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牡丹亭》爱情心理描写差异探究

摘要：戏剧《西厢记》和《牡丹亭》自从创剧之后就颇受文人士子的普遍赞赏和喜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卓著的爱情心理描写。这种经典的爱情心理描写，感动着着几百年来的读者，由于作者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他们对爱情心理的描写在语言、动作以及神态等表现方式上也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关键词：《西厢记》；《牡丹亭》；爱情心理；描写；差异

在元明剧坛之上，王实甫和汤显祖以其卓异之妙笔奠定了他们的大家地位，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花间美人”般光彩照人的格调表现其惊世骇俗之内蕴，汤显祖的《牡丹亭》则以其“缠绵悱恻”若隐若无之草蛇灰线笔法表现其虚实相间之情态。明初的贾仲明环顾剧坛，提出了“《西厢记》天下夺魁①”，一锤定音；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②”对这两部戏剧在曲坛上的地位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西厢记》和《牡丹亭》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成就，是和其细腻生动的爱情心理描写密切相关的。虽然两剧都以爱情心理描写见胜，但是在具体表现方式上却呈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一、爱情心理描写的差异

《西厢记》把崔莺莺追求爱情的内心矛盾、冲破礼教束缚、战胜自我的性格曲折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写出了张生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与对仕途功名的追求之间的思想挣扎。张生和莺莺爱情心理的曲折变化反映出作者婚与仕、情与礼之间的思想矛盾；而《牡丹亭》中杜丽娘对爱情的主动求索，由生到死，死而复生这样艰难的探索过程是作者执着追求“‘正君’、‘正德’和‘贵生’人生理想的侧面反映。[1]”

《西厢记》和《牡丹亭》对于爱情心理描写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现在语言和动作上

[旦回顾觑末下]

[末云]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

〔生〕小生那一处不寻访小姐来，却在这里！

〔旦作斜视不语介〕

——（《牡丹亭》第十出惊梦）

张生和崔莺莺、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第一次相遇，就表现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爱情心理。张生与莺莺第一次见面虽然没有正面的说话，但张生以“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和鶯莺的“旦回顾觑末下”之“回顾”一语从侧面道破了他们各自对异性的渴望和爱慕之情。而在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第一次邂逅时，柳生就说“小生那一处不寻访小姐来，却在这里！”显得更加直白和迫切；杜丽娘却以“斜视不语”相回应，这就写出了此时杜丽娘的羞涩矜持，无言胜有言，她的心思也就不言而喻。

再看催、张和柳、杜邂逅之后的爱情心理变化。

[旦再拜云]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

[末拜夫人科][众僧见旦发科]（ 《西厢记》第一本 第四折）

……呀，昨日那书生将柳枝要我题咏，强我欢会之时。好不话长。（《牡丹亭》第十二出寻梦）

[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牡丹亭》第十二出寻梦）

这是崔、张以及杜、柳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其爱情心理在语言上的表现，莺莺和张生对爱情的渴望都显得更加的主动，而此时的丽娘却以其含蓄委婉的“好不话长”一语表露出她对柳生的思念之情。杜丽娘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就显得更加有力，也更具有一反常态的性质，这是汤显祖对杜丽娘形象在爱情心理描写上出色的一笔。

（二）表现在神态上

[末做见科]呀！ （《西厢记》第一本 第一折）

（旦）[长吁科]（《西厢记》第一本 第三折）

[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无语凭阑干，目断行云。（《西厢记》第二本 第一折）

〔旦作惊起介〕〔旦作斜视不语介〕〔旦作含笑不行〕〔旦作羞〕〔旦低头介〕（《牡丹亭》第十出惊梦）

〔旦〕一时间望，一时间望眼连天，忽忽地伤心自怜。（《牡丹亭》 第十二出寻梦）

张生第一次和莺莺正面接触时，以“呀”一字就表明了张生对莺莺的思念得到满足时的那种惊喜之情。又以“吁”字暗示出崔莺莺对张生表示爱慕却不可实现的无奈心情。这一“惊”一“吁”之神态，在人们面前塑造了一对活生生的旷男怨女形象。而杜丽娘在梦中与柳生会面时，她以“惊起”、“斜视不语”、“含笑不行”、“羞”这些动作词把杜丽娘的欲言还羞、遮遮掩掩的少女慕春之神态表现的淋漓尽致，让我们透过这一简单的神态变化感受到了她内心的那种美妙而刻骨的微澜。

