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信仰需要过程哲学
时间：2022-06-09 14:56:01 浏览次数：次
黄铭 译
摘要：哲学与神学在基督教思想中历来关系密切。解决今日信仰危机的可能途径不是巴特对哲学的拒绝，也非回归传统哲学，而是诉诸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首先，信仰需要哲学，这是解决信仰危机的第一步。其次，现代哲学对宇宙作还原论的解释，这是造成信仰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过程哲学必须以某种形式恢复上帝在宇宙论中的地位。
关键词：基督教信仰；形而上学；怀特海；现代世界观；过程哲学
作者简介： 小约翰·科布（John B. Cobb, Jr.），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当代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和过程哲学家。
译者简介：黄铭（1962—），男，浙江德清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副教授，从事现代基督教思想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课题“过程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B71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016-07收稿日期：2008-07-12
一、全球危机
全球危机已成为我们今天谈论一切的语境。我深信，过程思想具有伟大的潜力可帮助我们对这个危机作出反应。我计划把这个危机的特性保留在背景中来谈论各种方法，通过这些方法，过程思想能够帮助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来对这个危机作出有益的反应。
我们不能忽视“9·11事件”是全球危机特性的一部分。6年前发生的那个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转折点。我们许多人相信官方的说明：这个灾难是狂热的穆斯林分子造成的。我们希望它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美国的国际方针，这种方针曾激起了其受害者如此仇恨的心理。但当官方的说明转到激起这种仇恨正是我们的英勇之举，以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敌人想象成完全是一个罪恶的轴心而不值得抱有同情心的时候，我们对此强烈地感到失望。
一年半以后，我的同事大卫·格里芬开始调查在“9·11事件”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在认识格里芬的人中没有人能怀疑他论证的彻底和严格。他发觉，这个事件是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更大的一个转折点，的确是比甚至现在大多数美国人准备认可的要大得多的一个转折点。他的大量学术精力集中于揭示，官方后来各种说法是明显的谎言，并提供理由让人相信“9·11事件”仍是又一次打着幌子。
打着幌子，即一个人谴责其敌人的行为而自己也曾秘密地犯过此行。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尤其在为军事进攻进行辩护中，它扮演了一个角色。在20世纪，日本用这种策略进攻中国，同样如此的还有，德国进攻波兰，美国进攻越南北部，等等。但“9·11事件”不只是又一次打着幌子。它以前所未见的一个等级在发生着。它的牺牲者第一次主要是这个国家的平民百姓，他们的一些领导者对这个攻击负有责任。该事件说明，在我们的领导者中间有一些人，为了贯彻他们深深地效忠的方针和计划，准备以真正恐怖的方式采取行动。
我们仍然可以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需要处理现在的情形，对于过去不再反思、责备。但这样做所基于的两个理由是不够的。首先，不仅我们的国内和国际政策自“9·11事件”以来已为一个谎言所误导，而且似乎未来的政策，不论共和党经营的抑或民主党经营的，都可能在这个脉络中继续下去。
其次，在这届政府任期结束以前，将有再次打着幌子的严重危险，这次是为进攻伊朗作辩护，我们的副总统对此表达了那样强硬的许诺。我不去猜测这样一个事件在即将举行的下届选举之前的政治结果，或在中东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全球结果，而只能说，我生活在对这些前景的恐惧之中。如果美国人民能够意识到，宣告伊朗进行某种真正恐怖的侵略并不一定意谓这实际上会发生，如果所有的报纸和电视如实地注视官方的行径，那么这个危险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减少。
