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地区萨满教衰落的内部动因之原始宗教的局限

摘要:萨满教之所以能延续如此长的时间,是源于数千年来,它早已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其习俗性成了支撑这一古老大厦的独木。但是,对于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萨满教作为滞后的原始社会意识形态,日益显得不可调和与不相适应。尤其是其宗教体系的不健全、宗教观念的淡化等原始宗教固有的局限,使得萨满教退出历史舞台成了必然。

关键词:萨满教;衰落;内部动因;原始宗教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096—03

萨满教最初发现于东北亚地区,尽管后来也在世界各地发现了萨满教的踪影,但总体来看,还是东北亚地区的萨满教更具代表性,尤其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堪称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活化石”,在萨满教的文化价值研究上具有非常特殊且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恰如辩证唯物主义学说所言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与否的关键因素,萨满教也是如此。正是由于萨满教内部因素中,有诸多因素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束缚了萨满教的前进脚步,使其退步,最后衰落。

一、 宗教体系的不健全

当前的世界宗教,其趋势并未走向衰落,反而声势日壮,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们宗教体系的完善是其中的一大动力。这里的宗教体系的完善,不仅指为宗教经典、教义、教理所普及了的宗教观念,还指已成规范化、体制化的宗教仪式以及高度行政化的宗教组织和供教众缅怀朝圣的宗教圣地及建筑,然而这些恰是萨满教所缺少的。

(一)萨满教没有统一的经典著作

宗教经典是宗教观念的文字载体(在当代和未来也以音像为载体),是有关该宗教的理论、教义、教规等的知识体系,是宗教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信徒的信念、理想、感情、态度的形成主要得之于由宗教观念所提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上流行过的宗教几乎都有自己的宗教经典,如婆罗门教的《吠陀》、锡克教的《阿底格兰特》、佛教的《阿含经》、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等,它们不仅是信徒的精神纽带和支柱,也是整个宗教体系得以传承的生命之火。然而,原始的萨满教与此不同,它没有经典文献,只是通过具体形象的、物态的信仰实物及礼仪和禁忌行为、还有神话传说等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传播自己的观念体系,通过口传心授的形式来实现代代相递。这虽不妨碍对萨满教信仰的表达,但绝不利于这种文化的傳承。在近代,我们了解萨满教的途径主要是田野调查,通过萨满、知情人的讲述以及对一些遗迹、遗物、符号的揣测去分析萨满教,而一旦老一辈知情人故去,萨满消失,我们离萨满教的真实也就越来越远。

(二)萨满教仪式的局限性

宗教仪式是宗教意识的行为表现,是信教者用来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一种规范化的表达方式。各种宗教都按照各自的信条和传统方式进行各种崇拜活动,借助符号化的象征手段,以显示宗教的神圣性和庄严性,并在人们心理上造成极为严肃敬穆的宗教气氛,培养宗教感情,坚定宗教信仰。宗教仪式源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它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规范化、体制化。

萨满教仪式涉及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名目繁多,尽管这些仪式与人们切身相关,且很多已转化为民俗的一部分,但在近代,却未能成为萨满教继续存在的动力,反而加速了它的衰落。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萨满仪式的野蛮性与时代的发展不符。萨满教的产生是与原始民族部落相适应的,虽经社会变迁,萨满教也经历了相应的调整,但是一些陋习仍根深蒂固,如血祭等野蛮的萨满仪式。

“萨满教不追求来世的幸福,而是祈求现实生存的可能和手段。赤裸裸地主张为了生存和子孙繁衍,在一切神灵护佑下获杀任何生灵,以饱饿腹;为征服敌对力量,萨满可以配饰敌对力量的人或兽的骨饰,甚至不惜生取血取,令敌人慑服;为敬谢神灵,可以生剥野牲血肉祭献,杀牲越多越显虔诚,食用不了便扬弃四野;萨满教古代为医治本氏族疾患或灾祸,常虏俘异部族人作替身,或烧死或淹死或天葬,后世改用木石偶体代替等等。”[1]

