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文文体演变中的文乐雅俗离合

摘要：文乐的雅俗离合是影响中国韵文文体演变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礼乐治国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与氛围的环境因素，民间韵文与音乐供大于求的不竭借鉴源泉这一外部因素，文人韵文与音乐自身雅俗之趣的张弛变化这一内部因素，共同促成文乐雅俗离合效应在韵文文体演变中的存在。文乐雅俗离合因素的存在，对促成韵文新体式的诞生，促进韵文艺术水准的不断提高，推动韵文沿雅俗良性循环的道路演进，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文乐雅俗离合；韵文；文体演变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7)02－0214-05

中国韵文的文体演变与音乐紧密相关。大凡某种音乐时兴流传之时，被这一音乐所附着的韵文亦随之而诞生、成长、兴盛；一旦相关的音乐过时老化，则附着于这一音乐的韵文亦因之而渐趋衰微。实际情况比我们所叙述的更为复杂。在韵文演变中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已被研究者广泛认同。这一现象所具有的普遍性，足以使之与笔者曾论及的“民间韵文的启动”“新旧质素的更替”等影响韵文文体演变的因素相提并论。现试对此一因素在韵文文体演变中的客观存在、存在原因及存在意义等问题，做一大略的论述。

一、文乐的雅俗离合在韵文文体演变中的客观存在

文乐的雅俗离合作为对中国韵文诸体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在韵文文体演变中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三百篇之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合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婉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心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谙南耳而后有南曲。”邓乔彬先生《中国韵文发展规律臆说》一文说：“音乐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韵文亦然，二者均趋‘合俗’，则轨迹相合，表现为盛；二者‘离俗’，则轨迹相离，表现为衰。综观历代韵文，除汉赋的‘不歌而诵’且限于文人创作，骈文亦与之相近外，能作为某一时代的代表者，无不与音乐相关。”邓先生还将之概括为“文乐离合律”，堪称是最先对这一影响文体演变的因素进行表述者；与邓先生的意思相差不多，笔者所谓的“文乐雅俗离合”只是为了使意思表述得更完整而在文字上有所增加。

邓先生指出文与乐这二者的“合俗”与“离俗”是韵文兴盛与衰微的重要条件。“合俗”指合乎大众的俗趣，即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和接受。如果作为文学的韵文与作为其传播媒介的音乐均达到了这一“合俗”的要求，那么韵文自然会兴盛。然而，这种可“合俗”的韵文及音乐，最初当然只能出于同样很“俗”的作者——民间歌手之手与口。是文人的模仿、加工与提高，才使之登上大雅之堂而逐渐成为韵文的正统体式。新体式刚诞生时凭借通俗而时髦的新音乐作媒介而传播，常有一段十分红火的流行时期，其旺盛的人气吸引了许多有才学的士子为之进行创作，因而也便有机会能创造出被称之为“一代之文学”的辉煌韵文业绩。而当作为媒介的音乐若长时期陈陈相因而缺乏吸引人的旋律，附着于其上的韵文内容也总是陈辞滥调而失去感人的魅力，或者音乐媒介一味“阳春白雪”而不顾及“下里巴人”，韵文格调尽皆文人雅调而少民众俗趣，则此种韵文必将随着音乐的衰微而走向衰微，此种韵文文体的统治地位最终也将被新的文与乐都“合俗”的文体所取代，此一轮韵文体式的更替即告完成。

为了证明这种“文乐雅俗离合”因素的普遍存在，我们不妨将韵文各体与音乐的关系做一简略的回顾。

《诗经》时代，当“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到来之后，“雅”“颂”之诗逐渐寝声，而活泼俚俗的民间乐调伴随着充满下层民众情感的韵文十五国风而风靡天下，许多打破“颂”“雅”之整肃四言句式的杂言体诗大量涌现，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和改善了其时文人诗歌“小雅”的创作。“小雅”的文与乐同国风“合俗”，带来上古时期中下层士大夫诗歌创作的兴盛。然而，到了动乱的战国时代，民间即使有再好的歌唱和乐曲，也无文人前往问津，文人韵文创作因长期与民歌及音乐“离俗”而处于荒疏状态。

