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飘来的元明清文学

主持修建的京杭大运河大都（北京）城里河段工程开工。一年后，工程结束，与通州运河相连的积水潭，成为京杭大运河北端总码头。

沿京杭大运河的北上路线，满载着贡赋、稻米、瓷器、丝绸的货船开始源源不断进入都城中心积水潭。一夜之间，积水潭成为全国最繁忙的码头，粮船如织、舳舻蔽水，一派盛世繁华。

工程完工时，恰逢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回大都，眼见江南粮船在积水潭码头爆满，忽必烈大喜过望，亲自命名从万宁桥到通州的河道为“通惠河”，取畅通天下，惠泽大都之意。数不尽的物资、商人聚集于积水潭，可谓是“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

积水潭沿岸，酒楼林立，燕舞之声不绝于耳。每天，大量宫廷、民间演出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大都，在大运河的开凿下，竟也热闹起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元杂剧在此繁荣生长，并借由大运河宽广的河道，融入远方。

来到大都，人们必会去两个地方观看元杂剧：一个是大都西城砖塔胡同，一个是积水潭大码头的斜街。那时的积水潭，又名“海子”，它不仅囊括如今的前海、后海、西海三个湖泊，还比这三个湖泊的总面积大。“海子”四周，钟楼鼓楼一带，各种商业店铺前人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龙。官人、商贩络绎往来，觥筹交错间，艺人献唱助兴必不可少。

据《青楼集》记载，元时戏曲艺人116多位，“名重京师”的就有张怡云、曹娥秀、南春宴、周人爱、玉莲儿、王巧儿等人，其中最为杰出的当属珠帘秀。她“姿容姝丽”，独步一时，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杂剧，全都信手拈来。

珠帘秀与当时许多著名文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她最著名的绯闻男友，当属响当当的大杂剧家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套曲中“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便是关汉卿与珠帘秀在扬州交往的最好见证。

关汉卿带领元杂剧南下

关汉卿喜好旅游，“一心待向烟花路上走”，元灭宋后不久，他就由大都出发南游，沿途经过扬州、杭州等运河城市。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好友兼杂剧作家——杨显之与费君祥。

当时的杂剧，在北方已很成熟，南方对它知之甚少，杭州并无杂剧的任何创作与演出。有人将关汉卿的南下视为开“北杂剧中心南移”的先河，实不夸张。明人徐渭就曾说过：“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

元杂剧南下，有两个路线，一是随军南下，一是顺水陆航道逐渐进入江南，关汉卿和友人走的就是第二种路线。在杭州，关汉卿尽情游历山水，写下了著名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他年事已高，却仍是兴致勃勃，在水秀山奇之景面前，关汉卿愣是“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目前所见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收入关剧四种，其中《单刀会》称“古杭新刊”，可见关剧在杭州的流行。另一杭州曲家沈和甫，还被尊为“蛮子关汉卿”，关汉卿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会通河、通惠河开通后，北方大批杂剧作家如过江之鲫，纷纷南下。马致远、尚忠贤、戴善夫等人曾驻足江南地区，出任江浙行省官员，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在南方撰写并流传的。郑光祖、乔吉、秦简夫等更是定居江浙。

与作家一起南下的，往往还有北方著名的女艺人。经由运河，作家、艺人一路向南，南北戏曲、艺术得以融合。到元代末叶时，中国戏曲中心已经南移，流寓杭州的北方杂剧家“入乡随俗”，写作南戏剧本。南方戏曲作家也跃跃欲试，着手将杂剧改为南戏。

到了明清两代，杂剧已不再流行，随着京杭运河的直线贯通，中国运河在南北漕运和交通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伴随着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一种新的文体——明清通俗小说应运河而生。

运河流域盛产通俗小说作家

据统计，明清两代，有80%左右的小说出自运河流域作家之手，其中就包括众所周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这些小说的作者要么生长在运河城市，如《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 《三言》和《二拍》的编著者冯梦龙（今江苏苏州人）与凌濛初（今浙江吴兴人）、生于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的蒲松龄。

要么有过在运河城市生活的经历，如《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均是在杭州生活期间完成了小说的创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少年时代就先后在南京、扬州和苏州等地生活过；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在移家南京后，于穷困潦倒中完成了《儒林外史》。他们深受运河文化的熏陶，眼见着运河城市兴盛、经济发展、工商繁荣、市民兴起。

很显然，以往针对官僚、文人或富商的传统诗文已无法满足下层市民的需要。为了使贩夫走卒们参与到阅读讨论的行列中，文人们开辟了新的文体——通俗小说，并将运河交通、运河城市经济与运河市民商业生活都容纳进作品中，让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三国演义》虽重在描写魏蜀吴三国崛起和灭亡的过程，但它对隋唐以前的运河有所涉及。在那个年代，军事胜负往往取决于人力物力的强弱及交通地理的优势，许多战事，通常沿着运河行进。《西游记》里，唐僧他爹陈光蕊携妻赴江州任前回故乡省亲时，走的就是隋唐运河的路线：乘船从渭水下黄河，由黄河入通济渠至淮泗转旱路至海州。

