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

类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典籍体式，其编辑方法，往往是分门别类地把各种原始材料辑录在一处，十分接近现代的“百科全书”，所不同的是，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而非原始资料的堆积。类书的产生与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对继承与保存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文风、学风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类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书与传统文风是怎样在相互影响之下共同发展、不断变化的。类书应文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又反过来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皇览》《要览》与文学自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类书——《皇览》，是由曹魏时期身兼政治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曹丕下令编撰的。它的产生，既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又出于文学创作上的需要;而文学创作上的需要，则源自两汉文风的影响。

汉赋是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学形式，其在创作上的一大特点是好用奇文僻字或爱堆砌典故，以夸示作者的辞章和学问。因此，当时有名的赋家，也都是有名的“小学”（即字学）家。如司马相的《凡将》、扬雄的《方言》与《训纂》、班固的《续训纂》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字学书。为了能大量用典，作者在创作之前，不得不先采掇古人故事及语词精华，以备援引征用。对于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汉赋家们的作品，曹植曾做过如下评价：“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傅不能析其词，非博学不能综其理。”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用典之风当发端于此。这一风尚，甚至对开“建安文学”新风的曹氏父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末建安时期，中国文学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到来。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他采取“任人唯贤”的政策，把全国许多著名文人都收拢到自己的周围，造就了文学史上空前繁盛的建安时代。曹氏父子不仅是建安文学的提倡者、组织者，也是建安作家中的卓越代表，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时代风韵。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与文学家。史书上称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诗豪迈纵横，慷慨悲凉，直抒胸怀，多为用乐府古题写时事。虽然如此，从中仍可看出受汉赋用典之风的影响。如《短歌行·对酒当歌》。在这首广为人知的诗中，引经用典之处颇多。如，“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句中的“杜康”是古代传说中酿酒技術的发明人，这里用作酒的代称，即为一典;“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句是直接引用《诗经·郑风·子衿》中的成句，借以表达作者对有才之人的思念;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几句也都是直接从《诗经·小雅·鹿鸣》中引用的成句，借以表达作者想接待贤才的强烈愿望;“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句的意境源自《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最后两句“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出自《史记·鲁世家》，周公称：“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作者把直叙衷情、借用《诗经》成句抒情、借用典故抒情糅合在一起，使诗的意境完美，感情激越，表达了作者思贤若渴的诚挚感情。这首诗用典贴切、构思新颖，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然而，仅就汉乐府民歌而言，一般是不存在引经用典现象的。因此，曹操诗中这种引经用典的现象，可以说是受了汉赋的影响。

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最有代表性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在父亲的庇荫下，自幼便受到了很好的文学教养，“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论是诗、赋还是骈文，都在同时代的一般作家之上。在汉赋风尚的影响下，他的作品讲究文字的华美，但没有堆砌典故辞藻以掩饰内容贫乏的劣痕;他注意语言的音韵、对偶和气势，却能做到情采并茂、文质相称。

曹丕的政治才能不如雄才大略的曹操，文学才能不如才华横溢的曹植，然而他却独树一帜，在诗歌形式的发展和文学理论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建安时期，由曹操聚集起来的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集团。因此，作为曹操的继承者，曹丕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文坛领袖。这就对他的文学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他自己也高度重视文学的作用，在《典论·论文》中，他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因此，他极为重视自己作品的质量，希望能够传之永世。他将文体分为四科，认为不同的文体在写作方法上应有所不同：“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因此，他十分注重诗赋的文采辞章。然而，他的诗歌与他的辞赋一样，反映的生活面都很狭窄，唯以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的题材见长，如其诗歌的代表作《燕歌行》，这首诗描写的是少妇思夫的情景。但曹丕是在相对安定、优越的环境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缺乏这种少妇思夫或游子思归的生活体验，而这类题材却是他最擅长描写的。要写好这类没有生活体验的作品，就必须从营造气氛与词语、典故的运用等多方面借鉴前人的作品。如《燕歌行》的前两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即是从楚辞《九辩》中“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意境化用而来的;“不觉泪下沾衣裳”与“明月皎皎照我床”两句，是化用了“古诗十九首”中《明月何皎皎》篇的“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与“泪下沾衣裳”句;而“牵牛织女遥相望”句，则是引用了牵牛、织女二星隔银河遥遥相望的民间传说，“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专门描写织女隔着银河遥思牵牛的愁苦心情。这种状况也普遍存在于曹丕的其他文学作品中。这种借鉴虽是一种创作上的推陈出新，但由于缺乏生活体验，如无物可鉴，创作便成了无源之水。因此，采掇古人故事、语词精华以备援引征用，成为曹丕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而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当是受到汉赋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公元220 年，曹丕执政之初，便下令编撰《皇览》。也许，正是《三国志》的作者看到了曹丕的文学创作与《皇览》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才于《三国志·魏书·文帝本纪》中将二者并述：“初，帝好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由此可见，两汉时期由汉赋开始逐渐形成的对典故辞藻的大量需求，也不断对诗歌的创作产生着影响，并进而促成了类书的产生。

