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厢记》的“王字型”人物结构

摘要： 《西厢记》以其“王字型”人物结构创造了一种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叙述风格，增强故事的可读性，在人物彼此相对和沟通中推动剧情的发展，使每个具有性格矛盾或者社会矛盾的个体能够融合于整个故事之中。

关键词：王字型 人物结构 性格矛盾 社会矛盾

《西厢记》通过描述张生、莺莺的情感纠纷，确立了“才子佳人后花园”的模式。“大团圆结局成了中国古代爱情剧才子佳人模式的固定结局，必定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对后代乃至当代的新时期文学都有重大影响。”①这一模式中，还活跃着另外两个人物，他们是整个《西厢记》矛盾的制造者和解决者，那就是老夫人和红娘。从人物整体结构而言，老夫人、张生、崔莺莺和红娘之间，形成一个“王字型”关系。老夫人、崔莺莺和张生除了各自性格的内在冲突，还存在三者的外在碰撞。老夫人和莺莺之间无疑是观念对立的，但如果不是张生的出现，这种对立可能不会发展成为激烈的对抗。张生是莺莺和老夫人冲突正式化的引导人物，同时也起着协调过渡的作用；他既能让莺莺一见倾心，最终也能让老夫人接受。如果以老夫人和崔莺莺作为“王”字上下相对的两横，那么张生就是中间过渡的一横。这三个人物的深层碰撞以及沟通由红娘来促成，红娘就是“王”字的那一竖，让本来没有瓜葛或是只有浅层交流的人物最后能够走到一处，完成曲目的发展和冲突。以下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两极之一：老夫人

老夫人是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她总顾念昔日相府声威，试图按照合乎礼仪的标准行事，另一方面却又时常做出有悖于儒家规范的事。比如先是许诺张生退敌之后以莺莺妻之，之后却又反悔，让二人以兄妹相称。张生赴京赶考之后，郑恒谎报张生另娶，于是老夫人不顾张生莺莺已有夫妻之实，以及“相府无再嫁之女”的说法，准备把莺莺嫁给郑恒。这样的老夫人，出尔反尔的同时却总是以“礼”作为自己的借口。

当时崔相国已死，老夫人和莺莺扶柩归乡，“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所以“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同时“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相府另无男丁，大小事物全由老夫人主持。“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郑恒是老夫人的侄儿，尚书之子，曾与莺莺定亲。老夫人此举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召其前来尽半子的义务。此时的老夫人，从富贵显赫，到门庭冷落，经历了世俗的繁华冷落。这种亲疏冷暖的落差特别能使人看清楚人情世故。她时时不忘自己相府门第这一已成过去的事实，即使家室破败，她仍然以相府的规矩来要求自己的女儿，身份标志已经铭刻在其潜意识中。

“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必然是他的自我转化的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②，一方面是对权势富贵的体验，另一方面是对门庭冷落的感慨，老夫人以过来人的眼睛细察这个世界。“那些与变化无常的事物相结合的人确实是极其可悲的，因为，既然这些事物是在他的能力之外，受许多偶然情况所支配，所以当他为这些事物所困扰时，他是不可能从其中得到解脱的。”③在这个一切由男子做主的时代，老夫人无力回天，莺莺当然也不可能重振相府声望。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婚姻，让莺莺的夫婿来担负起这个任务。老夫人固然是为了能重新享受以往锦衣玉食的生活，摆脱困窘状况。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正是老夫人对莺莺幸福的关注。

作为母亲，老夫人是希望自己女儿幸福的。但幸福在老夫人的定义中是物质上的满足和生活上的安定。这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或者权势作为保障，郑恒作为已故尚书之子，就名声而言，不至于使老夫人觉得颜面无光；就财势而言，足使莺莺无需为生计担忧。

相形之下，张生只是一介寒士，既无声势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没有丰厚的经济保障，唯一有的是自身的才能，虽然提到张生的先人也曾经是“礼部尚书”，但至少目前处于书剑飘零状态。在身无一长的纨绔公子和有才识有胆略的穷书生之间，老夫人认可了张生。年少意气的莺莺未经沧桑，想象不到社会的艰辛，但深谙世事炎凉的老夫人熟知贫贱夫妻百事哀。张生要能够保障莺莺生活的安定，只有一个途径：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以求富贵。同时这也是为了日后郑恒上门来闹时有所威慑。所以老夫人说相府三代不招白衣女婿。表面上看是为了要重振相府声望，实质还是为了莺莺。

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张生退敌之后，老夫人领会到其才略，先是很爽快地许婚，请张生住进自身和莺莺所在的院子，俨然看成自家人；但继而就悔婚，提出多予金钱，让张生择婚另娶，不顾及自己当着全寺僧众许下的诺言，将礼教所提倡的“信”抛于一边。

