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与中国历史语言问题

整整90年前，傅斯年先生（1896-1950）一声“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宣言，创建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1927年，傅斯年先生31岁，他刚刚结束求学生涯，回国到中山大学任教。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曾经发愿30岁前一心求学，30岁后服务社会，他做到了，而且，一鸣惊人。一鸣惊人的不光是他参加工作第一年就创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也不光是他将史语所成功地挤进国立中央研究院，而是他将历史和语言两门独立的学科合并在一个学术机构，让当时以至于至今的中国学术界惊呼不已。当时的中国历史大师、语言大师也被他一个个纳入旗下，令全球学术界目瞪口呆。

傅斯年先生创建史语所花了将近2年时间，1929年搬迁到北平后正式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到1949年全体成员一个不漏地（全中国唯一一家）迁移台湾，在大陆正好20年时间。短短20年里，仅头两年相对安定，后18年先是抗日战争，后是国内战争，史语所为逃离战乱，前后搬迁9次。尽管当时全中国的几乎所有人、所有机构都无一例外地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生活困顿，社会教育、学术活动难以正常进行，史语所的学术研究活动并没有停顿，不仅抢救和保护了明清“大内档案”和“殷墟”两大珍贵的文化史料，而且，初步完成了“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构想 ，“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也基本形成，现代历史学、现代语言学、现代考古学都在史语所创立起来，并取得了《明清史料》、“甲骨档案”、陈寅恪的魏晋隋唐史研究、陈恒的宗教史研究、董作宾的甲骨学研究、李济的殷墟发掘报告、李光涛的明清史研究、赵元任的比较语言学研究、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严耕望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李方桂的汉语方言调查等等一大批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成果。

一、为什么是历史语言研究所

刊载于1927年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期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里说：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缚，历经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

短短200多个字，将为什么要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什么研究，达到怎样的水平都表述得非常清楚，而且点明了就是语言学和历史学，连这两个学科的研究途径和方式也进行了说明，并无异议。

第二年，刊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内容基本一致，阐述得更加全面具体。但有一个细节明显不同，那就是前者使用的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后者使用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顺序不同，前者还多了个“学”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其意思大不一样，哪个前哪个后，表达的意义也大不相同。如果不考虑内文内容，仅从题目的字面上看，“语言历史学”，对象是语言的历史；“历史语言”，则可以是历史和语言，也可以是歷史的语言。

实际上，两个题目的细微差别并非笔误，而是创办者中的两种不同见解，前者主要表示的是顾颉刚先生对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意见，后者是傅斯年先生的主张。

傅斯年先生从欧洲留学回国，坐船，到香港一上岸，中山大学派人将聘书送到面前，感动得傅斯年先生当即答应了到中大任教。但傅斯年先生显然不是仅仅甘于在大学任教的角色，他到中大没几天，就马上给同窗好友顾颉刚写信，邀请他也到中大来，“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研究所”，他也邀请到了杨振声，三个人到了中大，就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的事情来。上文的那篇发刊词，就是他们三人商议的结果，由顾颉刚执笔写成。

顾颉刚是历史大家，他长傅斯年三岁，两人上北大预科就是同学，上北大本科又同宿舍，交情很深，加上顾颉刚的学术成果《古史辨》声名远扬，在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三个人中间，事务方面显然以傅斯年为首，学术方面则很可能以顾颉刚的意见为主，所以，顾颉刚负责起草的发刊词，变成了“语言历史学”，落脚到了他自己最擅长的历史上。