从康熙二年至雍正五年，曹雪芹曾祖、祖父、父亲、叔父先后在“江宁织造”任职达六七十年之久，江南运河流域的生活，使得曹雪芹对运河城市苏州、扬州尤为熟悉。《红楼梦》中，林黛玉坐船从扬州到京都的贾府，走的就是由淮扬运河向北而行的线路。

《水浒传》表面上写北宋运河，但其地理形势却是按照明代地理的实际面貌去描述的。有学者考证，《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当在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会通河疏浚后。《水浒传》曾多次描写宋江攻打梁山泊附近的村镇、县城、州、府，如三打祝家庄，打高唐州，打青州、华州等，但这些战事都未出动水军动用船只，唯独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时，安排了水军头领“领水军驾船接应”；特别是打东昌府，更是调动了山寨全部水军。战事进行中，张清听探事人回报：“河内又有粮草船，大小约有五百余只。”张清转到南门又“望见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

事实上，北宋末年，从梁山泊到东平、东昌府并无河道。黄河的不断改口、决道，促使了梁山泊的形成。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至金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黄河连续决口，梁山泊水势达到极盛时期，有方圆八百里之说。

历史上黄河决溢，水大则决运堤，水落则沙淤运道，无论北决或南决，黄河都会侵犯运河河道。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南粮北运，开通了东平至临清的一条长达250里的会通河，梁山泊成为会通河重要水源地。由此，京杭运河南北贯通。

如此一来，经由河道，从梁山泊至东平、东昌府才有可能。由此推断，明代疏浚会通河后，《水浒传》里宋江才能安排车仗船只，水陆并进，攻打东平和东昌府。

《二拍》实为跟风《三言》

要说明清小说中，描写运河流域人事中商贾文化最多的，非“三言二拍”莫属。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运销量的不断增大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运河沿岸城市商品集散地和商人辐辏地的地位日益突出。

冯梦龙的故乡长洲，紧靠京杭大运河，与苏州市相邻，是一个工商业极为发达的地方。科举上的屡屡失利，使得冯梦龙长期流连在市民生活中，对当地的商人生活十分熟知。《三言》虽是冯梦龙从大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中精选出来的，但它已非简单改编，而是融合了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取向。

在《醒世恒言》中，冯梦龙描写了一北一南两个运河城镇的繁华。北边的河西务镇离北京有二百里之地，为各省出入京都的要道，舟船在此聚泊，如蚂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南边苏州府的盛泽乡，民风淳朴，以蚕桑为业，市集上，绸丝牙行千百余家，四方商人来此购买，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连个空隙的地都没有。

与冯梦龙善写运河城市一样，来自乌程（今浙江湖州） 的凌濛初也喜欢把故事发生地首选在南运河沿岸的城市。在《二拍》的80个故事中，一半以上的故事发生在南运河沿岸城市（主要是杭州、苏州、常州、镇江，以及南京、松江府等地），它们皆属于运河流域苏杭经济圈范围之内。

凌濛初本人长期生活在苏州与南京，从其父亲起，他家就开始经营出版业。在他的作品中，关于商人的篇幅很重，他将商贾视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第二，把商人的地位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在福建建阳，明中期后，刊刻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杭州、苏州和南京等运河城市。便利的交通运输，繁荣的商品经济，壮大的市民阶级，为书坊业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市场。由于运河交通便利，各地的刻书人才，也开始集中到江南运河城市来，一时间，南运河岸边的城市书坊林立，刻书业朝气蓬勃，南京成为大量刊行小说、戏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

发达的运河书坊业，不断推动着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当时的书商坊主已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他们能较好地分析和把握住市民文化消费和通俗小说的流行趋势，将预见可谋利的书尽快推入市场。

一旦推出新的通俗小说，书商们会利用各种方式加快它传播速度，拓展传播范围，延续传播时间。冯梦龙的《三言》甫一出版，苏州、南京两地的书商就竞相传刻，广泛印行。短短几年内，《三言》重印了好几次，导致其版本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当书商们觉得某类作品可能比较畅销或者已经开始畅销时，他们会主动邀请文人创作同类题材。凌濛初所以能够在冯梦龙的《三言》刚刚推出，就迅速做出反应，推出《初刻拍案惊奇》。据他自己透露，这是当时书商见“《喻世》诸言”在社会上很流行，便主动向他约稿的结果。

有人说，运河流过之处，就是泥巴也会变成金子。在不停滋生与繁养出新文体的同时，运河以其兼容并蓄的特性，把那些如金子般闪耀的文学，留在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那些美妙的音符、传奇的故事值得我们一遍遍地细细咀嚼。

参考资料：周薇《运河城市与市民文学》、赵维平《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王沂《中国戏曲与运河文化》、史言喜《<水浒传>与京杭运河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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