下面，我不再过多地评论时政，而是转向同样有争议的一个话题，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我下面将要论证的观点来说，我大概处于少数人中间，甚至比我把“9·11事件”称为打着幌子时能够认同的人数更少。但少数人并非总是错误的。
在我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时，我怀着巨大的痛苦来看我一生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这种看法不是我在20世纪30年代成长中所具有的浪漫观点，而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生活在日本，我见证了军国主义统治在那里崛起。在佐治亚州时，我是白人社会的一部分，而三K党依然在其中活跃。在西班牙，佛朗哥推翻了民主政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德国和意大利掌权。那里有一种可怕的压制，接着是一场更加可怕的战争。
如果我把一生中的任何时期浪漫化，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情在一个时期曾鼓励着我，使我认为世界已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当今天观察全球状况时，我发现它比我青年时期的处境更加危险。这种危险的增长不是来自于国家领导阶层更大的恶意，而是来自于地球无力承受我们更多的开发和现在由人支配的更具破坏性的武器。还有，经济全球化已使人类社会的状况到处变得更不稳定。我感到失望，几乎绝望，这可怕的30年里人类堕落的自我表现在新的世纪中同样地明显。我特别痛苦的是，我自己的国家，我曾经对它寄予那么多的希望，远非在引领世界进入一个正义、和平和生态可持续的前景，而是成为实现这样一个未来的最大障碍。
二、宗教危机
在我一生中还有一个变化也已发生。当然，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传统就有许多错误的东西。不过，我仍然敢说，它们基本上是治疗性的，即对于人类个体和共同体的健康来说，它们的贡献多于它们带来的疾病。今天，站在民族和全球的基础上，我认为，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 of religion），若聚焦于基督教来看，是致病性的（pathogenic），它对这个世界造成的疾病要多于其贡献的健康。
这并不意味着广泛放弃传统的宗教共同体而去赞同世俗的文化将有利于这个世界。情况完全相反。这个世界需要一种拯救，而这只有以宗教传统作为媒介才能实现。最大威胁正来自于对宗教传统的世俗取代：民族优越感、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主义。但当宗教共同体把自身出卖给这些偶像崇拜时, 前者成了这个问题本身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需要健康的和有益于健康的信仰表达。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我抛开了我的学术谨慎，提出信仰需要过程哲学。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中，我自己满足于更为谦逊的主张，比如说，激进的和先知的信仰用过程哲学能够较好地加以阐明。我相信那是真实的，如果我使你们相信了它，我将感到高兴。然而，事实是我没有这样限定本文题目，而是不仅透露了我的紧迫感而且透露了我的一些真实信念，我最好坦承我的这些信念。我认为，那些我所钟爱的信念今天处于困境之中。我认为，不作出任何哲学承诺而维持信仰的许多努力促使了信仰的衰退，信仰通常诉求的那些哲学常常使事情变得更糟。
我进一步认为，我谈的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激进的或先知的新教徒身上，而是为许多其他的新教徒以不同的方式所共有。它也为许多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所共有，也为一些不认同任何传统制度而在精神上有思想的社会活动家所共有。确实，我相信它为穆斯林所共有，甚至为其宗教生活被印度和中国的传统塑造的那些人所共有。因此，我说的信仰是一个分布广泛的问题，对它却无很多有可能解决的办法。过程哲学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我真实的信念是，至少对我们而言，在西方现行的文化和智力的状况下，过程哲学现在正是这种解决办法。
虽然我相信过程哲学能够帮助其他的传统，但是接下来，我将把焦点放在有神论的传统上面，尤其放在基督教上面。对于基督教，我甚至会提出一个更为强烈的要求。我谈到信仰的现在状况，但我不认为基督教信仰在过去没有过程哲学也能很好地发展下去。过程哲学没有出现在早期教会中，这导致了各种教条公式，它们在基督教历史上给信徒带来了不必要的难题。由其他哲学对思想的支配所导致的神学公式则与《圣经》深刻地相异。《圣经》的主要洞察被丢失了，其文本的翻译和解释被歪曲了。因此，我的确真实地认为信仰自始至终，至少以其基督教的形式，需要过程哲学以便很好地来表达自身。