《要览》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第一部私修类书，也是两晋时期唯一的一部类书。

两晋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兴盛。有不少文人把佛老的思想杂糅起来，再借着古代许多神话、传说为材料，描绘出各种各样的虚玄世界。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汉赋崇尚用典之风的一种发展演变。而此时的文风，则可从陆机的身上窥见一斑。

陆机是晋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在其文评名著《文赋》中，他主张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构思与修辞，在声律方面也要给以音乐的美感。由于过于重视形式美，他的作品大都文辞藻丽、对偶工稳，但内容却比较贫乏。这是汉赋“华而不实”文风的延续与发展，也是晋代文风的一个缩影。《要览》（三卷）就出于陆机的笔下，他撰修类书的主要目的，当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文学创作之需。

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南方。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帝王，政治上虽无建树，但大都爱好文学。文学不仅受到重视，其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宋文帝始立“文学馆”，与儒、玄、史三馆并立;范晔《后汉书》始立“文苑传”，都说明了当时的重文风气。南朝时期，注重文学形式美的风气愈演愈烈，其直接成果便是语言技巧和声律的进步。而语句要求整齐对偶、语音要求平仄相应、用词注重典故辞藻的文体——骈文，在这一时期达到全盛，成为文章的正宗。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诗文崇尚对偶、讲究用典，于是，抄集典故、排列对偶，成为一般文士的普遍需要，用以补记颂之不足、供临文之检索。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他认为，写文章不仅应该综采纪传中的“古事”，而且可以博取诗文中的“旧辞”。这种重辞藻典故的文风，自然会促进类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类书的高产期，官、私类书大量涌现，如梁武帝萧衍下诏纂修的《寿光书苑》（二百卷）、《华林遍略》（七百卷），刘孝标为萧衍之弟萧秀编撰的《类苑》（一百二十卷），北齐后主高纬下诏纂修的《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等。这一时期，《皇览》已残缺不全，但也随之出现了多部《皇览》的“抄合本”，即节录与合并的抄写本。这也说明《皇览》在南朝时仍颇受欢迎。

从上述官私类书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中，也可看到人们对文学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二、《艺文类聚》与文学鼎盛

隋朝在文学上直承南北朝，虽然隋文帝“素无学术”“不悦诗书”（《隋书·高祖本纪》），隋炀帝却“好学，善属文”（《隋书·炀帝本纪》），并有意提倡讲求形式美的宫体诗风。隋代的四部类书（官、私各两部）都产生于炀帝在位的十四年间，不能不说与此风有关。

唐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诗歌则是唐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沿袭并发展了开创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在考试的各科中，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地位最高，这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唐诗的发达。

初唐时期，一方面，从前朝过来的旧文人如虞世南、李百药等，仍然追求辞藻、典故与格律;另一方面，以“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为代表的一批新人，在创作上力求创造与解放，在探索中不断推动诗歌艺术向前发展。

唐太宗爱好文学，但政治上的唐太宗与文学上的唐太宗极不统一。从《全唐诗》收录的太宗近百首诗中可以看出，王世贞评他的诗“无丈夫气”是不无道理的。唐太宗在他的群臣中，最钦佩的是虞世南，“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新唐书·虞世南传》）。虞世南正是通过他的诗，将其博学、文词与书翰有机地结合起来。太宗认为虞世南的诗“与我犹一体”。虞世南死后，太宗曾“为诗一篇，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将何所示邪？”（同上）而这位虞世南先生，就是类书《北堂书钞》的作者;此外，他还参与了隋代官修类书《长洲玉镜》的编撰。因此，虞先生的“博学”与“文词”皆得益于类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宗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或者说是“ 类书式”的诗。

