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领导与民主监督的统一

摘 要：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能够长期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根本保证，同时也为新四军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段时期内，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内部出现了追求享乐主义的思想，以及贪污、浪费和腐败现象，新四军在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加大了廉政建设的力度，其中新四军及其各根据地在廉政建设的大的方向上一方面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民主监督机制的做法，不仅在当时具有开拓的意义，而且在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党的领导；民主监督；新四军；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171-02

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能够长期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根本保证，同时也为新四军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权，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政权建设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民主政权，主要由占大多数的下层工农群众组成，同时它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又非常广泛，还包括富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有的地方还吸收了一部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农民的小农意识以及地主、资产阶的级剥削本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除，这就使贪污腐化思想有了滋生繁殖的土壤。另外，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性，国民党利用其主导地位一方面不断地限制、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地以高官厚禄、金钱引诱、拉拢、腐蚀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这样，在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内部出现了不愿继续过艰苦生活、追求个人享乐主义的思想，贪污、浪费和腐败现象也时有发生，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毛泽东以高度的历史洞察力告诫全党，要警惕“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防止“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1]392。

正是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新四军在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加大了廉政建设的力度，其中新四军及其各根据地在廉政建设的大的方向上一方面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民主监督机制的做法，不仅在当时具有开拓的意义，而且在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确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编在国民党战区，处在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为了巩固和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其中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同时，成立了由项英、陈毅、张鼎臣、曾山、黄道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其中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成立为新四军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东南局和军分会把强固和壮大党的组织作为新四军党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领导全军进行了繁重而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

1.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大党员发展力度

新四军成立之初，党员数量少，干部缺乏。本着“不让一个具备入党条件的人留在党外，也不让一个投机分子混入党内”[2]29的原则，恢复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组织关系，是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和各级领导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一大举措。朱克靖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南昌起义时是第九军党代表，南下潮汕突围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管文蔚1926年入党的中共丹阳、武进、金坛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朱克靖1937年冬找到新四军，任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党组织通过多种途径考察其历史和现实表现，批准他重新入党。管文蔚1937年12月起即在丹阳组织抗日自卫团，次年6月，在陈毅率第一支队进到苏南后，他主动与陈毅联系并积极配合战斗。因此，党组织批准恢复其党籍，抗日自卫团改为游击纵队，选派多名干部担任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配合管文蔚司令员，使纵队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新四军主力之一。经过努力，共产党员在全军总人数中的比例不断增加。1938年4月，新四军共有10 329人，党员2 580人，约占部队的25%；到1939年底，新四军总人数发展到49 901人，党员19 636人，约占部队总人数的40%[3]121。党员的增加为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健全提供了基础，很快达到了连队有党支部、营有分总支部、团有总支部、支队有党务委员会的要求。

2.把军队中的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确立与健全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先决条件。1937年底至1938年初，新四军部队尚未编组时，军政治部就先建立起来，参与领导部队的编组，并使自己逐步充实和健全。之后，新四军不断加强各级政治机关建设，大力培养和锻炼政工干部，推动工作发展。

在新四军组建时，为了充实和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等抽调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到新四军任职，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原主力红军的师、团、营职干部。例如，担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都是由中央抽调而来的。此外，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赖传珠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原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原任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汤光恢原任红一方面军侦察大队政委，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原任红一军团师政委。这批红军干部后来均成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坚强骨干，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贡献很大。此后，各级政治主官先后配齐，支队配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团配副团长（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营配副营长（政治教导员），连配政治指导员，使政治工作有人管。

在巩固组织方面，新四军特别重视加强支部工作，明确支部是党在军队中的基本单位的组织，每连中有党员三人者均得成立支部，为保证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同时还明确，支部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本单位的实际工作并保证一切工作及战斗任务的完成，同时组织和加强政治学习以及党性教育等。支部经常性地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鉴定，同时在党员干部中开展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并纠正党员干部中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不良倾向，一方面提高了党员对组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党的组织对党员熟悉和了解；支部经常性地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党性教育以党性锻炼和党的政策的宣传为主，以党的文件和共产党员须知、支部工作、党史、党员基本读本等为教材。干部要定期向支部做工作报告，支部对工作报告进行讨论和修改。党的机关要定期实行改选，各级干部调动须经过党的委员会的讨论或决定。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尤其是支部工作，巩固和加强了党对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

3.加强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建设

新四军领导层始终认为，干部在集中组织集中领导集中指挥的军队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因此，新四军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注意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提高党员干部知识水平与工作能力。首先，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认识和深入了解。新四军的组织部门配备了专门人员负责党员干部管理工作，对党员干部进行了精密的审查与鉴定，全面了解每个党员干部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在各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表现，并建立了党员干部履历书制度。其次，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新四军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注重文化常识教育，同时兼顾政策教育、业务教育和时事教育，教育内容的选择注意易学易懂，切合实用。同时还注意进行制度建设，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与学习制度，严格纪律，并奖惩结合。通过文化教育全面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进而提高其领导能力。第三，通过耐心地教育、说服与斗争，克服党员干部中存在着的诸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等各种不良倾向，并坚决地与动摇、逃跑、叛变、贪污、腐化、堕落、破坏政策等行为做斗争。通过采取这些办法和措施，新四军党员干部党性和工作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新四军党员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也进一步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影响。

二、建立“三三制”政权，加强民主监督

为了团结各阶级、阶层共同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三三制”原则：“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742同时还强调指出，为保证党对于民主政权的领导，必须使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备优势；而给党外进步分子及中间派各以三分之一的位置，则是为了争取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撰文要求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必须贯彻“三三制”原则。

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施政纲领中都明确规定要建立“三三制”政权，并在各级参议会和政权机关中具体实施这一原则。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先后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民主政权，在创造性地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级民意机关，县以上设立参议会；区、乡、保设立人民代表会议。各级民意机关对民主政权行使监察权，有权选举、弹劾直至罢免政府官员。例如，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5个县参议会，共有驻会委员43人，其中党员14人，占32%；非党员29人，占68%。8个县行政委员会，共有委员86人，其中党员30人，占35%；非党员56人，占65%。38个乡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共347人，其中党员133人，占38%；非党员214人，占62%[4]357-358。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据路东1942年2月统计，各县政府的干部，共产党员占33.9%，进步人士占19.4%，中间人士占28.9%，其他人士占17.8%；各区政府的干部，共产党员占33.7%，进步人士占20.7%，中间人士占24.9%，其他人士占20.7%；各乡公所干部，共产党员占23.7%，进步人士占17.6%，中间人士40.2%，其他人士占18.5%。”[5]458

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采用“三三制”原则以后，共产党员在民主政权中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党对于民主政权以及新四军的领导并未因此而削弱。“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742各地在开展民主选举运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十分注意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爱国、廉洁、正直的优秀人才进入政权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竞选中也要求候选人如实地向群众介绍自己的情况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另外，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政权还鼓励、支持群众监督各级政府，鼓励、支持群众检举、揭发政府机关中的贪污腐败分子。

正因为如此，政权中实施了“三三制”原则以后，团结了包括地主、士绅在内的各界爱国人士，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确立，不仅未削弱党的领导地位；相反，它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同时，新四军“三三制”民主政权也是一种民主监督机制，它创造性地实现了政府公务人员自上而下的遵守法律制度和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结合，以及党内检查和党外监督的结合，它在彻底消除和根治腐败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南京军政治部编研室.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3]王辅一.新四军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4]徐则浩.安徽抗日战争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5]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许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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