还有两个细节证明傅斯年和顾颉刚对历史语言研究的设想并不相同。一个是傅斯年使出浑身解数，游说成功蔡元培、杨杏佛，把研究所纳入了中央研究院，事先也没有同顾颉刚商量，而是游说成功才高兴地告诉顾颉刚。另一个细节是顾颉刚得知研究所纳入中央研究院后，同胡适私下透露自己的想法，自己到北京和胡适一起主持研究所，让傅斯年在广州“独自经营”。当胡适不经意地向傅斯年透露顾颉刚的想法，生性火烈的傅斯年当即发飙了，随后，就提笔写下了那篇工作旨趣，把“语言历史学”改换成了“历史语言”，末尾，更气势磅礴地宣言：“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虽然，他们都同样使用历史学、语言学的说法，历史语言的具体阐述都使用的是历史和语言的意义，在傅斯年的笔下，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南洋学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最终归结为“东方学”，字里行间，一种超越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气势隐隐可见，他似乎并不满足于创立现代历史学、语言学，而是要将历史学和语言学打造成一种全新的学科，开创一个“史学新天地”。

傅斯年自幼饱读诗书，汉字功底深厚，他对历史和语言两个汉语词汇的理解断然非常清晰、明确，若仅仅为了分别健全历史学和语言学两个学科，他绝不会抛弃常识，将历史和语言两个不同的学科强行归入到同一个研究机构，那样并无必要，也容易造成混乱。他之所以费尽心思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定有更深更高的思考。

按照傅斯年先生创立史语所的构想，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史语所既然作为中央研究院所属研究机构，与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气象四个研究所相提并论，在史语所正式挂牌时，也细分成地质、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社会科学七个研究所，史语所同七所并列，它也和另七所一样，研究对象也是相对独立的学科，而不是几个学科并列。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史语所的研究对象就不应是历史学和语言学，应当是历史的语言学，更具体地说，史语所的研究范围是历史，国家的历史，政权的历史，语言的历史，社会的历史，人类的历史等等等等，研究对象是历史的语言，也就是傅斯年先生所称的史料，而不是“传统的或自造的……主观”的历史。只有将史语所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理解为历史的语言，而不是历史和语言，一个独立的自称体系的学术研究机构才名副其实，也才真正“开创史学新天地”，否则，就真成了“无中生有”，生拉硬扯。无论是蔡元培、杨杏佛还是傅斯年，他们都是学富五车，思维严谨、德高望重的人，不会草率地设立一个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更不会将一个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设置得不伦不类，一定会保证这个学术研究机构的严整。

二、史料是历史的唯一语言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先生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可以说，傅斯年先生创立史语所的主要目的就推广实施这个核心内容。遗憾的是，造化作弄人，短短20年的史语所，18年处在战乱中，傅斯年先生离开大陆又被委以重建台湾大学的重任，第二年竟倒在了讲台上。史语所的同仁们虽然继续学术事业，如汇编出版《明清史料》，在原有40册基础上，先后于1975年出版60册，到1990年已出288册，约6000万字，预计30年时间完成，出1500册。但失去傅斯年先生，史语所也失去了创建“科学的东方学”的压力和冲劲，基本停留在了研究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原有轨道，连“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史语所学术原则也可以说没有得到完全的坚持，特别是在大陆，学术界、历史界对“史学便是史料学”始终半信半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傅斯年研究》一书中，作者郭学信对“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有关研究和争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围绕“史学便是史料学”，作者将30多位国内学者、教授发表于各大学报、各种学术刊物的研究论文或独立著作的主要内容收集整理出来，让我们对国内学界如何看“傅斯年史料观”有了一个相当全面的了解。30多位教授、专家，无一例外地懂得史学和史料学不是一回事，似乎都比傅斯年先生的认识更高明。

“某某学”，意味着一个学科，意味着对某一领域、某一现象、某一事物的系统认识。“学”的这个含义，在傅斯年先生时代和我们现在并无丝毫出入，那么，分辨史学和史料学，只要认识清楚“史”和“史料”就足够了。

