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宫之难之史辨与流传

摘 要：“下宫之难”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在不同的史书中记载有所不同，因此从古至今，有很多学者对其史实进行辨析，形成多方观点。研究这些学者的已有观点，并对“下宫之难”发生的历史背景进行探析，可以看出《赵世家》对下宫之难的记载虽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部分，但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不能全盘否定。同时也应注意到随着人们对这一故事的普遍重视和广为传播，下宫之难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故事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关键词：下宫之难；《史记》；《左传》

一、下宫之难记载

下宫之难这一说法来源于《史记`赵世家》：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下宫之难即为屠岸贾与诸将对赵氏进行灭族的事件。《赵世家》在此段之后又用较长篇幅描述了赵朔等去世后的情形：赵朔妻在宫中产下遗腹子，其门客公孙杵臼和友人程婴合力救出孤儿，二人演戏骗过追捕者，程婴与孤儿藏于山中，十五年后在韩厥的帮助下将屠岸贾灭族，复兴赵氏。这一事件在《韩世家》中也有相似的描述。

由此看出，“下宫之难”是晋国赵氏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转折性的重要事件，原本兴盛的赵氏由此转向衰落，后由赵氏孤儿赵武才得以复兴赵氏。

二、下宫之难史辨

《赵世家》对下宫之难及其后续故事的记载与《晋世家》以及其他先秦史书的记载颇不相同，令人生疑。首先是赵同、赵括和赵婴齐在晋景公三年之后依然频繁地出现在《左传》和《晋世家》的描述中。《左传》所载：（名字出现处以下划线标出）

鲁宜公十五年（晋景公六年），“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

鲁成公三年（晋景公十二年），“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雅、赵旋皆为卿”。

鲁成公四年（晋景公十三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鲁成公五年（晋景公十四年），“原（同）、屏（括）放诸（赵婴）齐”。“秋八月，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

鲁成公六年（晋景公十五年），“晋师遂侵蔡。……赵同、赵括欲战”。

鲁成公八年（晋景公十七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同）、屏（括）将为乱。’栾、郤为徵。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

《晋世家》所载：

（晋景公）十二年冬……晋始作六军，韩厥、晋始作六军，韩厥、巩朔、赵穿、荀骓、赵括、赵旃皆为卿。”

（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

这些记载与《赵世家》中所记载的赵同和赵括在晋景公三年便遭灭族的说法显然是不相符的。其次，从上述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赵世家》将赵氏遭灭族的原因归结于屠岸贾的倒行逆施，而《左传》则认为应是赵朔的妻子赵庄姬之谗言（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另外，《赵世家》中赵氏孤儿是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帮助下存活的说法也和《左传》中“武从姬氏畜于公宫”的说法不同。

这些相违背之处不禁让人怀疑司马迁为何要在《赵世家》里长篇幅地记载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很多学者也对下宫之难进行研究，但只在一些诸如赵庄姬是景公姊（或庄公女）而非庄公姊的细节问题上达成共识，究竟《赵世家》所记载的下宫之难的说法是否可信，仍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持全盘否定的观点，有的则持肯定的态度，也有学者认为《左传》和《赵世家》讲的并不是一回事，两者都对。下面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赵世家》所采用的史料、下宫之难发生的背景和两种对《赵世家》所记载内容的不同理解来探讨《赵世家》下宫之难的记载是否可信。

首先从史料的来源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及其处理史料的手法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语”，史料的来源很广泛，并不局限于史书。同时面对各种不同的记载，司马迁则采用“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和“整理故事”的方式，将史料进行整理，“择其尤雅”。有些史料虽与其他史料有相矛盾之处，《史记》也会将其保留下来。因此《史记》中有着矛盾之处并不是治史不严谨，恰恰相反，这些记载给予后人更多对历史的思考。

观《赵世家》战国前后的行文方式和结构有着较大的不同，一定程度上是受不同史料影响的结果。战国之前的史料来源可以看出大体上是以世系、《左传》和传说为基础的。《赵世家》明显受到《左传》的影响，有很多记载与《左传》相一致，是对其故事的概括，与《国语》和《春秋》则没有明显的联系。此外《赵世家》也有很多与《左传》记载不相同之处，顾颉刚认为是司马谈从赵人冯氏所得到的信息。虽也有学者质疑这一说法，但也多认为《赵世家》战国之前的史料来源既有《左传》也有其他史料，而这些史料也有其价值。而且以“下宫之难”故事在《赵世家》中所占的大篇幅来看显得比较突兀，很可能是迻录赵人旧史，因此并不能轻易以“以史证史”的方式就认定下宫之难的记载是错误的。