当北方韵文《诗经》的繁荣难以为继之时，南方楚国屈原的韵文楚辞正与楚地民歌“合俗”而促成了中国古代文人韵文创作第一次高潮的到来，也促成楚辞作为“一代之文学”体式之地位的奠定。宋玉以后的楚辞因逐渐脱离民间韵文及音乐的俗趣，日益朝着文人化的方向演变。王昆吾先生说：“韵文本质上是口传文学，歌唱和吟诵是其基本的传播方式。歌唱对于语言简明性的要求，吟诵对于语言华丽性的要求，使传播方式的区别转变为文体的区别，于是有了中国文体的第一次分野：诗(歌)与赋(诵)的分野。……楚辞体向散体大赋或铺张淫丽方向的发展，所反映的即是文体中音乐因素的淡化、文词因素增强的趋势。”中国韵文之赋体逐渐摆脱作为音乐之附庸的地位而驰骋文坛，说明中国韵文文人化时代的到来，说明中国韵文雅文学价值的升值。但是，就因为赋体缺乏韵文其他诸体那种借助于音乐媒介而走向近乎普及的繁荣过程，因而其长期与音乐“离俗”，使之亦长期处于高高在上的雅文学的地位，而未能成为一种真正“与民同乐”的较普及的韵文体式。

就在汉赋盛行的同时，文人的艺术好尚既与汉乐府及其音乐“合俗”，也与汉代民间五言歌谣“合俗”，促成了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之体式的诞生和兴盛。由此赢得中国古代五、七言诗体勃兴时代的到来。然而，由于五、七言诗在六朝时期曾较长时期脱离民间韵文及音乐的滋养而有“离俗”倾向，其结果，是诗歌创作仅成为世袭贵族们追慕高雅的玩物或宫廷色情的发泄工具，其创作的颓势已至非开展诗歌革新运动不可。

唐代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在艺术、文学等方面与周边国家和民族有着较密切的交往。任半塘《唐声诗》云：“唐代未设乐府采诗，是其缺憾：但太常广罗‘胡夷’之乐曲，多加整改；教坊广罗里巷之乐曲，且及边塞之声，不遗在远，存真较多，是其优点。”唐代士大夫文人艺术趣尚同“胡夷之乐曲”与“里巷之乐曲”的“合俗”，产生了其时以七绝为代表的声诗(唐人谓之乐府)，以及在曲子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词。其实，唐代的声诗除七绝外还有其他体式，如白居易长篇歌行《琵琶行》整首皆可歌唱；刘禹锡等人所写的《竹枝》体在民间十分流行；无论是李白“忽闻岸上踏歌声”，还是杜甫“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都说明唐代社会有即兴歌诗的习惯，其体裁及歌咏方式似乎都不甚拘束。唐诗与其时民歌及其音乐的“合俗”，显然是创造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唐代文人词与其时“胡夷之曲”为主体的宴乐的“合俗”，更是促成词从“诗余”变成独立文学体裁的关键条件。到了宋代，诗更庄而词更媚，诗进一步脱离音乐而在文人手中雅化，词则于北宋前期进一步与音乐结合而在市民阶层中俗化，因而诗歌渐趋衰微而词则达到空前的繁荣，宋词的成就之大使其终于成为“一代之文学”。然而，到了南宋后期，词与音乐的联系逐渐疏远，

使词终于沦为案牍文学而渐趋于衰微，这也是其命运之必然。

在词因“离俗”而走向衰微的元代，专与伶优合作而进行韵文创作的下层文人们，以其贴近市民的艺术好尚，撷取宋金诸宫调、杂剧、院本等充满民间俗趣的艺术养料，创作出文与乐皆“合俗”的新型韵文体式——散曲与杂剧。这种“合俗”促使有元一代成为中国古代散曲与戏曲繁荣的黄金时代。然而，在杂剧因在北方流传日久而逐渐“离俗”的元代后期与明代，在南方逐渐发展而较杂剧更具新意的南曲传奇方兴未艾，其结构较杂剧更复杂，曲调较杂剧更婉转动听，文辞也较其时正走向雅化的杂剧更通俗。南曲文与乐的“合俗”，促使传奇终于取代杂剧的地位而成为明代戏曲的代表。也正是因为传奇的文与乐逐渐“离俗”，所以到了清代，其地位终于被文与乐更加“合俗”的京剧与地方戏所取代。

综上所述，可知文乐的雅俗离合因素是影响中国韵文文体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赋的演变因所处时代而具有一定独特性外，其余各体的兴衰差不多都与此一因素紧密相关。