“史”，历史，过去的事物，记录的过去的事物；“史料”，历史资料，过去的事物的痕迹，记录的过去的事物的痕迹。过去的事物如果没有痕迹，没有记录，我们无从得知，如果靠编造或者猜想，那就不是过去的事物，是后来的人假想出来的故事，就不是历史。过去的事物留有痕迹，留有记录，我们才有可能了解、认识，我们了解认识并表达出来，才有了历史、历史学。所以，史、史料，表现也许不太一样，它们的实质完全一致。正如砖墙，砌成墙的砖才叫墙砖，用砖砌成的墙才叫砖墙，离开墙，砖也许用于铺路，那是路砖了，不是墙砖。离开砖，墙也许用水泥钢筋，那不叫砖墙，叫钢筋水泥墙。因此，脱离历史的史料，不一定是史料，即使备用，也只是备用史料，与史料有别；同样，脱离史料的历史，也不是历史，即使是历史故事，也与历史有别。总之，史和史料，在历史范围内，它们只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名称，并非不同的功能和作用，而是构成历史的同一个内容的不同表达。

“史”和“史料”的關系，抛开记录和表达的人的因素，那属于另一个范畴，不属于历史范畴。就像砖墙，砖和砖墙的关系之外，有砌墙的工匠的作用，有粘合物，工匠的工作属于工匠与砖墙的关系，不属于砖墙之间的关系，讨论砖墙和砖用不着讨论工匠，如果讨论就离题了。所以，讨论“史”和“史料”，不应当把历史学家、历史学者掺和进来，那样的话，就是胡搅蛮缠了。当我们仅仅限于“史”和“史料”进行分析认识的时候，它们不仅是同一个内容，也是同一个对象。

傅斯年先生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也表述得非常清楚：“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傅斯年先生之后，中国的历史界重新回到“传统的或自造的主观”，“史”和“史料”成为完全不同的历史内容，分别认识和对待，无论是对历史本身还是对社会文明，都是一种脱离事实且不负责任的认识。

不管怎样的历史，只要冠上一个“史”字，其对象，其来源，其表述内容，就必然围绕着相应的史料，那是历史的语言，历史的唯一语言，当它真实的时候，失去或者悖离这个唯一语言，也就失去了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三、历史学语言学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傅斯年先生1923年9月由英国伦敦大学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当时，柏林大学作为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诞生地，有志于自然科学的年轻人无不以进入柏林大学为最高目标，傅斯年先生初到柏林大学，主修课程就是物理学。而在伦敦大学的时候，他的主修课程则是实验心理学，选修课程则是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他当时的名言：“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迁就于一个假结果。”他的“假结果”指的是循规蹈矩完成规定的课程得到的文凭，“大没结果”就是从欧洲自然科学课程中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回国后运用到东方学的研究中，创立科学的东方学。他在柏林大学头两年主修的物理学也大没结果，后来转到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也大没结果，最后转到了实证史学，虽然还是大没结果，却在他回国后，引发了一场对中国历史语言影响深远的学术革命，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精神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将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上了一个新高度，也在中国学术史上掀起了一段小高潮。

史语所成立之前，实际上也包括史语所离开大陆之后，自然学科同社会学科无论是研究方式还是研究目的都存在明显不同。前者，强调实（实物）证，精确，演绎逻辑严谨，不能有丝毫漏洞，其目的在于确认事实、发现必然。后者，强调论（论点）证，理解，归纳逻辑为主，不能违反道理，其目的在于定性事实、发明必须。在利用现代技术和工具方面，自然学科用它们进行分析、验证，技术和工具也决定研究效果；社会学科只用它们帮助辨识，它们本身难以影响研究结论。

在《刘复·四声实验录·序》里，傅斯年先生这样表述学术研究的方法：“我要学某学科，实在应该说我去研究某个或某套问题。这和有机体一样，先有细胞，后成机体，不是先有机体，后造细胞。心理学社会学各科里，很露些固执系统不守问题的毛病，我们把社会当作包含单个社会问题，就此分来研究，岂不很好？”而当时以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思维和认识，特别是在学术领域，主要围绕着臆想的抽象概念进行，而不是针对客观真实进行。比如做学问，首先要确定一个学术思想或主张。这种做学问，实际上只是解释已有的学术思想，做出来的“学问”只不过是某一学术思想的说明书，平白浪费一些图书资源和人的阅读精力，而所说明的学术主张，除了臆想的抽象概念能够令人神魂颠倒，对认识客观事物并不能起到帮助的作用，只会起到迷惑人的作用。