一方面，张生没有宽裕的经济条件，无法保障莺莺的生活；另一方面，张生的地位也无法在郑恒前来闹的时候给予足够的威慑。所以，两者相权，老夫人唯有劝退张生。在张生和莺莺已有夫妻之实后，老夫人一再强调的还是“相府不招白衣女婿”。当张生赴京赶考高中之后，郑恒前来伪报，称张生已经另娶卫尚书之女，老夫人不肯委屈自己的女儿，当机立断，就欲舍弃已经功成名就的张生而将莺莺许配给郑恒，不顾再一次违背“不嫁二夫”的古训。应该说，自始至终，老夫人都没有真正地依循礼教进行约束，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合用则用，不合用则舍。

两极之二：崔莺莺

如果说老夫人的矛盾随着外界事务的改变而呈现，那么莺莺的矛盾则纯粹是其自身性格不同侧面的冲突。莺莺从小养在深闺，未曾接触过多世故人情，她的矛盾主要是“情”和“礼”的冲突，即追求爱情的本能和从小所受教育之间的冲突。

“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就是莺莺的感受。有一定社会地位家族中的女性，只能深居浅出，不得在外抛头露面。“夫情之所钟，古之士则登山临水、恣之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乱思移爱，事尚非艰。古之女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薪米从脞，未足忘情摄志；心乎爱矣，独是深念，思蹇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亡，理丝愈纷，解带反结。‘耽不可说’，殆亦此之谓与？”④生命热情的无法外泄，则必然诉之于内，即对自身情感归宿的渴望。

在普救寺和张生惊遇，莺莺并没有完全遵照闺训，张生眼中，莺莺“她那里尽人调戏， 着香肩，只将花笑拈”。当红娘提醒她“那壁有人，咱家去来”。莺莺的动作是“回顾觑末下”。给张生留下了些许希望，“昨日见了那小姐，倒有顾盼小生之意。”所以才有了不往京师应举，而是在寺庙中借一间房住下的行动。

而之后，“琴心”、“前候”、“闹简”、“赖简”、“酬简”每一处都体现着莺莺内心的对立。红娘从张生处拿到回信，放在莺莺的妆盒上，看着她“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突然之间又翻脸：“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这些也早在红娘的预计之中，“我待便将简帖儿与他，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和张生约好后花园相见，当张生如约前来，莺莺却说：“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张生猛惊：“呀，变了卦也！”

一方面她恋着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另一方面却是十九年来所接受的礼教，莺莺不可能毫无顾忌和张生相会，这是生命最本真的追求和一直接受的熏陶之间的拉锯，反反复复反而真实可信。

一旦和张生的感情确定之后，她顾虑的就只是情感受阻。老夫人要求张生进京赶考求取功名，莺莺却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埋怨老夫人做出的这一规定，“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

“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功名、财富、地位、权势这些东西在莺莺看来都不算什么，唯有情感本身才是最值得珍惜的，这恰恰体现出莺莺未经人事的单纯和天真。

莺莺的挣扎体现人性的觉醒，“男才女貌”的匹配标准同样挣脱开一些和生命本身无关的外在浮名，这种对个体的尊重成为之后《牡丹亭》以及明清思潮共同的精髓所在。

两极之间的过渡：张生

如果不是因为张生的出现，也许莺莺会在感叹“花落水流红”之后，遵照婚约嫁给郑恒，毕竟她和老夫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无非也就是老夫人拘束得紧了些而已。可是张生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矛盾集中在莺莺认定张生为自己情感的归宿，而老夫人却在反复衡量中把郑恒作为极具分量的人选。张生激化了老夫人和莺莺之间的矛盾，让母女之间观念的分歧有了具体目标。

张生是一个遵照本能行事的人。如果说老夫人和莺莺都因为外界情况的变迁而产生相应的顾忌，那么张生始终不曾有过如此多的内心挣扎。从在普救寺看到莺莺开始，张生的行为均依照着获取莺莺这个目的而行。先以温习功课为名，找方丈借了一间僧房住下，然后借老夫人做道场之机，以为父母代斋为名伺机接近莺莺。张生并非埋头攻读诗书者，“若在店中人闹，倒好消遣；搬在寺中静处，怎么挨这凄凉也呵。”这样一个形象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所塑造的谦谦君子。

张生的语言在很多地方表现出民间口语粗俗的特点，例如第一本中在窥见莺莺之后的唱词：“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甚至在头一回拜会方丈之时就口出轻薄：“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洁郎？”