三、没有哲学的信仰
为了论证“信仰需要过程哲学”，首先需要论证：一般而言，信仰需要哲学。我能很容易地提出这样一个能够被充分理解的论证。首先，简单地评论一下不依赖于任何哲学来表达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事例，即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事例。巴特认为自己独自复兴了宗教改革者对圣经的强调，但在拒绝接受哲学支持方面比这些宗教改革者更加严格。巴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新教神学家。他的工作形成了一种合理的测试，来检验如果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说清楚基督教信仰的可能性。这对主流的新教教会具有巨大的影响。不过，他倡导的神学风格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他的影响在随后几代人身上产生的实际效果已与他的意图完全相反了。
巴特提供了一种神学，旨在显示信仰上帝纯粹依靠启示。他决不想削弱上帝的实在以及上帝的活动先在于和独立于人类的接受或信仰的意义。然而，那些现在继续开展他的事业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放弃了这种观念：基督徒能够谈论一个具有客观实在并涉及所有事物的上帝。在许多追随巴特而拒绝使用哲学的人们中间，“上帝”已变成那个塑造教会和信徒理解实在的符号系统中的一个部分。
依我判断，巴特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信徒们不会把他们的终极信任放在这样的符号上。他们的信任被置于这样的符号所象征的东西上。用受到巴特影响的许多神学家的话来讲，关于独立于人类经验和思想的真实东西的陈述是“形而上学”的，并且这些神学家认为，形而上学显然不为巴特所接受，就如形而上学通常不为当代哲学所接受那样。然而，巴特拒绝形而上学的理由不是针对上帝永恒的和基本的实在作出肯定，而是反对依靠人类理性来那样做。他教导说，我们对上帝的实在和本性的了解，只能像上帝自己在耶稣基督身上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但通过那种启示，我们的确知道了一个上帝，其实在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巴特思想的这个基本特征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它不能使他的赞赏者和继承者信服。
许多巴特追随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得出结论：“上帝”必须被理解为其自身缺乏客观实在性。我则得出相当不同的结论：信仰需要复兴形而上学的事业，即沉思真实东西的本性。多数阻碍我们那样做的当代哲学不是信仰所需要的。信仰需要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不排除形而上学的沉思，并且，其沉思打开了肯定上帝实在的可能空间。
四、采用传统哲学的信仰
我们把拒绝形而上学的事业特别归功于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在他们之前，神学家利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以及现代早期的笛卡儿和牛顿。我的立场则明显地依赖于这样的论证：不仅努力发展一种不用任何哲学假定的神学要失败，而且在过去主要被采用的那些哲学至少是不适当的，事实上通常是歪曲的。
至于我这个论证的后一部分，也可以在此只处理一个事例。到目前为止，最有影响的哲学体系化的神学传统是托马斯主义。托马斯·阿奎那最有力的贡献是他的如下洞见：存在本身作为存在活动（Being Itself as the Act of Being）。在我看来，今天任何恰当的形而上学必须以某种形式包括这种根本的洞见。托马斯把存在本身认同为那至高的存在（the Supreme Being），这种认同使他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他的追随者们能够把存在本身也认同为上帝。然而，20世纪里严格追随托马斯的人，包括马丁·海德格尔和保罗·蒂利希，都认识到存在本身不可能是一种存在（a being），即使是那至高的存在。这强化了一个问题：存在本身能否被认同为上帝？海德格尔说不能。蒂利希却说能，尽管他认识到这不是“圣经的上帝”，但这个上帝“超越”圣经的上帝。
如果蒂利希由此意谓的仅仅是，今天我们不可能只以几千年前《圣经》作者那样的思考方式来思考上帝，那么把他的上帝观与《圣经》作者的上帝观区别开来便没有多大价值。今天，关于上帝教义的表达没有一个能够确切地与《圣经》作者的理解相符合。但蒂利希所指远不止那些。他与海德格尔共同认为，存在本身与圣经的上帝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
