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说》与清代顺康年间杭州的戏曲传播

【摘 要】经历了明清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杭州的戏曲演出滑落到谷底。但随着经济的率先恢复，生活的渐趋稳定安逸，作为曾经的戏曲发展的中心，杭州戏曲演出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再次成为清代戏曲演出的重镇。顺康时期的布衣文人王晫虽然十年足履不入城市，但在他的《今世说》中还是留下了一点清初杭州戏曲演出的记载，就是这样一份并不翔实的笔记史料给我们展示了当年杭州戏曲演出的盛况，成为对当年戏曲禁毁令的最大反讽。

【关键词】今世说；清代；戏曲；杭州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22-0004-03

一、顺康年间的戏曲禁毁

清廷禁毁戏曲与戏曲的复杂状况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以杀官造反、对抗金人、祸乱男女等叛逆不经的思想主题为主的戏曲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政權稳定和思想文化的统一；另一方面，痴狂的戏迷因为迷恋看戏而荒废生计，也有妙龄少女随戏班子私奔，甚至还有人因此犯了杀人罪，造成社会治安的混乱，这些因素都促使统治者要进行戏曲的整顿甚至禁毁。

清代禁毁戏曲大约分为三个时期，顺治到雍正时期是戏剧禁毁的展开、演化期，乾隆时期达到巅峰期，嘉庆至清末则开始进入退潮期。顺治九年，清世祖颁布一则条令：

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1]

这拉开了清廷禁毁戏曲的序幕。顺治帝为了加强思想的统一，只许刊行理学、政治、文业等方面的书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禁毁戏曲，但开启了清朝禁毁戏曲的先例，但由于海内尚未统一，朝廷要忙于应付各种反抗势力，从而也就疏于思想文化上的管理，戏曲禁毁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然而，到了康熙朝，国家逐步安定，统治者开始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戏曲禁毁已从单纯禁毁剧本过渡到对戏曲内容、演出场所等。“康熙十年又议准，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城外戏馆，如有恶棍借端生事，该司坊官查拿。”[2]伴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戏曲禁毁令，“禁”与“反禁”成为这一时代戏曲发展的主旋律。

淫词艳曲、斗狠剧目成为有清一朝官方重点打击的对象。“淫戏”的广泛传播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必然成为他们重点打击的对象，以《牡丹亭》《西厢记》等作品为代表的“淫戏”受到了官府反复的查禁。斗狠剧目大多表现暴力与造反思想等内容，不仅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暴乱，而且易对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产生威胁，水浒戏、历史戏在清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淫词艳曲、斗狠剧目一直禁而不毁。

二、戏曲传播与《今世说》

淫词艳曲、斗狠剧目一直禁而不毁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的，如欣赏者的泛众化和演出场所的私密化等。

（一）戏曲演出的欣赏者

戏曲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深刻社会影响的艺术活动形式，舞台演出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在古代娱乐文化极其贫乏的情况下，戏曲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们的精神食粮。虽然在《今世说》中涉及戏曲的内容并不是很多，但从偶见的零星片语中可以看到当时戏曲演出的繁荣。只是王晫记载的观戏者均为达官贵人，甚或是皇帝。

1.达官贵人。文人雅集，不免吟诗作赋，但在创作之余，特别是觥筹交错之际，观赏戏曲演出也是文人的生活常态。《今世说》卷二“言语”留下了这样一条记载：

宋荔裳、王西樵、曹顾庵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郸卢生事，酣饮达旦。曹曰：“吾辈百年间入梦出梦之境，一旦缩之银镫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3]

宋荔裳、王西樵、曹顾庵都是清初文坛上的名流。曹顾庵与王西樵同是顺治九年的进士，也算宠极一时，曾奉旨与吴伟业等同注唐诗，但在顺治十八年，为江南奏销案所累，夺级南归；归里后，又因事触怒县卒，判谪关外，后因亲友助以得赎。正是因为与卢生人生的相似性，所以，曹顾庵于康熙四年到杭州，与宋琬、王士禄诗词唱和，在欣赏完《邯郸梦》后，作出“吾辈百年间入梦出梦之境，一旦缩之银镫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的评价，也算是应有之义。

关于这次雅集，在王士禄的词集《炊闻词》中的《顾庵有同荔裳、西樵湖楼小坐，因忆阮亭之作，再次韵，并寄诸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杯酒从容，拂斜槛、茶烟初涨。断桥外、柳眉微蹙，苎萝新恙。顾我已甘栖庑下，如公才合居楼上。喜遥山、排闼送青来，还谁饷。看天半，晴云漾。听湖舫，朱丝唱。纵肠悭蕉叶，宜城须酿。试寄离心频梦草，要扶残醉还携杖。好舒怀、为指白苏堤，阴晴状。[4]

