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遗事长庆论,长恨绵绵无绝期

有关天宝遗事，“诗圣”杜甫在《哀江头》中已开其端，“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其间的感叹之意虽已将讽刺之情冲淡，却也是真情实感的强烈流露。到了中唐，文人墨客对这一段历史有了更多反思和认识，出现了许多咏叹诗和稗史小说，白居易的感伤类诗作《长恨歌》便是其中的翘楚。到了金元易代之际，剧作家们对李、杨的故事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虽然关汉卿的《哭香囊》、瘐天锡的《华清宫》、岳伯川的《梦断杨妃》等作品大都已经亡佚，但是惟独白朴的《梧桐雨》流传了下来。而后，清代杂剧大家洪昇的《长生殿》不仅盛极一时，而且影响深远。可见，李隆基与杨玉环这一段帝王后妃的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故国不再而消逝，反而在世殊事异中有所衍生，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历史与文学发展相关的现实意义。

《长恨歌》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作者白居易不以时造势，而以情为主，避开了史书、杂记中记载的不伦淫乱之事，只采用民间传说来叙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凸显了盛名一时的唐玄宗历经马嵬事变、失去心爱的人之后内心的创伤，情感真挚缠绵，哀婉动人。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各家各说各执一词：爱情主题说，认为这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肯定了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

有记载说，这首诗是白居易任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作；由于当时的文风时事，很大部分也受到了佛教变文和道教仙话故事的影响。而今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究竟如何，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也需要从文本出发去分析才有说服力。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他年轻时候就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他对唐玄宗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塑造，一往情深的唐玄宗与重色轻国的唐玄宗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好皇帝有所惑，便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他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皇帝想成和自己、和平民百姓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一样会为色所迷，为情而惑。所以，当《长恨歌》将这段帝王家的风流韵事转化成了一对痴男怨女的爱情传奇之后，也就无法再贯彻对唐玄宗的批判，而只能从人性和情感出发，感叹这样一双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了。当然，杨贵妃的形象也难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诗一开篇就直观描写杨玉环的形象，“天生丽质难自弃”，“回眸一笑百媚生”，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使这样一个美人现实化，甚至世俗化；其后又以马嵬之死让美人香消玉殒，使她的命运悲剧化，最后再写相思、寻仙等情节，在仙境飘渺之中，展现了一个“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杨玉环。她俨然已褪尽世俗情味，超凡脱俗的美，忠于爱情的至诚至真，在绵绵长恨中，就连作者也不由灌注了极大的同情和感叹。

《长恨歌》将这段天宝遗事在历史客观上一定程度淡化了，作为主导的是主观情感上的共鸣。白居易观摩了平民百姓喜好风花雪月胜过呆板政事的心态，将大众的情感、性情作为主打的审美对象，使本来极具政史严肃性的帝王轶事平凡化、文学化了。为情而作，非为事而作，使得全诗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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