类书在唐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唐代第一部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是唐代开国之君高祖李渊下令编撰的，它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采取“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形式。纵观文学发展的轨迹可知，这种体制上的创新是为了适应文学对辞藻、典故的双重需要。

唐太宗即位以后，又下诏集中了当时许多第一流的人才，历时数载，编撰了规模更大的类书——《文思博要》。《文思博要》成书一千二百卷，另有目录十二卷。虽然该书现在仅残存一卷，但从高士廉所撰的《文思博要·序》（保存在《文苑英华》卷六九九）中可知：它包举广泛，片言只語，靡不搜括。因此，无论是在卷帙上还是在内容上，它都比《艺文类聚》丰富，也更加适应太宗文学创作上的需要。此后，高宗、武周与玄宗三朝也都有官修类书产生，总卷帙多达三千余卷。

在太宗的示范与影响下，其身后的帝王大都在文学上走了一条相仿的道路。在《全唐诗》第一册中辑录的十位皇帝的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所不同的是，崛起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对齐、梁旧风已有所突破，能够较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文人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促进了唐诗的繁盛。

律诗又称“近体诗”，是南北朝时期唯美主义文学在形式上发展的产物，声律、对仗、典故、辞藻是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随着律诗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指定诗体，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日臻成熟，成为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文学创作应做到形式（文）与内容（质）并重;二者合则双美，离则双伤，只有处理适宜，才能提高文学质量。他将“情志”“事义”视为文学的精神与骨髓，而将“辞采”“声律”视为文学的肌肤与声气。他的主要观点是：一方面要节制文采的过度，以防内质贫弱;另一方面，又不能片面强调内质，以防文采枯淡。盛唐以后的优秀作品便真正做到了文质相附、相得益彰。自魏晋以来逐渐形成的诗歌重辞章典故的风气被继承下来。有唐一代私撰类书层出不穷，与此不无关联。

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私修类书多达三十余部，但唯有白居易的《白氏经史事类》（又名《六帖》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唐代私修类书的作者大多在《全唐诗》中留有诗作，翻看他们的作品可以发现，尽管诗风各有不同，但在律诗的创作上，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注重典故词藻的一面。

唐代的文坛至玄宗朝，骈文仍占据着统治地位。“骈四俪六，锦心绣口”的骈文，早在南朝时便已定格，至唐初而愈臻精严。随着“古文运动”的影响日甚，中唐以后，不拘形式、抒写自由的散体“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但官府文书仍然沿用骈文。从晚唐、五代到宋初，伴随古文运动的衰落，骈文又恢复了其统治地位。由于典故辞藻已经成为骈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家对类书的倚重是不言而喻的。

晚唐时期，诗歌的风格又有很大的變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忧时悯乱、感叹身世之中，已经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气氛，他们那些沉迷声色的诗，更显示了精神的没落和空虚。这种倾向到唐末表现的更为严重。与这种内容相适应，晚唐诗的风格也日益向着华艳纤巧的形式主义发展。这是晚唐诗中占比较主要地位的潮流。”（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

李商隐是唐代私修类书《金钥》（二卷）的作者，也是晚唐时期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的诗人。他作诗“爱用冷僻的典故，精确的对偶，工丽深细的语言，和美婉转的音律，外形特别美丽，意义往往隐晦。而其佳作，则含蓄蕴藉，韵味深厚”（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他的这种创作手法，后人如果只学到其华艳的外表，便很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偏向。宋代婉约派词人、宋初西昆派诗人等都受过他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李商隐也擅长作骈文，其文大多用典繁密、造语缛丽，成为晚唐、五代至宋初研习骈文的人学习的楷模。据说，“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为‘獭祭鱼’ ”（杨亿《谈苑》）。“獭祭鱼”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之“鱼上冰，獭祭鱼”等语。高诱注云：“獭，水禽也，取鲤鱼置水边，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鱼’ 。”李商隐私修类书《金钥》，大概是其“獭祭鱼”的副产品。

温庭筠是唐代私修类书《学海》（三十卷）的作者，他的作品文采绚烂、过于雕琢，有着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这与其私修类书之间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花间词派”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