《圣经》作者们认为，他们所谈的上帝是一，是像人类和其他创造物那样，是一个单独的行动者（agent），简言之，上帝是一个实有或一种存在。在以色列的上帝与任何创造物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但它们是神圣的、永恒的宇宙存在与那些被创造出来的、短暂的存在物之间的差别。对比之下，存在本身根本不是一个存在物。它是每个存在物的存在，不论这个存在物是神圣的或创造的。这正是其所指为“超越”圣经的上帝的原因。它不是我们对之祈祷的那个上帝，不是我们能够信任的那个上帝，或崇拜被正当指向的那个上帝。蒂利希的言辞有时稍微模糊了这些区别，而海德格尔则不然。但蒂利希承认在他称为“上帝”的那种东西与他暗中理解圣经的上帝之间的根本区别至少支持了我的主张：哲学的这种用途与圣经的信仰处于强烈的张力之中。
我相信，信仰被正当地指向圣经的上帝而非存在本身。因此我不会把托马斯主义传统的这种派生物看成满足了我所认同的那种需要。显然，托马斯主义传统采取了其他的形式，并且，我所说的东西不是用来作为一个根据来说明所有这些满足信仰需要的形式都失败了。在许多这些满足信仰需要的形式中，对存在本身与那个至高存在者——上帝——之间的区分的模糊作为传统一直保留着。但这个区别一旦被清晰地划出，我就不把这种模糊看做一种还有前途的策略。
五、信仰上帝的危机
信仰上帝处于危机之中，这在今天不用多加辩论。我将只概述一种注释它的方式。在中世纪，甚至晚到18世纪，一
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上帝实在的信仰就越确定。在这个时期的后来阶段，教育很可能使学生在思想上变得更像自然神论者，就是说，他们确信在世界中显示出来的那种秩序需要一个创造者和制定者。他们也确信上帝关心人类的行为，赞成美德而非恶习。许多人不愿认为上帝干涉事件的进程。
其他基督徒不满意信仰的这种形式。他们相信在历史的进程中上帝与创造物相互影响，至少对记载在《圣经》中的那部分历史是这样的，并且，他们相信《圣经》像自然一样显示了上帝的存在。对这些“超自然主义者”而言，真实的信仰已处于危机中，因为许多会思考的人否认奇迹的发生并拒绝《圣经》的权威。
然而，今天，信仰上帝的危机更加深化了。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太可能相信上帝的存在。当我们考虑高等教育的本质时，这并不使人感到惊奇。高等教育从前主要是文科教育，一种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教育传统。当时，大学与教会关系十分密切，神学则是科学的皇后。今天，在所有学科中，提出上帝影响了自然或历史中的任何事件是不可思议的。大学中唯一可以正当地讨论这样一个话题的是宗教哲学中的一些课程。上帝在神学中被讨论，但神学被大多数的大学排除在外。因此人们通过社会化来思考一切事物，它们不需要对上帝的任何参考就能被充分地解释清楚。学习进入越高级的阶段，对上帝的排除就越明显。这甚至出现在关于《圣经》和教会史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中。
《圣经》谈论的上帝是一个与自然和历史有关系的，也与个人生活有关系的上帝。我们既定的社会化则把自然和历史理解为自我封闭的，其余的一切则是个人的生活。但那也是受到不参考上帝的解释所影响的。神学家们撤退到宗教经验的领域，把后者作为一个他们能够引入上帝在世界中起某种作用的地方。但今天，即使被经验为关于上帝的经验的那种形式的宗教经验，也以不提上帝的作用和实在的方式被讨论着。
六、现代世界观及其批判
如此系统地排除上帝在世界上的任何作用不是现代世界观的一个单独特征，而是形成其形而上学的整体所需要的。如果我们通过一种支持信仰的方式重新描述实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世界观肯定受到直接的挑战。实现这种挑战的最大障碍在于，那些操有现代世界观的人士根本否认他们具有任何形而上学。
大学如此效忠于从它的学科中排除形而上学，以致从中提出有关基本假设的问题非常的困难。幸运的是，在大学之外的文化中情况并不这样。在校外，挑战是共同的。这些挑战来自于受到生态关怀影响的人们，来自于女权主义者，来自于受到东方思想形式影响的人们，来自于那些对超心理学感兴趣和对物理学新近发现的意义进行反思的人士。这些挑战为系统进攻现代世界观准备了战场。采取更广泛进攻的大多是过程思想的各种形式，最充分发展的形式是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及其追随者的形式，我把自己算做他们中的一员。不过，所有这些形式在大学中的处境都十分边缘化，因而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它们在广阔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被提议的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世界观相反的方法并非一定包括上帝。现代世界观的许多评论家把“上帝”等同于那些他们所激烈地并通常是明智地反对的思想方式。不过，代替现代世界观的许多最发达的形式是对思考上帝的某种方式开放的。想一下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亨利·柏格森、劳埃德·摩尔根、塞缪尔·亚历山大、德日进和亨利·纳尔逊·威曼，以及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和查尔斯·哈茨霍恩。在这里，我发现，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在与当代科学的关系中得以充分发展的立场，也是那些对现代世界观进行最为严格的批判和对上帝在世界中的作用作出最为充分思考的立场。