二、文乐雅俗离合在韵文文体演变中存在的原因

文乐的雅俗离合因素在韵文文体演变中的存在，是有着其社会的、文学的、文化的等多方面之原因的。

首先，文乐雅俗离合因素在韵文演变中的存在，与中国悠久的礼乐治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说明上古时代韵文(“诗”)是与音乐(“声”“律”)紧密结合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韵文的媒介而存在的。《周礼·春官·宗伯下》之“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律……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祭祀，师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巾柬)。大餐，亦如之。”可见上古各种宗教与礼宾仪式所用韵文，都是离不开音乐做传播工具的。这种文乐相结合的做法到了封建社会，即成“礼乐治国”的一种手段。从周汉以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明清时代，统治者们无不是借助于音乐对韵文的传播而达到礼乐治国、巩固封建统治之目的的，因而仅从各朝各代祭祀、宴享、丧葬等诸多传统礼制仪式中的韵文使用情况来看，其文与乐的相配合关系，似乎是千古不变而相对稳定的。设若礼乐治国中舍弃了韵文与音乐的这种相配合关系，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在长期的礼乐治国中所形成的韵文与音乐的相配合关系，也浸渍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佛教、道教等宗教活动，还是婚嫁、丧葬等日常生活，都离不开以韵文与音乐相配合的方式来完成某种约定俗成的仪式。可以说，韵文所表达的特定文化内涵或情感内容只有借助于音乐才能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音乐所具有的优美的旋律和感人的艺术魅力也只有在附着于特定的韵文后才能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二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关系，乃是中国韵文文体演变中文乐雅俗离合因素存在的历史文化原因。

其次，文乐的雅俗离合因素在韵文演变中的存在，同民间韵文及音乐可资借鉴的创新力的无限，与“一代之文学”的文人韵文及音乐的相对稳定有限之间所形成的供大于需关系紧密相关。韵文与音乐的“合俗”与“离俗”，其“俗”之源全在民间。民众中不乏音乐的天才和大师，这些天才和大师不同于朝廷的乐官之处，就在于他们是没有任何政治的和艺术的禁区的，其艺术的创造力使之能将现实生活中最美好的音乐和旋律都发掘出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说：“凡一切外来的歌调外来的事物，外来的文学，文人学士们不敢正眼窥视之的，民间的作者们却往往是最早的便采用了，便容纳了它来。”所以民间韵文与音乐能为文人韵文创作所提供的具有原创意味的艺术养料，就像永不干涸的汩汩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另一方面，文人的模拟、加工、提高能否保持民间韵文与音乐的原创魅力，能否达到雅俗共赏而产生广为流传的轰动效应，则尚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中，尤以受到特定时代之具有独特艺术好尚的作者与受众之影响为最大，例如《诗经》时代朴拙无华的上古歌民，汉大赋时代充满铺张扬厉作风的御用文人，六朝时期一味追求绮靡、声律、骈俪作风的世族文人，唐宋时代充满进取精神的庶族文人，元明清时代有着一定启蒙精神和反封建意识的市民阶层及下层文人，他们之间韵文与音乐的艺术好尚都是颇具自身独有特色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并非任何来自民间的韵文或音乐形式都是合时“合俗”的。欲“合俗”者，先须“合时”。而“合时”则意味着既合民众接受之“俗”，又合特定时代一般文人所能接受之“俗”。如果不合文人之口味，民间的俗品就不可能被遴选上来，即使遴选上来了在文人中也不可能流传开来，所以“合俗”之俗应是“合时”前提下的雅俗共赏之“俗”。另外，能否“合俗”或“合时”，还决定于旧体韵文与乐曲是否尚具生命力，如果旧体韵文正处于尚未过于雅化的生命力旺盛期，广大作者与受众尚对之颇为热衷，那么，即使再好的新体式新音乐也是难以取代旧体式旧音乐之时髦地位的。韵文与音乐均“合俗”时髦而具有的排他性，造成“一代之文学”常只有一体而不是多体的流行。“一代之文学”也因为有一代之具独特艺术好尚的作者与受众，才有相对稳定的一代之文体。在这里，一代之文学或文体的相对稳定与稀少，与一代可作为文人创作借鉴的民间韵文及音乐的相对多样化而取之不绝，构成了一种供大于需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则保证了文人韵文与音乐总有机会于丰富多样的民间韵文与音乐中，遴选到最佳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文体借鉴形式。同时，在文人韵文与音乐创作中，有时或许会有多个模拟民间韵文与音乐的体式，但最终会在比较、鉴别、竞争中而优胜劣汰，只有那些文与乐都真正合民间韵文与音乐之俗而又合时者，才能脱颖而出，流传开来，成为“一代之文学”的文体。因此，这种供大于需的关系，既使文人韵文与音乐在撷取民间韵文与音乐养料时有着与之“合俗”的大量机会，又使这种机会因构成“一代之文学”的需求有限而令大量看似“合俗”的机会无法转变成体式创新的机会。这正是“一代之文学”的产生之所以质量较高而不至于过滥的原因，是文乐雅俗离合因素所产生的节制作用的结果。

