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锻造“地基中的钢筋”思想探析

[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认为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党抗日政权的地基，必须加强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锻造“地基中的钢筋”。他认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厚植政权地基的关键，坚持人民民主是厚植政权大厦的基石，并在在农村基层政权构建过程中，采取了一系措施：组建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村民大会或村代表会;重视村带头人的选举，遏制流氓坏分子当权;发挥群众组织联系群众桥梁的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用先进文化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措施厚植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厦地基，锻造了“地基中的钢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锻造“地基中的钢筋”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农村基层政权;“地基中的钢筋”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1-0060-08

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意识到农村基层政权是我们党抗日政权的地基，必须加强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他指出：“村是政权的基础”，“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村政权之健全与否，是测量民主政治贯彻与否的主要标识，也是正确法令能否贯彻的决定条件”。为此，邓小平采取多种措施，厚植我们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大厦的地基，锻造“地基中的钢筋”。邓小平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对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对目前我们正確理解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思想，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厚植政权地基的关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就没有抗战的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为此，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非常注重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他特别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厚植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厦的地基。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非常强调在基层选举中，要在保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保证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才能保证基层政权稳如磐石。他指出，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的选举中，在各级行政委员会的选拔中，必须发挥党的指导作用，特别是村一级的选举中尤须注意党的指导作用。另外，邓小平特别强调农村基层政权必须坚持党的指导，否则会给党和人民利益将会带来严重的损害。他指出：“个别地区的某些政府，不能保证接受党的领导，制定一些错误的法令，做一些违反人民利益违背统战原则的事情。现在有些区村政权就是这样。”这些批评再次说明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厚植我党领导政权大厦地基的根本保证。

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党、政、军和各种非政权组织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在谈到武装、政权、群众、党这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时，邓小平首先肯定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在武装、政权中坚持党的领导，而且要在群众组织中同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有效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投入到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当中，才能保证群众组织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夯实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厦的地基。

邓小平强调在保障上级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的同时，也必须保证基层党委的领导权，上级政权不能对基层政权越俎代庖，一定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由于当时农村基层干部存在着文化素质有待提高、领导方式单一等问题，经常会派一些上级领导干部到基层指导工作，但此举不是取代基层干部的领导，取代地方党委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派到乡村工作的干部，包括军队，“必须统一于当地党的领导之下，在当地群众团体的工作计划之下步调一致地工作”。上级派到基层的领导干部必须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既要避免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也要克服地方基层政权盲目地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无原则地服从，也是对“家长式作风”的警觉，这对锻造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厦的地基起了重要作用。

一、坚持人民民主是厚植我们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大厦的基石

在抗日战争期间，邓小平非常注重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贯彻人民民主原则，并在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等方面进行尝试。“至于基层政权，基本上都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这就为夯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厦的地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确定于一定时期内，由村级政权开始，逐渐完成民选各级政权”。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特别是在村选等民众选举中，以及我们党的各项工作中，都贯彻民主作风，保证了人民有序参与政权，在最大程度上行使民主权利。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清剿”，原我们党领导建立起来的农村基层政权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此情况下，邓小平提出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在此政权中也要求必须贯穿民主精神。邓小平指出：“在政权方面，应建立统一战线的类似民主政权的村民代表会”，“在游击区，则在武工队的统一组织下，采取县区游击政权的形式，在乡村则保留旧的形式而逐渐加以改造，充实其民主的内容”，使我们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厦的地基经受了风雨考验。

正是由于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体现了人民意志，因此，许多劳动人民和爱国进步人士的代表参加到政府机构中来，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大厦地基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也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邓小平指出：“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的农村民主基层政权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不但厚植了我们党领导农村基层政权的地基，也锻造了“地基中的钢筋”，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三、厚植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地基、锻造“地基中的钢筋”的途径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指出“村是政权的基础”，这是我们党领导人较早认识到农村基层政权在我国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为此，邓小平从多个方面厚植政权根基，锻造“地基中的钢筋”。