由于血祭带有不文明的蒙昧仪式,已逐渐不为人们所接受,所以萨满教的野蛮仪式也就成了其流传的阻碍。

另一方面是由于萨满教仪式的功利性。萨满教仪式处理的问题都是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其目的就是为解决这些困扰,也因此就特别看重萨满仪式的结果。而萨满仪式的效果并非尽如人意,如果说以往萨满仪式的失败(如未能治愈疾病、未能找到失物、未能如预测的获得狩猎的成功等)还能被成功的仪式(凭经验而非神灵治愈的疾病,偶然的预测成功)所抵消的话,那么,在近世,在人们认识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并且不再对宗教狂热的情况下,即使偶尔的一次失败都会引来质疑,更何况是极少的成功,这暴露了宗教的欺骗性,加剧了萨满教在们心目中的信任危机,将其推向了衰落的深渊。再有就是频繁的萨满仪式造成的大量物质糜耗,逐渐为人们所不能承担。“莎玛曰祖宗要马者,则杀马以祭;要牛,则椎牛以祭。至于骊黄牝牡,一唯其命,往往有杀无算,而病人死,家亦败者,然续有人病,无牛马,犹杀山羊以祭,莎玛之命终不敢违。”[1] 巨大的物质消耗,已经影响到了生产生活的继续,成了人们的负担,最终被抛弃。

仪式的简化。萨满教的宗教仪式是其宗教观念的体现,是信众宗教体验的过程、宗教情感的抒发。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萨满教的宗教仪式日趋简化。以“托若”为例:在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萨满祭祀中所树立的树木称为“托若”,满族称“托罗杆”或“索莫”、达斡尔族亦称“托若”、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族称其为“特力”。在氏族社会中,“托若”作为氏族树,是与宇宙树沟通的工具,后来成为“萨满树”,是萨满灵魂寄生的地方,是萨满教常规祭祀对象之一。作为祭祀工具,托若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最初是做成树木或木杆,用来设立神位和象征人神沟通的道路。后来,有的民族在上面安装了梯凳,象征萨满沟通神灵的通道和关卡。随着萨满职业的确立,在锡伯族那里,托若变成了刀梯,只有爬过了刀梯的萨满才是法力高强、通达上界神灵的大萨满。但后来,托若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在满族那里,托若演化为院中所立的神杆,成了人神沟通的象征符号。宗教仪式的简化代表了宗教体验的淡化,当老一辈萨满相继故去后,那些繁琐的祭祀仪式也就随之而渐渐消失,而伴随宗教体验的淡化,萨满教的宗教信仰也即淡化。越来越少的人还相信这种古老的宗教,它曾经耀眼的光彩渐趋暗淡,留下的仅是为人怀疑的迷信的残迹。