让我们检查一下现代世界观是如何这样彻底地把上帝排除在外的。它那样做是按照公理，但很少检查它所依据的公理，而其中一些公理经不起检查。一开始，它声称自然是一个封闭系统，也即，自然中的每一事件根据自然中的其他事件将完全得以理解。这个公理是笛卡儿体系的一个部分。它宣布世上发生的作为客观地被给予我们的东西不可能受主观经验的影响。当然，这与我们能够影响自己身体行为的普遍经验完全相反。笛卡儿本人愿意对此作出一个例外，但在学术界这个公理胜过了那种普遍经验，即我们的客观行动受到我们主观意图的影响。它保留了科学理解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教条。这个公理的统治意谓生理心理学这门学科的任务不是对于大脑中发生的东西与主观经验的关系进行一种思想开明的研究。相反，它的任务是根据客观来解释主观。进化生物学的任务不是思想开明地检查动物行为与进化的关系，而是解释那种不由遗传决定的动物行为不可能影响进化的发展。
排除主观经验任何作用的公理明显地排除了上帝的任何作用。如果我们把“自然”事件定义为没有任何主观影响的事件，如果我们假定每一自然事件通过其他自然事件完全可以解释，那么上帝不可能被引入这个解释之中。因为上帝影响自然事件的进程只能是对自然领域的一种入侵，那将违反自然的规律。用这种术语的任何解释将从根本上破坏整个科学事业。
在达尔文之前，把上帝排除在历史事件之外不是那样坚定。人类的主观性进入历史事件，这样的主观性也许受到上帝的影响。然而，自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假定人类完全是自然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支配自然的那些规则最终也用于历史事件。人类的活动甚至思想必须完全由客观的即物理的因素来解释。既然主观的经验（与历史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因果作用，显然我们假定的上帝对之产生的影响也不可能有任何因果作用。这对于宗教经验和其他事件同样是真实的。排除上帝对历史的任何作用必然产生于自然特性的自我封闭这一基本公理。
七、过程哲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威廉·詹姆斯把世界看成一个“块状宇宙”（ block universe），就像现代思想描绘的那样。最广为传播的世界图像一直是钟的图像。这种世界观可恰当地被描述为唯物主义的，它把复杂整体甚至生命整体看做完全由各个部分组成，而这些部分就是物质的微小质点。“物质”是被设想为缺乏任何能力来行动或外在地被任何发生的事物影响的自然。物质质点或“原子”在相对位置上发生变化，但在别的方面没有变化。这种世界观一般是决定论的，设想现在事件可完全根据先行事件来解释。它通常是还原论的，因为强烈地倾向于认为宏观层次上的事件最终可由微观层次上的事件来解释。这种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和还原论的世界图像正是所有过程思想形式都拒绝的图像。
怀特海把他的过程思想形式称做“机体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机体不是物质团块，而是活动中心。机体受环境的影响并反过来影响环境。机体既是对于自身所是的东西也是对于他者所是的东西，换句话说,它们既是主体也是客体。被设想成物质团块的东西与其他的物质团块只是外在相关的，那就是以并不影响是其所是的方式发生关联。相反，机体主要由与其他机体的关系构成，这是一种内在相关的方式。机体相互参与它们主体方面的构造。
人是一个机体，它既能够被分析为许多机体，也能够被组织成许多机体。细胞对于更大的机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机体。人类经验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机体。一瞬间的人类经验提供了分析机体最可理解的例子。它其实是一种关于过去个人经验影响与当前大脑事件影响的整合，再加上身体其余部分的事件和外部世界的事件的影响。当然，后者主要通过大脑事件而起作用。这种整合是一种创造活动，它还涉及到新颖的元素。
过程思想家一般把人类经验理解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意谓在思考自然界的特点时，人类经验必须被认真地对待，而非把人类经验看做只是物质原子运动无关紧要的副产品。我们假定，细胞事件甚至量子事件以一种非常简单化的形式与人类经验有着一种基本的相似性。在怀特海看来，这些事件同样是世界对其全部影响的一种整合。这意味着它们也是受这世界和作用者影响的主体，从所接受的东西中构造了它们自身。