唐代类书的鼎盛，从类书在古典目录学中所处地位的提高也可见一斑。随着类书数量的进一步增加，《旧唐书·经籍志》为类书特设“类事”一类，使其从子部的“杂家”类中独立出来;《新唐书·艺文志》沿袭之，只是改“类事”为“类书”（此为“类书”之名的正式确立）。后来的目录书大都承袭这一分类方法。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至西蜀、南唐。这一时期，适于弹唱的“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花间集》为西蜀词的代表;而南唐词则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官至宰相的冯延巳的作品为主要代表。二者之间的风格虽不尽相同，却都有与温词一脉相承之处。

这一时期虽没有官修类书产生，却有十余部私修类书见之于史书记载，而且绝大部分出自十国。这不仅与文化重心南移有关，也定与这一时期的文风有着直接的联系。不仅如此，至五代时期，类书的应用已十分普及，甚至《兔园册》之流的类书已经成为民间村塾教授学童的教材。

三、《太平御览》与文化大成

宋朝建立后，为了颂扬圣明、粉饰太平，太祖、太宗有意提倡诗赋，尤其是宋太宗，不仅提倡，更是身体力行，每当宫廷里有庆赏、宴会，太宗常和侍从大臣唱和诗歌。因此，宋初文坛盛行应酬赠答的唱和诗，而由于白居易、元稹等人相互唱和的“白体诗”情俗词浅，恰好适于宋初文化积淀不深的君臣们的进行模仿，一时成为学习的榜样。

太宗曾下诏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撰成《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这三部书虽都是分类编辑的，但由于《太平广记》专载小说，向来被著录在小说类中;而《文苑英华》专载词章，向来被著录在总集类中。然而，它们与《太平御览》一样，在不同的方面适应着当时的文学仅对辞藻、典故的双重需要。

以《太平御览》为例，虽有《文苑英华》专载词章，但在《太平御览》的一些类目中，仍是“事”“文”兼备，附有不少相关的诗文。如《太平御览》卷478《人事部》内的“赠遗”类，在列举了“经”“史”“子”三类书籍的相关“故事”后，又采集一些相关诗文：

《古诗》曰：客从远方来，赠我一端绮，文作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谢惠莲诗曰：客从远方来，赠我鹤文绫，相取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张衡《四愁诗》曰：美人送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

当然，这种附有诗文的类目只占少数，而取舍的标准就掌握在《太平御览》的编撰者手中。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艺文类聚》是《太平御览》的三大蓝本之一，就错误地认定《太平御览》的这一状况是对《艺文类聚》的简单抄袭。仔细翻阅《太平御览》便知，附有诗文的类目多为在当时的文风之下文学作品所偏重的内容。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的主要编撰人员如李昉、徐铉等，都是由五代入宋的文人，他们不仅是宋初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也是宋初诗坛的盟主。但他们的文化积淀与盛世文人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白居易为创作之便，尚须“杂采成语故实”辑为《白氏经史事类》，以备辞藻典故之用，更何况李昉、徐铉之流？

在与李昉、徐铉一同奉诏编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并以文才名重一时的人物中，有两人撰有私家类书：一是宋白，撰有《建章集》;一是吴淑，撰有《事类赋》（三十卷）。仅就这两部类书而言，《事类赋》可能比“类古事千余门”而成的《建章集》更有特色，而且质量也更好，因此《建章集》早已亡佚，而《事类赋》至今犹存。

《事类赋》将同类之事合成一赋，以当时文坛上盛行的骈文写成，赋下再加注释，文约事备，极利寻章摘句的人采用。该书一出，影响颇大，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刻本，清代更有数本循其体例而加以扩充的类书产生，如《广事类赋》《广广事类赋》《续广事类赋》《事类赋补遗》等。

尽管李昉、徐铉之流大多没有自己的私修类书，但《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书的编辑为他们将类书用于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多便利。

真宗时期，随着新一代文人的崛起，诗坛上又出现了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其中，师承贾岛的“晚唐派”大都是身在江湖的隐士僧侣，而师宗李商隐的“西昆派”则基本上是在朝的达官贵人，后者对当时诗坛的影响也更大。