（三）表现在心理状态上

[末做见科]…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

[旦念诗云]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西厢记》第一本 第三折）

〔旦作惊喜，欲言又止介〕〔背想〕这生素昧平生，何因到此？（《牡丹亭》第十出惊梦）

虽然女主人公多是以间接的形式表现了对异性的惊喜，但是在《西厢记》中莺莺对张生的喜爱却是一种“直接的暗示”；而汤剧中的杜丽娘以“惊喜”、“欲言又止”、“背想”这样的方式，隐约含蓄的透露出她对柳生的强烈爱慕之意。这是王实甫和汤显祖对莺莺和丽娘在心理上的描写不同之处，相比之下，汤显祖更擅长于对细腻的爱情心理的深入刻画。

这就是两剧爱情心理描写在语言上、动作上、神态上以及心理状态上等方面的不同风格。

《西厢记》和《牡丹亭》由于创作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它们对爱情心理描写的不同的表现方式，不仅和作者的创作习惯和创作心态有关，也和以下几方面有巨大的联系。

二、爱情心理描写差异的原因

（一）社会背景和时代趋向不同

1.政治和经济上

元朝作为少数民族创立的政权，为了便于统治，蒙古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四种人”③这样的高压制度和有意地对文人进行压制和轻视，而且在经济上对人们进行长期的残酷剥削。成宗时期，国库匮乏、民不聊生，民族矛盾更加激烈。如，张可久的“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④”就是对这个时期人民的苦难和文人生不逢时的揭露。故而简明直观、含蓄深刻的杂剧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寄托文人感情和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主要文学样式，《西厢记》正是这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而明代前期政治和经济环境相对宽松，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但是到了汤显祖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已经是“‘世入乱萌’，政治上的剥削和经济上的压榨使得阶级矛盾一触即发，加上南倭北寇不断侵扰，明朝其实已经是‘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⑤’[2]”的状态，这种前后巨大的社会生活落差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困窘的文人在精神上饱受打击和欺压，因此《牡丹亭》堪称一部有力的“社会问题剧[3]”。

2.文化和思想上

元朝采取宽松的多元文化政策，思想上兼收并蓄，达到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的地步。成宗之时尤好儒学，在其继位之后就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并提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在《西厢记》中，尽管莺莺对张生进行了爱情暗示，但是对他翻墙密约这种“越礼”行为却不肯接受。这种爱情心理的反复变化显然是莺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反映，也是王实甫寻情反理不够彻底的体现。

晚明时期，统治者命令严格选用提学官，并且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然而在思想上，禁锢思想的程朱理学遭到怀疑，而“日用即道”和“人欲”的思想得了到肯定。汤显祖在读李贽的《焚书》时说：“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就是其对自然“人欲”的肯定的表现。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大胆喊出了“可知我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话来，就是她对“自然”人欲本性的大胆追求。

（二）出身状况和人生经历不同

王实甫和汤显祖作为两代文苑楚翘，不同的出生状况和人生经历使得他们不仅在人生遭遇和创作心态上出现巨大差异，而且在人生理想和心理承受力上的表现也大相径庭。

1.人生遭遇和创作心态上

王实甫在《录鬼簿》中都被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⑥”，可断是由金入元的文人。可想而知他生逢乱世；他在《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中写道：“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说明仕途不顺，遑论社会地位和生活保障。正如作者在《西厢记》中的穷儒张生一样“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於四方。”