我已经指出，现代世界观封闭了世界对于神圣行动的任何回应。起初，现代世界观的作者假定，世界像一只钟那样直接指向一个钟的制造者。问题仅仅在于这个钟的制造者是否不时地进行干预来调整这些设置。这种干预大概是推拉原子进入不同的位置。科学日益拒绝这种观念，即自然界需要这种超自然的变化，或甚至允许这种超自然变化出现的可能性。
上帝对人类的影响起初没有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人们感觉被上帝召唤和吸引的方式是很特殊的。主流的神学家已强调了上帝对人类心灵的作用方式是劝说。信仰者觉得对于神圣劝说的响应通过上帝得以加强。他们有时觉得被判决，被宽恕和被祝福，有时候，他们觉得被指引。他们或许相信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受上帝的影响，但这是以信仰上帝为媒介而在自己或他人身上引起的。换言之，上帝被理解为在他们身上作为主体而行动，而非作为客体对他们施加作用。
在现代世界观中，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被包括在自然中，这意谓所有这些关于上帝作用于信仰者心灵的观念都变成不相关的了，人类经验在世界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在过程世界观那里，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被包括在自然中反而打开了想象的大门，使我们思考上帝影响一切事物的方式基本上相似于上帝在人类经验中产生影响的方式。显然，这种世界观打开了经验的大门，使我们以一种比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和还原论的观点更加接近《圣经》的方式来经验创造物，而前者的观点正是过程世界观试图替换的观点。
在这一点上，我勾勒了我的基本论题。有神论的信仰在这种智力和文化的语境中不可能很好地经营下去，其中上帝对世上发生的东西有重要作用的可能性理应被排除在外。信仰需要一种语境，它对上帝在人类生活中，当然也在历史和自然的整体中，可能起到的一种作用是开放的。今天，有许多思想运动挑战还原论的世界观。它们被系统地发展后通常成为过程哲学的某种形式。许多过程哲学的形式产生了信仰所需要的开放性。
八、为怀特海的观点作宣传
这种“新宇宙论”虽在文化中有很大的声望，但在大学中还得作出一些有意义的植入。可现在连研究它的学科都没有，更少有学科用它的术语来作形式上的表达。
当然，关于大学我们可以说出许多更差的事情。在西方社会中，大学也许是最保守的机构。完全进入现代时期以后，大学还在教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著作而排除自然科学。在18世纪，植物学更有可能是由英国人的教区牧师而不是大学教授来发展的。确实，科学通常在大学中比其他地方更多地为神学家们所赞美，他们把科学看做告诉我们有关上帝怎样赋予世界秩序的信息。在这些大学中，拉丁语和希腊语比现代语言起到大得多的作用。
不过，随着科学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大学改变了。各种理论的“学科”取代了文科，实验室和研究所成为大学的中心，古典文学的思维方式让位于科学的世界观。这导致了科学前进速度的一种指数增长。随着经济思想的统治取代了教会的统治，大多数科学通过证明它们改善技术和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的能力在变化中幸存下来。然而，在科学见解与巩固它的哲学精神之间的亲密联系失去了。
这些变化没有一种有助于信仰。可它们的确证明，即使大学也能改变。在大学之外发展的世界观最终能够取代大学现在的世界观。但因为大学的精神在其学科中被确立，那只能发生于这种新世界观在一个又一个学科中证明其有用的时候。
今天，最有前景的变化领域是物理学。特别是在量子理论中，物理学家基本上承认现代世界观在此不起作用，存在着对其他模式的开放性。当我们尝试过程模式时，怀特海的那种模式最有可能被人想到，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是最充分发展了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它明显地适合现在讨论的情况。
对于一种基本上是怀特海模式的量子理论的广泛接受不久前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是可能的。这种接受也能在物理学的其他部门导致对怀特海影响的开放。它能够导致一种更多怀特海成分的生物学和进化论，导致一条更多怀特海成分的通向包括生理心理学在内的人类心理学的进路。这些进路的基础已经存在，并在大学中有了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人忽视。这类变化能够影响科学哲学，确实，在欧洲这个领域中的一些领导者已经转向怀特海。或许科学哲学中的变化能够溢出，进入到其他的哲学分支。