“西昆派”因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的唱和诗集《西昆酬唱集》而得名。这批诗人大都出生于宋朝建立之后，与前辈文人相比，在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他们不满于情俗词浅的白体诗，在创作时以李商隐为榜样，注重辭藻、用典与声律，追求“ 雕章丽句”，主张“ 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西昆酬唱集》序），借以卖弄他们的博学。这种创作追求，势必产生对类书的倚重。实际上，西昆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真宗时多身居高位，不仅有条件接触并利用《太平御览》等类书，而且其中不少人还参加过《册府元龟》的编撰工作，他们的唱和活动就始于《册府元龟》的编撰之初。由于参与编撰《册府元龟》的人员都集中在收藏皇家古籍的秘阁里，为了标榜他们的身份地位，杨亿根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记载的昆仑山之西有玉山册府的典故，把在秘阁三年中相互唱和的诗集取了“西昆”之名。正是因为有了类书这种分门别类辑录典故辞章的工具书，才使得这种创作追求有了切实的基础。

“西昆体”虽然因诗而得名，但作为一个文学派别，实际上也包括了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创作的各体骈文。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本朝之文，循五代之旧，多骈丽之词。杨文公始为西昆之体。”这说明西昆体是包括文章在内的。他们所作的文，与他们的诗一样，都师宗李商隐，讲究辞采，充塞典故，其唯美风格一脉相承。如西昆派领袖杨亿的文章就被后来攻击西昆体的人贬为“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石介《怪说》） 。据说杨亿在作文章时，常令子、侄、诸生将其所用“故事”的出处加以认真“检讨”，每段用小纸片抄录出来，待文章告成后，就将所录纸片“缀粘”并蓄存起来，作为资料备用，被时人称为“衲被”。这也是师承于李商隐的“獭祭鱼”。只是杨亿的“衲被”没有产生副产品——类书，或者是产生了却没有被史书记载，更没有流传下来。

宋兴七八十年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为反对“秉笔多艳冶”的文风，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古文运动，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创新。其结果，以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取代了骈文，成为文章的正宗;以李白、杜甫的诗体取代了西昆体，使宋诗自欧阳修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诗到唐末已精华渐尽，创新颇难。然而宋代仍有一些文人知难而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宋诗以其独有的特色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北宋中后期，由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最能代表宋诗的特色。

黄庭坚的诗之所以能自成宗派，并为后人所推崇，是由于他既能“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 创制出新体裁，如各种拗体;又能在作诗的主张与方法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如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但这样作诗势必搬弄典故、袭用古语，易于形成模拟剽窃的恶习;同时，也势必更加倚重类书。

词是宋代文学创新与发展的突破口，也是宋代文学的主流。在当时的词坛上，出现了“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种截然不同的词风。然而，无论是婉约还是豪放，这些文人词的创作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典故与辞藻，也就不可能完全不需要类书。尤其是南宋的辛弃疾，开始在词中大量用典，后人因此讥他“掉书袋”，即滥用书本材料来炫耀博学。“豪放派”的辛弃疾等人如此，“婉约派”的姜夔等人亦是如此。

时至宋代，各种典籍浩如烟海，非一人之力所能尽藏、尽读，但借助类书，便可较全面地熟悉传统文化，执简御繁。宋代也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多部大型官修类书之外，见于史书记载的私修类书尚有七十余部，其中一部分是出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如王应麟的《玉海》等），另一部分却仍是为了文学创作的需要（如晏殊的《类要》、秦观的《精骑集》等）。这些官私类书，共同对宋代的文风产生着影响。

唐宋以后，中国文学发生了新变：传统的诗文创作日趋衰弱，新兴的市民文艺如戏曲、小说迅速崛起。这些新兴的形式与传统诗文创作有明显差异，它们不再把程式化的引经据典作为表现的主要方式，而以直抒胸臆、冲口而出为特征，不再以“掉书袋”为时尚，故不再倚重类书。由此，类书与文风的关联渐趋疏远，类书的编撰与应用主要归向政治与科举之目的。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类书给中国古代文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学创作与文化传统的继承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古代文学具有典雅的文化气息。同时，类书也丰富了作家的想象空间，使其思接千载，有了创新的基础，面对前人的成就，不再盲目地沾沾自喜。当然，类书也会给文学创作带来装腔作势、枯燥乏味的弊端，但与它带给中国文学的巨大助益相比，这种缺点既不是主流，也不是不可克服的。

（选自《东方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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