(三)萨满教宗教组织的局限性

宗教组织是有共同宗教信念的社会成员,遵照一定的制度规范,结成的用以进行宗教活动的社会团体、机构或其他形式的群体。“宗教组织的最大价值是把人数或多或少的信徒结成一个团体。只有具备一个现实的活动着的群众团体才能把一种宗教观念、宗教感情体现出来,物化为一种社会性的思潮和力量,才能表明一种宗教形成与存在。如果没有一个经常性的组织机构主持日常的宗教活动,则信徒的宗教信仰就会流于自发、流于无序以至散漫无存。”[2] 这是宗教组织在培养、实践、维护宗教信仰,指导、约束宗教成员的行为活动,维持宗教形态存在和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氏族社会中萨满教同氏族社会组织融为一体,萨满在氏族组织中,不仅享有超然的特权,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将萨满教推广到全体氏族成员。此时,氏族即宗教组织,它保障了萨满教的延续、稳定与有效。但是,宗教组织的制度化也会损害宗教的发展,因为宗教组织的渐趋稳定使得利益冲突上升为焦点,这直接分化了宗教组织的力量,导致了宗教意识的衰落。在进入国家社会后,宗教组织便与世俗的君主力量发生了分化,甚至是直接冲突。随着世俗王权的不断加强宗教的力量逐渐沦为附属的地位,一些心有不甘的萨满便利用残存的一点特殊地位,为自己争取权势。如阔阔出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且欲当权”,要与成吉思汗“齐等”。为此,他极力扩充势力,“有九等言语的人,都聚在帖卜腾格里处,多如太祖处聚的人”[3],隐藏在这个矛盾背后的,正是君权与神权的斗争。王权的膨胀,必然将神权置于君权之下,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而对宗教加以改造,如清王朝时期,设立专门的神职人员,并颁布《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萨满教制度化、规范化,但是,这种制度的完善是建立在其他氏族“堂子”被废的基础上,必然会导致对制度化的萨满教的心理抵制,而且,随着萨满教的制度化,某些宗教象征符号渐渐成为司空见惯或乏味的东西而被后来的教徒所淡忘,不断重复的规范化的程序也对一些教徒失去了吸引力,原本鲜活的宗教仪式成了呆板的例行公事,导致了萨满教意识的削弱、萨满教的衰落。

(四)萨满教建筑的简陋、形式的多样,难以发挥传播其宗教思想的功效

宗教建筑是宗教观念、宗教情绪、宗教感情的物化形式。作为有形的物质形式,它更具视觉冲击力,一定程度上比无形的精神信仰学说更令人印象深刻,那些在某一地区或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都将其独具特色的建筑,如庙宇、寺院、教堂、圣地、修道院等等,作为重要的手段,用以宣传宗教思想,也确实收到了使该宗教普及和深入的到各地去的功效。相形之下,萨满教的祭坛、神堂和萨满墓等建筑不仅规模小,而且建筑简单、材料单一,显得原始而简陋。萨满教建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其作为氏族宗教,各氏族都有自己的神袛和祖先神,外氏族的神灵不被重视。氏族的分散性和排外性使得萨满建筑很难形成规模和统一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北方民族的流动性,迁徙不定的生活,需要随时随地举行祭祀仪式,这也使得萨满教很难形成固定的宗教建筑。总体来看,萨满教的建筑多结构简单、选材不严,无专门的技术要求,虽然有着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风格,却难以称得上标志性的建筑,也正是由于这种物质载体具有临时性,仪式过后即拆除,才使得萨满教失去了承载信仰的物质生命,在近代走向衰落。

由上可知,正是由于萨满教体系上的缺失,使得萨满教不能像后来的创生型宗教那样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在面对外来宗教及其他文明冲击时,无力抵抗而走向衰落。

二、 宗教观念淡化

宗教观念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制约着宗教行为以及宗教组织等其他的宗教因素。萨满教的宗教观念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透过萨满教的仪式行为,在萨满教的信众中传播,从而实现萨满教的代代相递。这其中,作为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萨满和信众,对萨满教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随着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变迁,萨满和信众的萨满教观念日渐淡化,这也就决定了萨满教走向衰落的命运。

(一)萨满的动摇

氏族社会末期,萨满在氏族中原有的宗教权力因氏族生产关系的变化、氏族首领权力的集中而日益被剥夺缩小。萨满与氏族的相互关系渐渐松动,甚至萨满离开本氏族到另一个氏族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萨满生活的动荡使得萨满原来固有的一心朴实为氏族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日渐淡薄,奉献精神也已经减弱,索要酬谢和挑剔礼物的现象开始滋长并较普遍。进入国家社会后,萨满的地位大大降低,他不得不依附统治者而维持生存,而随着私有化的加深,萨满也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取私利。如萨满豁儿赤就曾直言不讳地讨价还价,要求成吉思汗封他做万户,还要赏他三十个妻子。更有甚者,有些萨满为了一己私利,不惜陷害别人。《多桑蒙古史》曾记载着蒙哥汗统治时,有一帕开忒妇女亲眼看到了巫师用计害人的情况:

“蒙古皇后,奉基督教。有人献美裘,命巫师以火净之,巫师依俗留其一部,然,后之司衣妇见巫师所留部分超过其所应得,言之于后。后遂谴责巫师。其后未久,后得疾甚剧,召巫师询之,巫师言受司衣妇之厌禳,于是逮此妇,拷掠七日,迫之自承。会皇后死,此司衣妇乃自请死,欲从其主于地下,言从未谋害其主,主死不愿独生。然皇帝明其冤,命释之。”[4]

进入近代,出现游方萨满,以看病为主,收取酬报,有些萨满迫于生计,利用魔幻和骗术谋生,而真正能治病者越来越少。萨满的种种行为,已经严重背离了作为人神中介所担当的保护族民,繁荣部落的责任,从其表现来看,萨满本身就发生了动摇,不再是萨满教的虔诚信仰者了。当然,萨满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到萨满教的信众,他们不但不再信任和重视萨满,也不再坚持祖辈流传的萨满教信仰。

(二)信众的放弃

正如上文所言,萨满教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信众的宗教观念。作为代神言事的萨满,却也会做伤天害理之事,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自己所信奉的神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保护自己的。除此之外,信众不再相信萨满教还因为萨满教的世界观无法解决的来世问题,这成了人们放弃萨满教的哲学动因。人对死亡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这一是由于人们不了解为何会死,二是由于人们不知道死后会怎样。萨满教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持的是消极、被动的回避态度。它借用了灵魂观念,认为人死是由于被恶灵攫走了灵魂,由此衍生了一套安魂、招魂、送魂的咒语与法术,以期人死后的灵魂能够安息,平安回到灵魂树上,这虽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的死亡,但是却没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死后是会安然的回到灵魂树等待下一次的转生,还是会被恶灵继续控制,成为飘荡的孤魂野鬼。换句话说,萨满教一定程度上给人的死亡以心理安慰,却未能给人以生的希望。正是由于萨满教没有创生型宗教所给人描绘的来世观念,才使人们仍然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当看到亲人朋友一个个逝去之后,人们不禁会思考,萨满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我们帮助?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因此而动摇。再有,萨满治病的效果也使得信众对萨满教越来越失望。

“综观北方萨满教的疗术史,最原始时期治病简单,也可以讲尚无‘治’的概念。人类在病患、灾难面前是迷惘被动的。随着发展,原始先民开始摸索简单止血、止痛等的疗法。随着原始泛神观念的滋长,将病理现象渐渐纳入神魔作用系统之中,跳神能治病求安。而且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这种种神秘举措被极大夸张和宣扬,几千年来成为萨满医病的主导形态。小病小伤可以用草药简治或忍受下来;大病与难症只能设法祈求想象出来的各种超自然力的怜悯。或以‘赶鬼’方式,或结草为替身,或制无数病害偶体,跳神而驱逐之。常常惨祸横生。”[1]

“不知在萨满的神鼓下送走了多少人的生命”[5]。人们相信萨满教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是希望在灾病来临时,萨满能为自己驱灾除病,但是长久以来,萨满治病的玄虚性和相当低的成功率,使人们终于在血的代价后觉醒,进而,萨满教的忠实信众放弃了这一古老的信仰。

如上所述,作为原始宗教的局限性成了制约萨满教进一步发展的内部因素,萨满教因此而停滞不前,已成为社会进步桎梏的它,只能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随历史洪流而去。当然,导致萨满教衰落的内部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其语言的失传、秘传制度的局限、领神制度的局限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富育光.萨满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19-411.

[2]冯天策.宗教論[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86.

[3]高文德.蒙古奴隶制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230.

[4][瑞典]多桑蒙古史:上册 [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62:265.

[5]秋浦.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心态[M].北京:中华书局,1980:86.

(责任编辑/ 陈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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