《西厢记》的成书当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终场云：“谢当今盛名唐圣主”，金圣叹批本注“谢当今垂帘双圣主”，故陈寅恪认为这正是《西厢记》上演时对元成宗和布尔汗皇后的颂赞。

此时的作者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他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和人生的颠簸，“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⑦之后对心迹的倾吐和宣泄。

故而冲破思想桎梏、寻情反礼就成了王实甫杂剧创作的思想动机。如，在第五本第四折中他提出：“永志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4]”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藩篱。

降及明代，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汤显祖少时受学于抨击程朱理学、反对个性束缚的罗汝芳；中年时期又与随性自然的达观和尚为友。这就为剧中塑造杜丽娘主动追求爱情的人物形象作了思想上的铺垫。“〔旦〕丫头去了，正好寻梦。……”；此后又几经波折辞官归里。“意气慷剀，蹭澄穷老。⑧”所记，可谓是对他一生十分公允的概括。

《牡丹亭》中杜丽娘对爱情生生死死的追求正是汤显祖“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表现。正如屈原香草美人形象的塑造一样，对爱情的执着求索表现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又如，汤显祖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5]”，此“得意”即“讥托得意”，而不仅仅限于“四梦之优劣”，就是有力的证据。相比王实甫，汤显祖对“寻情反理”的表现更为强烈和彻底。

以上种种即是作者描写《西厢记》和《牡丹亭》人物的爱情心理时，人生遭遇和创作心理上的差异。

2.人生理想和心理承受力上

王实甫作为由金入元的文人，明初贾仲明在《凌波仙》吊词中云：“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其中“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是艺人官妓聚集之处。可见，混迹其间的王实甫与市民大众十分接近。

又明陈所闻《北宫詞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之句，可知王实甫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一个浪迹市井，留恋勾栏的士子，身虽在官而心隐于市的理想和批判现实的心理可想而知。

汤显祖空怀济世之志，即使在归家期间，他也“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升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6]”对统治者抱有极大的希望。这在《牡丹亭》中深有体现，如，当柳生和丽娘的爱情得不到家长认可时，最后还是要搬出皇帝来。“〔内〕听旨：朕细听杜丽娘所奏，重生无疑。就着黄门官押送午门外，父子夫妻相认，归第成亲。[7]”这不得不说是《牡丹亭》创作思想上的一大局限，但是这也是作者在心理压力下对理想环境的向往。

这就是造成《西厢记》和《牡丹亭》两剧在爱情心理描写上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西厢记》和《牡丹亭》对爱情心理的细腻描写不仅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地位，而且也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地步。王氏对张生“至诚”情种和反礼教束缚形象的刻画，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牡丹亭》对“至情”论的表现对年青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明王思任说：“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沈，天可瘦，泉台可瞑，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娄江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以后，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在《红楼梦》中贾、黛若有若无，隐约含蓄的情爱描写也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西厢记》和《牡丹亭》成为几百年来流行剧坛的两朵奇葩，它们的爱情心理描写是我国剧坛上非常精彩的一笔，也是感动几代人的光辉典范。

注释：

①贾仲明【双调】凌波仙·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②明·沈德符《野获编·词曲·填词名手》：“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③元朝为维护蒙古贵族的专制特权，采用“民分四等”的政策，把中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④元·张可久散曲《中吕·卖花声·怀古》“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⑤吕坤《去伪斋集》卷5《答孙月峰》。

⑥《校订录鬼簿三种“中州文献丛书”》王钢校订.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⑦《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句。

⑧（清）张廷玉等撰《明史·汤显祖传》。

参考文献：

[1][2]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汤显祖研究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社，1984.

[3]王实甫.西厢记[M].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1928.

[4][7]汤显祖.牡丹亭[M].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四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汤显祖.汤显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

[8]徐朔方.汤显祖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潘兆明.王实甫和西厢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10]杨绪容.王实甫《西厢记》汇评[C].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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