再次，文乐雅俗离合因素在韵文演变中的存在，同文人韵文与音乐趣尚存在着趋俗求新与趋雅求新这对矛盾变化紧密相关。求新乃人之常情，当民间韵文与音乐的魅力打动文人时，文人们会借鉴学习民间韵文之俗趣而创新；当文人韵文与音乐的魅力打动文人或文人中有着普遍的崇尚文雅之风时，文人们自然会相互追慕雅趣而令韵文走上高度雅化之路。这两种倾向，前者常处于一种新文体即将诞生而文人们正忙于寻找这种新文体的“模特”之时，它反映出文坛新生事物的方兴未艾，也反映出文人们关注民间韵文及其音乐的虚心学习的进取精神；后者则常处于一种文体在诞生后已有较长时间的演变时期，其高度的雅化走到尽头时，便已钻进了远离民间韵文与音乐的死胡同，

此时的“离俗”意味着原来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旧文体，将会有新的“合俗”的“一代之文学”的新体式来代替它。

总之，是礼乐治国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与氛围的环境因素，民间韵文与音乐供大于求的不竭借鉴源泉这一外部因素，文人韵文与音乐自身雅俗之趣的张弛变化这一内部因素，共同促成文乐的雅俗离合效应在中国韵文文体演变中的存在。

三、文乐的雅俗离合在韵文文体演变中存在的意义

文乐雅俗离合效应的存在，对中国韵文文体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乐雅俗离合中“合”的因素之存在，使文人韵文新体式的诞生有着足够的民间韵文与音乐养料之活水源头做保障。文人韵文演变中最大的弊病莫过于走进高雅的死胡同而不能自救，而治疗此一弊病的最佳药方，便是面向民间韵文及附着于其上的音乐媒介，努力吸取其养料。古人未必都懂得自觉地去向民间韵文与音乐学习，但是，“车到山前必有路”，社会审美趋向总是会促成文人中有人去面向民间韵文与音乐，文乐雅俗离合之“合”的一面必然会导致韵文新体的诞生并走向兴盛。尽管中国韵文的演变曲折起伏，有过不少令人沉闷的低潮，无论是六朝的绮靡艳丽，宋初西昆体的雕琢浮华，还是明初台阁体的复古模拟，其所带来的文坛凋敝都因有民间韵文与音乐同文人韵文与音乐的合俗，而出现唐诗、宋词、元明清曲的诞生、兴起与繁荣。文乐雅俗离合之“合俗”的机遇，为中国文人韵文与音乐之兴盛创造了可贵的机遇。中国韵文的兴衰演变史，大体就是一部文人韵文及其音乐与民间韵文及其音乐合俗与离俗史。“事实雄辩地说明：最古老的诗歌是民间歌谣，民间歌谣的历史要比专业诗人创作的历史更长十倍、百倍。民歌是诗人创作的母亲。几乎所有的重要诗歌体裁——从二言、四言、五言、七言诗到词、曲长短句，都起源于民歌；几乎所有最伟大的诗人——从屈原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都受到过民歌的哺育，都认真学习过民歌；几乎所有诗歌创作高潮都同民歌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风与楚辞、两汉乐府与建安文学、六朝民歌与唐诗、唐宋民歌与宋元词曲，这些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潮，有的本身就是由民歌形成(如国风和乐府)，有的是在学习民歌之后诗人的新创造(如楚辞和唐诗)。”设若没有文乐雅俗离合因素的“合俗”功能，中国韵文想要创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辉煌业绩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次，文乐雅俗离合中“离”的因素之存在，使韵文新体式诞生后有着足够的文人加工锤炼机会而得以在艺术上有较大的提高。按照文乐雅俗离合的原理，新韵文体式在民间韵文与音乐启迪下诞生后，必然会有一个文人们对之青睐而进行大量创作的过程。对这种尚带着一定脱胎于民间韵文与音乐之“俗”气的新文体，在文人创作的初期使之适当雅化而“离俗”，是很有必要的。没有这一文人对之加工锤炼的适度雅化或“离俗”，就不可能令其走上成熟。例如，楚辞的创作水平与文体风貌，总不能长久地停留于民间《九歌》那“其词鄙陋”的状况，而必须有屈原那“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高水平辞赋，方称一代之文学的繁荣。词的创作水平及文体风貌，总不能长久地停留于民间曲子词那质朴无华不讲声律的状况，而必须有温庭筠、李清照、苏轼、柳永和辛弃疾等名家的作品及婉约与豪放派风格的出现，词的创作才称得上真正的繁荣。可以说，韵文体式的创新有赖于民间韵文与音乐之“俗”气的化育，而促成韵文体式的成熟与繁荣，则有赖于文人们那带着适度“雅”趣的锤炼与提高。民间韵文与音乐可促使文人韵文与音乐在处于体式转变的紧要关头，能完成体式新旧更替这一质性的飞跃；文人韵文与音乐则可促使韵文新体式在众多体貌演变的积累中，实现创作质量的质性飞跃，真正将之培育成“一代之文学”。因此，文人韵文在新体式刚脱胎于民间韵文与音乐时的适度雅化或文人化，乃是韵文创作走向成熟繁荣的必要条件。

