“画工图形”记载。历代咏昭君题材的诗歌，大抵着眼其“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昭君自请“求行”，带有个人的一己之“悲怨”与反抗意味。马致远《汉宫秋》对史书所载“昭君和蕃”多有改动，通过创造性的发挥使之成为戏剧杰构，创作主体的精神充分注入剧作。《汉宫秋》写匈奴大军压境时，汉元帝君臣无计，元帝爱妃王昭君“情愿和蕃”，“以息刀兵”，演出了一场汉家天子“妻嫁人，夫主婚”的屈辱悲剧，昭君最后在蕃汉交界处投江殉国。剧作家通过创造融合成新的故事整体，传达出深沉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精神，咏叹昭君与悲悼家国融通为一。

剧作家的人格底蕴和接受者的审美期待，是戏曲人格理想生成的重要文化动因，元杂剧历史剧创作者按照自身的理解对人物进行塑造和加以评价。元杂剧历史剧对各类人物形象理想人格的塑造，昭示着强烈的渴望，跃动着热烈活泼的理想主义气息。历史剧的创作离不开对历史的“诗意”理解，史剧创作中存在一个对历史生活丰富性进行开掘的艺术环节，这是使得历史剧既生动活泼又富于审美价值。

历史剧契合了观众看戏时既要熟悉又要陌生的欣赏心理，它带来了审美距离和艺术超越。历史剧的创作，关系到题材与角度的转换，即观念更新后对历史题材取用的角度问题。元杂剧历史剧的创作理念、技巧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历史地看待戏剧材料的历史真实，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增强历史剧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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