我提出的那些变化是巨大的，巨大的变化如果完全发生通常是十分缓慢的。我不指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看到任何这样的转变，但情形是现在比以前更有希望。我很愿意活足够长的时间看到这种变化，即使看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也好。
我不预想这种变化将导致在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中间谈论上帝。不过，大学讨论这个话题的氛围也许会有所改变。重要的是认识到，把上帝从大学中排除出去来自于上帝在世上起作用的不可能性。这样做的基础是自明的假定而非解释的公式，它们足以处理曾经被归于上帝的东西。确实，在提出和辩护一种完全无神论的宇宙论的场所，哲学的宇宙论同样也被排除在所有的学科之外。而这留下了未经审查的基本公理。
关于世界基本秩序的问题始终存在着。科学家假定万事万物根据“法则”（laws）活动。因为“法则”这个词预设了一个制定这些法则的人，所以现在科学哲学家宁愿说“似法则的行为”（law-like behavior）。然而，这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行为是似法则的。其中的一些能被解释为自然的习性，因此避免了任何关于制定先天秩序的暗示。但几乎不能怀疑的是，这个宇宙在不同物种的各种习性出现以前就是有秩序的。怀特海提出了一个在习性和法则之间平衡的图像，其中法则先于习性并使自然物种有可能获得习性。今天，法则一般被称为“常数”（constants），人们对它们何以出现又有了新的兴趣。对此，首选的答案是“偶然”（by chance），但是，考虑到它们的显著特征，很少有人完全满足于这样的答案。
总有关于新颖性和自由的奇迹出现。为了维持块状的宇宙观，大学不得不把它们连同上帝一起排除在外。但即使那些通过学科充分社会化的人士也不能真正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否认新颖性、自由和上帝的实在，尽管这些学科将之排除在外。
怀特海提供了一种方式，不仅可以理解似法则的行为，而且能够理解新颖性和自由。然而，他的解释涉及上帝。发现怀特海的概念有助于重构其学科的大学可能对终极问题的讨论更加开放。谈论上帝可能不完全被禁止。
所有关于在未来可能发生什么的想象，像怀特海的整个哲学一样，是完全思辨的或假设的。其目的不在于强调作为有关什么将会发生的预言。也许，我所希望的这类改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那种情形下，不值得朝这个方向继续付出努力。然而，过程研究中心被建立起来依据的假设是：没有先经过尝试，我们不应该放弃。我的希望是我们的工作最终可以对进入一种文化和智力的状态有所贡献，在其中，一种治疗性的信仰能够兴旺起来。我的希望在于，在我们的教育机构中，号召人们围绕着由服务造物而服务上帝来把生活组织起来再次成为可能。如果那种希望实现了，我们就可能克服人们陷于民族优越感、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控制状态，这些东西现在正威胁着地球的生存。
［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
Why Faith Needs Process Philosophy
John B. Cobb, Jr.(USA)
Translated by HUANG Ming
Abstract: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have always gone hand in hand in Christian thought. The possible access to solving today’s Crisis of Faith in God is neither Karl Barth’s rejection to philosophies, nor returning to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but appealing to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The first step to solve the Crisis of Faith is to keep theology’s need of philosophy in mind. Secondly, God’s status in cosmology has to be regained by process philosophy in some way given that the modern philosophy explains the universe reductionistically. This reductionism is actually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risis of Faith.
Key words: Christian faith; metaphysics; Whitehead; the modern world view; process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