再次，文乐雅俗离合之离与合因素的并存，使韵文新旧文体的更替在俗与雅的良性循环中得以实现稳步演进。如同上文所述及的两个方面，中国韵文的文体演变既有着足够的民间韵文与音乐之活水源头而促使其产生新的韵文体式，文与乐之“合俗”的一面保证了其体式的不断更新和通俗；又有着足够的文人加工锤炼而促使其保持足够的艺术水准，文与乐适度“离俗”的一面促成了带着民间韵文俗气的新体式，向着更加成熟的方向演进。然而，这种离俗趋雅的倾向持续的时间过长，则脱离民间韵文与音乐之滋养所造成的固有弊病也便逐渐显现出来，到后来，这种韵文的创作甚至只存在于文人的案牍中而非见诸大众聚集的舞榭歌台上。这种文与乐的“离俗”后果，最终是读者的稀少与受众的纷纷离去，因而此一文体被新的文与乐都“合俗”的新文体所代替，便成为必然的趋势和结果。应该看到，这种趋势和结果其实并非一定是坏事，因为事物的辩证法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是“新桃换旧符”。如果说，一种新文体刚诞生不久对之进行改造加工的“离俗”，是一种创造型的超凡脱“俗”，那么，后“离俗”时代的过度文人化之“离俗”，则是步人之后尘的真正庸俗，这正如十分高雅的骈体文到了唐代的韩愈时代，已被指斥为“俗下文字”一样。有关中国韵文雅俗变化的讨论历来较为热门，但大都仅限于局部或断代的讨论。今以文乐雅俗离合作为视角，即可见出中国韵文雅俗演变的大致轨迹。所有“一代之文学”刚脱胎于民间韵文的初始状态时，差不多都有一段合“俗”的过程；接着便是继“俗”而又多少有些离“俗”的雅俗共赏阶段，这是此体创作风格纷呈，名家辈出的韵文繁荣时代：最后是弃俗而崇雅的高度雅化阶段，这是此一韵文走向凋敝衰微而新体韵文酝酿成形的新旧交替阶段。试验之以辞赋、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莫不沿此一雅俗演进轨迹而进行新旧体式的更替。这种“俗一雅一俗一雅一俗”的变化看似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实际上每完成一次“俗一雅—俗”的演进，韵文体式、体貌及创作水平都相应地提高了一个层次。例如同是“俗”，《诗经》、汉乐府就不可与元曲或明传奇之“俗”同日而语；同属“雅”，六朝的二谢，张、潘也绝不可望唐代李、杜、白、韩之项背。而且，随着雅与俗的交替融合，越到封建社会后期，雅中便会有更多的俗，俗中也会有更多的雅，雅俗共赏正逐渐成为更多作者和受众的共同观念。这便是文乐雅俗离合因素对中国韵文文体演变所带来的雅与俗良性循环的演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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