由此词相证可知，王晫《今世说》虽不免自炫，但对于清初杭州文坛掌故的记录还是很真实的。

2.皇帝。在卷六“企羡”篇中：

徐立斋扈跸南海，世祖亲控玉虬，一日顾问尤悔庵者三，每览《西堂杂俎》，称为才子。时有以读《离骚》。乐府献者，上益读而善之，令梨园子弟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比之《清平调》云。[5]

《西堂杂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尤侗《西堂全集》中的作品，这里的《离骚》即《读离骚》，是他的代表性杂剧之一。顺治帝在这里称赞尤侗为“真才子”，顺治读到尤侗的《读离骚》剧本后，大加赞赏，并传命教坊司排演此剧，后来康熙帝又誉尤侗为“老名士”。可见顺治帝、康熙帝对于戏曲的态度非但不排斥，反而是比较欣赏的。

（二）戏曲演出的场合

戏曲表演离不开舞台，戏曲演出的场所在清代有分散于民间各地的临时性演出场所，有大都市中的酒楼戏馆。宫廷内部经常举办观剧活动，并设立专门的演出机构——南府，这是承应清代内廷演戏和演乐的重要机构。而身处庙堂的官僚和家资雄厚的商人的府邸也成了清代戏曲演出的另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他们蓄养优伶，直接拥有私人的家班家乐。

1.堂会演剧。从《今世说》中的记载来看，确实是这样的，大多数文人、官宦都是直接在家中的堂会里进行戏曲演出的欣赏，卷四“赏誉”中这样写道：

陆丽京度曲四剧，薄游武塘，钱仲芳大集宾客，即令关泠演唱，新声艳发，丝竹转清，四座之间，魂摇意深。[6]

这一记录为《明诗纪事》和《清稗类钞》所转载，但陆丽京所创作的四种剧目至今无考，也未见于《康熙钱塘县志》和邓绍基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南开大学图书馆珍藏陆丽京的《威凤堂集》清抄本收录了其创作的杂剧三种：《刘纲斗法》《王维郁轮》《张说赠姬》，但未知是否与上述记载有关联。由王晫的记载可知，陆丽京的戏剧创作得到了钱仲芳的赏爱，在大宴宾客之时，将陆丽京的剧目搬上氍毹。陆丽京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与名医，西泠十子之首，与弟弟陆培、陆堦都以文章经世自任，时称“陆氏三龙门”。从行文内容看，新声艳发，丝竹转清，说明当时不仅有场面乐队，且为扮妆演唱，演出的场面宏大壮观。

2.内廷演剧。清代的皇帝都是戏曲的爱好者，顺治帝和康熙帝亦是如此，所以演剧活动在宫廷颇受欢迎和青睐。《今世说》中记载了顺治在宫廷中的观剧活动，说明顺治虽然禁毁淫戏和暴力戏，但对戏曲还是喜爱有加的。其实康熙亦有看戏消遣之好。康熙万寿时，从西郊畅春园到紫金城神武门几十里路上，杂呈百戏，这是康熙六旬寿诞时的场景，搭建戏台四十多座，到处都是张灯结彩的景象。统治者的喜好无疑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今世说》中有关戏曲演出的记载，涉及到的戏曲欣赏者以及演出场合来看，戏曲在当时是颇有影响力的。皇帝名臣、文人士大夫，无一不热衷于戏曲演出。同时，在这一时期里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剧作家和剧本，吴伟业、尤侗等文化名流以戏曲抒写心意，李渔等专写风情喜剧，以及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剧作家，并且产生了《桃花扇》、《长生殿》等许多不朽的作品。正因上述种种，清初戏曲才能在戏曲禁毁的大背景下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

三、戏曲禁而不毁原因初探

清代戏曲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是缘于戏曲得到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士大夫们的赏爱，同时，皇帝们基本上都是戏曲的爱好者，上行下效，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禁令应有的效验，官府禁戏渐渐流于形式。更何况家班演出的私密性，使得戏曲禁毁令的执行难度陡然增大。

（一）士大夫的情感寄托

明清易代的沧桑变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被列为满清入关后的两大暴行，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得几世繁华的江南名镇在瞬间化作废墟之地，一夜之间成为了人间地狱。更何况，江浙地区不断的反抗，使得该地区的士大夫遭到朝廷前所未有的疑忌，动辄得咎。不仅个人政治抱负不得实现，而且性命堪忧。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家国为重却又无路可走的苦闷与感伤无人可诉，只有借戏剧寄托哀思、悲憤，抒发内心的抑郁牢骚与难言之隐。

《今世说》卷二“言语”记载道：

宋荔裳，王西樵，曹顾庵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郸卢生事，酣饮达旦，曹曰：吾辈百年间入梦出梦之境，一旦缩之银镫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7]