其次从下宫之难发生的背景来看，下宫之难发生在春秋中后期的晋国。当时的晋国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现象便是“国无公族”制度的确立。“国无公族”主要是清除有可能威胁君权的近支公族势力，取消了公族大夫一职。在此之后的国君诸子，除嗣君之外其余都要被遣送国外居住。这也就斩断了国君一系的血缘纽带，重要的官职也无法由国君的近亲来担任，大大削减了国君的势力。因此政权构成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异姓、异氏势力在国君对近支公族的一步步剪灭中得以重用，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并逐步控制了政权。

异姓、异氏势力发展到赵盾（赵朔父）执政时期形成专权，赵盾甚至可以左右国君的废立生死，国君和异姓、异氏势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同祥，赵盾专权也激化了各异姓势力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矛盾，例如襄公故去后针对立君问题的赵（盾）狐（射姑）之争与之后赵盾重新安排三军将、佐所引起的箕郑、先都的不满。这些都令赵氏在之后的政治权力斗争中树敌颇多。不仅如此，赵氏族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矛盾，如上文提到《左传》中所载的“原、屏放诸齐”，三子都为赵衰（赵盾父）正妻所生尚且相互排斥，可见下宫之难发生时晋国政权不稳，统治势力之间、同一势力内部矛盾重重。赵氏家族会遭遇下宫之难很可能是矛盾一步步激化后的总爆发，是有发生的可能性的。

最后从对《赵世家》所记载的下宫之难内容的理解来看，以前很多学者对“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这句话的理解都为：屠岸贾擅自与诸将一起将赵朔、赵同、赵括和赵婴齐全部灭族。孟世平先生则提出质疑，认为这是由断句错误所导致的误读，应当将“皆”字上读，意同偕，为“俱”意。后半句话的意思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为赵同、赵括和赵婴齐一起将赵朔灭族。下宫之难是一场赵氏宗族内部权利的斗争。

这样，如按第一种理解《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的记载确实有失偏颇，和其他记载皆不符。而若按孟先生的理解，将下宫之难和《晋世家》、《左传》所记载的晋景公十七年族灭赵同、赵括分开成为两件不同的事件，也就不存在上述史料之间的矛盾，两条史料皆可信，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更让人信服。

三 、下宫之难流传

《史记》之后，下宫之难的故事基本定型，流传至今。西汉末期刘向编撰的《说苑》、《新序》和东汉王充的《论衡》也基本上是采用《赵世家》的记载，他们对故事的改编更具传奇性，因而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唐时对程婴、公孙杵臼的义举更加推崇，故事所传达的忠义思想也被广为称颂：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云：“今河东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程婴、公孙杵臼）矣”，李白也曾写道“提携袴中儿，杵臼及程婴。立孤就白刃，必死耀丹诚。”

北宋时，对程婴、公孙杵臼屡屡加封，建庙祭祀。《宋史·神宗本纪》载：“（元丰四年五月）封晋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于绛州。”这时统治者看重的是义士保护赵氏血脉不至绝嗣的作用。靖康之难后，赵构自称“赵孤”以此寻求统治的合法性。下宫之难的“赵氏孤儿”便和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赋予了维护国家正统和忠义等新的涵义。元代，在蒙古人的民族压迫下，汉人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纪君祥著元杂剧《赵氏孤儿》，借此来弘扬强大的民族精神，表达反元复宋的思想情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成为下宫之难故事流传史上的一个顶峰。明清时期《八义传》和《东周列国志》借鉴《赵氏孤儿》的框架结构并有进一步的发展，内容方面也注入不少新情节。同时期的昆曲《接婴记》、《节义谱》，也是以这个故事为题材的。清代中期地方戏盛行，“赵氏孤儿”的故事被很多剧种改编，例如京剧《搜孤救孤》、清杂剧《赵宣孟》，蒲仙戏《岸贾打》等。时至今天，文学艺术界依旧热衷于对赵氏孤儿故事的编辑传播，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

自明刊本《赵氏孤儿》后，《赵氏孤儿》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进行了多次改编。最早做这项工作的是在中国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马若瑟，他的译作收集在法国作家杜哈德编写的 《中国通志》第 2 卷的上册，名曰《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其翻译基本保存原著的面貌。1752 年意大利的戏剧作家梅塔斯塔齐奥在马若瑟的基础上创作了《中国英雄》。之后在1755 年伏尔泰创作了五幕戏剧《中国孤儿》，颂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表达在开明、理性的君主制之下个人追求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人生理想。在当时的欧洲产生巨大的反响，掀起一股改编“赵氏孤儿”的风潮。此后英国剧作家阿瑟·墨菲在伏尔泰和马若瑟的基础上改编的名为《中国孤儿》的戏剧也获得成功。此外英国著名剧作家威廉·哈切特也对之进行改编，不过与原著大相径庭是借用赵氏孤儿的故事来影射当时的英国政治。1781 年歌德也想改编《赵氏孤儿》但最后没有完成。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l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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