（一）组建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村民大会或村代表会

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非常注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工作，把一些优秀的村民选举出来成为农村基层负责人，以此厚植我们党基层政权的地基，锻造“地基中的钢筋”。1941年3月，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托，在第二次“冀太联办”第二次会议召开之际，提出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为此，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村选、县选紧锣密鼓地召开，为筹备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作准备。在“七七事变”四周年纪念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按照“三三制”原则，经由民选建立了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边区政权最高权力机关，并组建边区政府。这标志着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战线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大大推动了晋冀鲁豫民选各级政府行动的开展。在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民选的影响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实行了规模浩大的村选运动，一些优秀的村民被选为村民代表会的负责人，农村基层政权得到了加强，大大激发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为了更好地发扬民主精神，锻造“地基中的钢筋”，邓小平继承、发展和完善了我党的“三三制”理论，并提出“村代表会”和村工作人员的党员数量可以适当调剂的思想。“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民意機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同时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以为调剂。”这是邓小平著作中，第一次谈到“村代表会”，让我们对当时的农村民意机关、行政机关的组成情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但我们还要认识到，邓小平并没有对有关村代表会的性质及其在村基层政权中的地位等方面进一步加以解释。实际上，在邓小平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村民代表会相继建立，村民代表会是民意机关，也是村的最高权力机关。在相当一部分村庄，建立起了真正符合“三三制”原则的村政权，使村政权的群众基础更加广泛，厚植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地基。

另外，在邓小平等人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强对农村旧政权的改造，逐步在农村建立和健全抗日民主政权，使人民群众自愿参与到民主政权当中，进一步扩大抗日战争的群众基础，并且把群众是否自觉参与抗日民主政权、真正实现“三三制”作为衡量发展群众程度高低的一个根本标准。这也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充分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政权管理的做法，也为厚植我们党基层政权地基、锻造“地基中的钢筋”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重视村带头人的选举，遏制流氓坏分子当权

在抗日根据地，邓小平强调必须保证村长位置必须掌握在先进分子手中，防止流氓坏分子当权，保证我党基层政权“钢筋”性质的纯洁性。邓小平强调党要切实保障“三三制”原则的贯彻实行，包括村级的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的选举、政府行政人员的配备、选拔都必须保证“三三制”的比例。在村级及区级干部配备中，应切实保证村、区长的人选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有正义感且能执行上级政府法令的中间分子）手中。邓小平重视农村基层带头人选举的思想，一方面锻造了我党“地基中的钢筋”;另一方面，防止流氓坏分子蛀蚀我党政权的根基，这样才能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得以贯彻落实。

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的乡村，也必须保证村长位置掌握在先进分子手中。为了保护革命政权和人民利益，必须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锻造“地基中的钢筋”。邓小平指出：“在政权方面，应建立统一战线的类似民主政权的村民代表会，一切实权不操于村长而操于代表会。”即使这样的村庄.村长位置也应当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手中，这样才能着力解决这些地方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才能保证革命两面政策深入到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敌人内部进行斗争，尽可能地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这一做法，对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甚至改革开放后，重视基层带头人的选举也有很大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区，由于当地先进分子没有掌握农村基层政权，导致土地改革不得不暂停，邓小平认为这是“忘记了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不得不“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并指出：“我们的政权性质，依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抛弃中央的‘三三制’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在区村政权仍应绝对掌握于农民（包括中农）的手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的做法，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坚持的一大法宝。

（三）发挥群众组织联系群众桥梁的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

邓小平在谈到根据地建设规律时指出：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四种力量缺一不可，缺少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当然，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党必须增强群众工作的本领，要充分发挥群众组织联系群众桥梁的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对此，邓小平对过去没有抓住好的时机发动群众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始终不能放弃建筑我党领导政权大厦的地基。