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说是傅斯年先生创立史语所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将社会科学研究等同自然科学研究。“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

回顾一下史语所抗战时期在四川李庄因研究材料引发的一次“民乱”，足以见证傅斯年先生的如何将历史语言学当成自然科学从事研究。

1941年6月，史语所的资料陈列馆无意中被当地山民发现了“诡秘物品”，那是史语所收集的研究材料，有北京人头骨，甲骨文龟甲片、兽骨片，还有一些人体各部位骨片骨架。这些在学术专业人士眼里，是非常珍贵难得的史料，但在当地山民眼里，只有妖魔鬼怪才收集这些東西，而且，很可能还有更让人毛骨悚然的阴谋。于是，谣言四起，众山民聚集起来，要赶走这些魔鬼。傅斯年先生请求国民政府派了两个营的兵力才阻止了事态的扩大，避免了大量国宝级文物的损失。随后，他赶紧组织了一次科学普及展览，向山民连续几个月进行科普介绍，山民们才最终放心。

这是史语所坚持科学研究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带来的一个意外收获，保留下来一大批国宝文物。

自然科学离开了实物就不成其为研究，不成其为学术，社会科学也是一样。当历史学、语言学离开了实物，仅仅凭借古人、别人的记载，用傅斯年先生的话说：所得到的所谓学术成果，其实不过古人、别人的“泻药”，不如不做。而针对实物进行的研究，一旦有新的发现，就成为古文、别人研究成果的补充，或者更正，才有资格称之为学术研究。

四、历史内容的选择

记得30年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的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部分，现在依然是分为中国和世界两个部分。

傅斯年先生在主持史语所和中央研究院的时候，对当时的历史内容划分做过非常严厉的批判。当时，历史被分为本国历史和外国历史，本国历史显然指中国历史，本国或中国都是一个真的历史体，没有异议，但外国历史，他说：“外国真不成一个历史的体。”

事实是，外国不是一个历史的体，但外国里的每一个国都是一个历史的体，中国历史之外的每一个国的历史，就都归入外国之内，中国史和外国史，突出了中国，也涵盖了全世界的历史。这个区分，比划分为中国和世界两个部分更加明确，也更加严谨。若将世界当成一个历史的体，那么，中国也在世界之内，世界历史内也当包括有中国内容，将历史分为中国和世界两部分，逻辑上存在交叉内容，不够严谨。

傅斯年先生还因为外国包括的国家太多，很难写。他同时也说：“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历史中异样石子之数，何止千万，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所以，既不能归纳，只得选择。那么，中国历史只得选择，外国历史其实也一样，只得选择，或按照某种线索，或时间，或代表某种倾向的事件，或具有某种影响力的事件，外国历史，中国历史，都只能进行选择。

选择的原则，“十件事说不明白，不如把一件事情说明白，比较有益。”历史事件之多，之杂，客观上不可能全部记录下来，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只可能是极其少量的部分。要使用这极其少量的部分，描述出历史的特征和面貌，傅斯年先生的“选择”线索值得我们至今借鉴：“第一是对于人类、人性的了解，第二是对于国民的训练，第三是民族、文化的特征。”

“天下的事情都不是可以不实验便完美的。”好在，当代信息传播的及时和全面，全世界范围内，许多事这里的人不曾实验，那里的人们进行了实验，完美与否，都有了足够的借鉴经验，对于不曾实验的人们来说，大可以借鉴别人的实验。何况，人类本来就是通过相互模仿、学习，在他人“不完美”的经验基础上实现完美，才出现一次次的突破，实现人类世界的发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不善于学习、模仿他人的生存经验，借用他人的发明创造成果，就只能在愚昧状态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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