这形象明显浮现市井之徒的影子，或者说，折射着王实甫生存时期文人的影子。蒙古入主中原以后，废除科举考试，蒙古贵族把持着朝政。原本汉族文人信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此时毫无用武之地。这一时期读书人的地位迅速降低，蒙元统治者将全国人分为十个等级，第九等级为儒生，而第十等级为乞丐。很多文人即混迹于市井之间，为瓦舍勾栏写作杂剧谋生，如关汉卿、白朴以及王实甫等人。

这些杂剧的主要受众是市民阶层，他们拒绝接受纯案头文学。杂剧作者本身杂处于市民之中，语言、意识行为方式也受着影响，这就决定杂剧的特色以俗为主，所以，书香世家背景的张生反映出来的还是市井的语言和蒙元时期文人对传统儒家礼教的质疑反讽。所以，张生身上体现的矛盾并不是性格矛盾，而是一种社会矛盾，或者说是时代矛盾。《西厢记》中的张生还处在一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可以凭借科举考试获得显赫声名的时代，而写作剧本的王实甫却生活在儒学式微儒生困窘的元朝，所以一方面张生身上寄托着文人的渴望，另一方面却又折射着他们的失望和质疑。

但不管如何，张生最终赢得了莺莺和老夫人两者的认可。张生出现之前莺莺对自己的夫婿并无设定，她担心的是“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耽搁”，换言之，即或是郑恒出现，莺莺也未必就会拒绝。正好在莺莺开始萌动春意时张生出现，“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所以莺莺钟情于张生也就合情合理；对于老夫人而言，张生先人曾是礼部尚书，本人又显现了一定的手段，请来故人白马将军退却要强抢莺莺的孙飞虎，最后还答应前去应举，待高中之后才迎娶莺莺，基本上也算是达到了要求。

矛盾的激化与解决：红娘

红娘只是戏剧中的一个小小奴婢，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为苦苦相思但无从入手的张生提供了机会，也推动情窦已开迫于礼教不敢言明的莺莺一步步寻求自己的爱情，同时把崔张的情感正式暴露于老夫人面前，给这段感情一条出路。红娘的存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性情泼辣敢作敢为的红娘也成为《西厢记》中最具亮色的人物。

如果说张生身上体现着市井气息，那么在红娘身上则更多体现侠女色彩。老夫人允婚而后又反悔，张生手足无措，“小娘子怎生可怜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红娘一口应允：“你休慌，妾当与君谋之。”

这样侠义心肠的女子在唐人传奇可以找到原型，帮薛嵩解决纠纷而盗盒的红线即是这样一个女侠。而借助地位低下者达成爱情的故事则还可延至昆仑奴。红娘的出现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传统，从汉朝董仲舒以来，儒学对人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像莺莺这样从小接受相府戒律要求的女子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张生的形象因为受到市民阶层的影响而变得大胆，终究是没有机会接触到深闺中的莺莺。这就需要有一个可以为两者传递信息的人，红娘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一方面，她同情两个人彼此心动但无法传情达意；另一方面，她有条件成为两者的信使，再加上红娘富含同情心，甘愿冒着受老夫人责怪的危险来帮助两人。“若非张生，怎存俺一家儿性命也？”在她身上，闪现着民间的“义”。

当张生提到以钱财感谢红娘时，红娘很是不屑：“哎，你个馋穷酸 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资？” “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表现出她并非贪图蝇头小利之人。老夫人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敦促张生应试，红娘却从旁观者的角度提醒张生：“先生当以功名为念，休堕了志气者！” “你将那偷香手，准备着折桂枝。休教那淫词儿污了龙蛇字，藕丝儿缚定 鹏翅，黄莺儿夺了鸿鹄志；休为这悴帏锦帐一佳人，误了你‘玉堂金马三学士’。”可见红娘眼光的长远。

红娘的出现体现着礼教松动的可能，是她最终将激化后的矛盾摆到了老夫人的面前，从而促成解决。所以说，红娘是整个“王字型”结构中的一竖，起到上下沟通连接的作用，让不能直接接触的人心意互传，推动整个剧情突破发展，在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于后代的才子佳人模式一定会在小姐身边安排一个贴身丫环。

《西厢记》的“王字型”人物结构缜密复杂，使每个角色都充分体现个性，同时又浑然一体，成为整个剧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较之以往的叙事作品有着更加复杂也更吸引人的特点。同时，《西厢记》也充分体现了有元一代文人的特色，反映着他们对市民阶层要求的响应，不管是错综复杂的人物结构，还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大团圆结局。这种世俗化的气息正是历代以来文人作品所缺少的，所以弥足珍贵。

①朱伟民：《〈西厢记〉与才子佳人模式》，《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②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第１版，第27页。

③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第１版，第195页。

④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１版，第94页。

作 者：李莉，古典文学硕士，广东省河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编 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推荐访问:西厢记 字型 试论 结构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