其中“一夕看演邯郸卢生事”指的便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邯郸梦》，卢生黄粱一梦，最终领悟人生真谛，随吕洞宾到蓬莱山顶扫落花去了。戏曲通过卢生荣辱一生的遭际变化，批判明代官场的恶浊黑暗，也对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进行了思考。曹尔堪听罢此曲，发出“吾辈百年间入梦出梦之境，一旦缩之银镫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的人生感叹。“可笑亦可涕”着实点出了看戏人复杂的心境，这与当时的现实状况是分不开的，戏曲的思想内容与欣赏者阅读心境是相契合的。

（二）帝王的喜好

清代帝王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他们一方面严禁戏曲传播，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戏曲的嗜好。根据史料对清廷观剧活动的记载，“顺治九年，以拔贡授中书舍人，奉诏谱杨继盛传奇，称旨，继以杨继盛之官官之，时以为荣。同时尤西堂亦以乐府流传禁中得名”，说的就是由《鸣凤记》改编而来的《忠愍记》，顺治对剧中杨继盛忠君报主的情节大加赞赏。戏剧家尤侗所谱的杂剧《读离骚》被献入宫廷教坊，也受到了顺治的称赞。在顺治帝时期，出现了专门管理戏曲的机构——教坊司，教坊司除了管理宫中奏乐外，还承担了演戏事宜。

伴随着国家政局的逐步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日渐繁荣，从康熙朝开始，宫廷的的演剧活动又开始频繁起来。为了学习和传授新的声腔，康熙在平时或南巡的过程中，会凭借帝王的权威，征选优秀的民间艺人入宫。吴郡长洲人陈明智就是因为演技出色、善演净角，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著名戏曲家孔尚任和洪昇的剧作《桃花扇》《长生殿》也是在康熙时期流行开来的。“两家乐府盛康熙”、“勾栏争唱孔洪词”就是对当时的真实写照。因为宫廷内部经常举办观剧活动，所以在康熙时期出现了新的戏曲管理机构——南府，它承应清代内廷的演戏和演乐，负责宫廷戏曲的教授、排练和演出事务。南府从康熙始建至道光七年没落，历时一百四十余年之久，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戏曲剧本，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

到了乾隆时期，戏曲的发展及皇帝对戏曲的热爱都达到了最高潮。所修的戏楼、创作的剧本、庆典的演出、节日的承应的规模与数量都是极其庞大的。在乾隆八旬大寿的时候，动用了“京城戏曲人等共三千二百六十五名；两淮戏曲人等共二千一百六十二名，班头八名；浙江戏曲人等共八百七十五名，班头四名”[8]。其规模与奢豪不言而喻。

清代宫廷演戏是历代宫廷演戏的高潮，皇帝对戏曲的痴迷，无疑会减弱谕旨的执行力与禁令的功效，造成上行下效的风气。

（三）符合时代的文化需求

戏曲艺术作为一种具有直观性、形象性、通俗性特点的下里巴人式的艺术形式，能够直接给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满足和享受，打破下层群众阅读理解上的障碍。而且在娱乐文化不发达的古代，戏曲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受到民众的欢迎是必然的。

民间戏曲演出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勾栏瓦舍、乡野庙会这类地方，这为普通民众接触戏曲扫除了障碍，也易于戏曲的流行与传播。同时，戏剧内容通俗浅显，艺术性不高，对于根本无法阅读诗词歌赋的下层民众来说，易于接受和理解，自然也就受到民众的喜爱了。戏曲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紧密联系，反映风土人情，能和他们的审美需求相吻合，对戏曲内容产生强烈的认同，从而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

戏曲作为一种妇孺皆解的通俗艺术，已经成为下层民众思想和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他们精神上的食粮。官方想要大力禁毁戏曲，受到的阻力必然是很大的。

四、结论

清代是戏剧艺术聚合和裂变起伏最大的时代。从顺治、康熙朝开始，伴随清廷各种形式的戏曲禁毁政策，戏曲在高压政策下艰难求生，但帝王的爱好、文人的观剧活动以及商贾达官的歌舞升平都在不同程度地促进着戏曲的发展。戏曲禁毁令在清代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官方禁戏更多的是一种姿态性的展示，它的象征意义超过了其实际意义，戏曲演出呈现出一种“禁而不止”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孙建杰.清廷禁毁戏曲现象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2007.

[2]王军明.宝剑记在康乾年间的传播[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

[3]王晫.今世说[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3.

[4]王士禄《炊闻词》卷下[M].12.

[5]王晫.今世说[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75.

[6]王晫.今世说[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5.

[7]王晫.今世说[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3.

[8]温显贵.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J].湖北大学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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