在抗日战争期间，邓小平在强调加强党对群众团体政治领导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党对群众团体领导的途径和方式问题。他提出：“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去实现。”邓小平有关党与群众团体关系的指示，对指导群众运动、领导各级救国会组织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今后的群众运动，应做到由群众团体特别是农会去出面领导，党务工作干部、军事工作干部去从事群众运动时，可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此外，邓小平还特别谈到，要格外加强农会工作的领导，“对于各种群众团体，不可能加以平均的注意，今天应特别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农会的组织和生活”。农会组织对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日军，甚至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可见，群众组织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以及抗击日本侵略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切身感受到了群众团体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作用，深深影响了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关农民协会的思想，并特别强调要防止流氓坏分子篡夺农民协会的领导权，锻造我党在基层组织的“钢筋”。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要求在我党控制区，应当建立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并具体阐述了农会工作的性质和领导组成等内容，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抗爭时期的有关群众组织的思想。“农协是乡村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农协的领导成分，一般适用贫雇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的原则，并须防止流氓、坏人篡夺领导，使正派忠诚的劳动农民当权。”这就是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在群众运动中的先天优势，以尽可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四）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

首先，建立能够代表人民利益基层政权组织。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一方面，必须服务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对敌斗争;另一方面，必须维护人民利益的需要，尽可能地团结一切抗日人士，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厚植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厦的地基。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日军加大了对敌占区、游击区甚至根据地的扫荡，为了更好地照顾与保护人民的利益，邓小平认为必须建立能够更好地保护人民利益的政权组织——村民代表会。通过建立这样的政权组织，才能实现敌占区、游击区人民利益甚至更大范围内群众的利益得到保护，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厦的地基也得到了厚植。

在敌占区同敌人的斗争中，也要注重保护人民的利益，在更大范围内厚植我党领导政权的地基。邓小平指出，在敌占区发展革命工作的起点，首先是要考虑照顾人民的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可以招致敌人摧残人民的事，都应谨慎从事。在敌占区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劫回被敌伪掠夺的民夫、壮丁和金钱资财，特别是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粮食斗争，完全粉碎了敌人的“灌仓计划”。另外，教育党员和干部善于从当地群众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求机会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

其次，革除农村财务的病症，减轻人民的负担。邓小平通过调查了解到，影响农村稳定和农民收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农村财务和农民负担问题。当时农民的负担主要是农村的摊派和农村的派款权。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保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邓小平在负担政策上提出“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遏制了农村的摊派，扩大农村负担的覆盖面，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另外，为了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革除农村财务长期存在的病症，存款的浩大，实行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规定村无派款权。邓小平提出的村无派款权、实行以县为统筹统支的办法，可以说是我们党文献中较早地对农村财务进行管理的权威论述，革除了农村长期存在的财务病症，极大地激发了农民抗战的积极性，巩固了抗战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始终坚持维护人民利益做法使人民群众切实得到了实惠，得到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调动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大厦地基从根本上得到进一步加强。

（五）用先进文化引领广大人民群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非常注重文化的引领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当时日本侵略者宣传的奴化思想以及大地主、大资本家主张的反共文化展开激烈的斗争，并用先进的文化引领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厚植我党领导的政权的根基，这也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情况下，邓小平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并且，“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在此情况下，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用先进文化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方面厚植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根基。

四、启示

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厚植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大厦地基，锻造“地基中的钢筋”，邓小平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群众基础、思想基础，这也带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第二，巩固基层政权必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和团体，是共同锻造“地基中的钢筋”的力量来源;第三，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各项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特别是选好、用好、管好村两委“带头人”;进一步完善村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厚植治理根基;进一步完善农村财务制度，完善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民主管理制度，完善村财乡管制度，剔除影响厚植我们党政权大厦地基的不和谐因素，为农村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第四，还要大力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建设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筑牢群众的思想文化根基，也是建设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重要思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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