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

《辽史》

《辽史》是中国历史的《史记》系统的二十四（五）史之一。元脱脱等编修，元朝自认为正史；明朝的南监、北监都印过，承认它为正史；清朝的乾隆、道光印过两次殿本，亦承认它为正史。自有《辽史》以来，没有人说《辽史》是外国史。

辽朝的帝号，仿自中原，如“太祖”、“太宗”、“世宗”等计九帝；纪年亦仿自中原，如“神册”、“天显”、“保宁”、“统和”等计十九建元。

契丹在中国东北方是一个古老的大部族，但前代史书，皆不著契丹之名，只是到了《魏书》（一○○卷）才有《契丹传》的记载。因此在追溯契丹部族的来源时，历史上或称“鲜卑之遗”，或称“匈奴同种”。以后《隋书》（八四卷）、《旧唐书》（一九九卷）、《新唐书》（二一九卷）皆著《北狄·契丹》。《五代史》（一三七卷）列为《外国列传》——《契丹》，新五代史（七二卷）改为《四夷附录·一》；《南唐书》有《契丹传》。当时契丹部族还以一个大游牧部落在北方活动，中原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把它列入北狄、四夷，不算什么错。但这个部族一直和这些历代王朝发生军事、政治、经济的关系，在中国史中始终列为一章。

到了宋朝就大不相同了，它已成为在大中国区域上的宋、西夏、辽鼎峙的三国之一。宋叶隆礼著《契丹国志》从宋人立场视为外国。辽历时二百十年，在中国的边陲部落中，没有哪一部族稳定地享有这么长的国运。宋朝的官文书及著作已不大恶意的称它为夷、狄、胡、虏了。有关宋给辽的国书称：“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契丹皇帝阙下”……，“大宋皇帝谨致书大辽皇帝阙下……”。《契丹国志》《行程录》称“富郑公之使北朝也……”。秦观《淮海集》称：“夫契丹强大与中国抗衡……”，“大辽自景德结好之后……”，“北边之患……”。宋祁《景文集》《御戎论》亦称：“契丹所得……”。朱弁《曲洧纪闻》称“北边自增岁币以来……”。苏辙《滦城集》称“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苏轼《东坡集》称“泉州海舶……却发船入大辽买卖……”。这些宋人的文字记载，都称大辽、契丹、北边、北界、北朝，是很客观的。当然要找骂契丹为夷、狄、胡、虏的话，别的文字记载当中亦不是没有，但至少是不完全如此。

我们大家都不是魏收，魏征，刘，欧阳修，薛居正，陆游，叶隆礼这些史家。我们今天没有理由自居于唐人、五代人、宋人的立场，把辽视为敌国，咒为夷狄。

辽疆域

辽朝（耶律王朝916—1125）历祚整二百十年，相当于中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宋（建隆至宣和）这个历史时期，并与这些朝代共处于一个大地区之内。这个大地区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代、宋、辽，已经是历史名词。

辽的疆域，现置石敬塘纳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不论，北境至苏联贝加尔湖地区，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北境至庙街（苏联），东境临日本海，包括伯力、海参威（苏联）。无怪俄国人叫中国作基塔耶，不是“秦”的对音，刚好是“契丹”的对音。而欧洲人则叫中国作遣那、希尼、希诺、奇诺，阿拉伯人叫中国作希尼。因为从中亚细亚人那里俄国人才第一次知道有契丹在这个区域，把中原也包括在内，以“契丹”来代表中国了。

辽首都是上京临潢府，在今兴安岭南麓内蒙古境内。这是在草原上平白地建立起的一个城市。据《新五代史》（七二卷）《附录》称：“城郭，邑屋，市廛，如幽州制度”。这是一个汉式的城市，不是一个洋式的城市。

南疆则从今天天津向西，沿河北霸县、容城、涞源，山西灵丘、应县、朔县、神池、五寨偏关，内蒙古准格尔旗，东胜以西。河北包括了今唐山、承德、北京、张家口在内；山西包括了今大同市在内；内蒙古自治区几全在内。北京叫析津府，是辽的南京，大同叫大同府（云中）是辽的西京。河北、山西太行山两侧这些地区，即所谓“燕云十六州”。这是后唐末期，石敬塘靠契丹力量称帝时割让给辽方的。一直到辽被金灭为止，宋朝都没有能够收回。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首先是统一南方，消灭南唐、吴越、后蜀、南汉、荆湖等地方政权，然后用武力去收回燕云十六州，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举动。只是宋太祖时来不及，宋太宗用全力打了两次（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又都未成功。以后一直到澶渊和议（1004），双方都只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至于收回燕云十六州，宋朝未能用武力达到目的。

我不想评论宋辽之间和战的是非功过，我只想从疆域上说，宋辽虽然对立，但当时和以后，这个地方都属于大中国这个范围。特别在今天，谁也不会把这个疆域说成是外国，辽国。假如这样，那现在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辽的臣民了。为了不当耶律王朝的顺民，我们都需要搬到河南开封去了。

辽经济

辽原是一个由游牧部族形成的奴隶主专制国家。辽的经济结构的改观，开始于从石敬塘那里接收燕云十六州。这个地区的基本生产是农业，长期受封建制度的统治，居民绝大部分是汉人。于是从单纯的游牧经济而变成游牧经济和农业手工业经济并存。因此辽政府分设北院以治契丹人，设南院以治汉人。近代比利时政府亦有相类似的制度，对说佛拉芒语的设佛拉芒语国民教育部，佛拉芒区事务部；说法语的设法语国民教育部，瓦隆区事务部；众议院亦相应的设两个文化委员会。所以辽圣宗诏称：“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这就是说治汉人不用辽法，而要用宋法。这不是个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基本上是个经济体制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封建制的农业经济区域，法律必须适应这么一个经济基础，辽法是行不通的。辽法是管奴隶制游牧经济的，只有用宋法，才能管好这燕云十六州。

这样，在辽国，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平衡的，北方一个大游牧区，南边一个大农业区。在北方，商品经济还没完全形成，因此在流通过程中，布、兽皮大量用作价值媒介。而在南方，则以制钱作为通货，作为市场交换的价值尺度了。依近人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计算，前后一百年间，宋朝共给辽岁币计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绢一千九百七十万匹。除少量外，这些东西自然都会进入市场，作为交换手段了。辽亦自铸铜铁钱，统计约有十四种，量亦不会多，因为苏辙使辽时（1089），看见的是“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

辽的羊、马、皮毛为宋人所需，宋的茶叶、丝织品、贵金属、铜钱、手工业产品为辽人所需。彼此就在这种产品上进行交换。互相贸易的口岸，宋辽时期叫“榷场”。前前后后，这些地方，镇、易、雄、霸、沧各州；静戎军，代州雁门；朔州、涿州；安肃（徐水）；定州等宋辽双方都曾设过榷场。

整个经济关系，辽代二百十年间，不仅和宋存在，亦存在于和五代十国之间。从地区上讲，也和吐蕃、西夏、高昌、于阗有经济关系……。

陈述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断言：“祖国各个部分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彼此互相结合的过程，政治虽有时分立，经济则始终是整体一国”（153页），可解释为统一的市场。这是非常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不把这种经济关系看成一体，而看成两体，不相干的两体，或对立的两体，都是不正确的，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契丹语和契丹文字

契丹族肯定有契丹语，现《辽史》的《国语解》（卷一一六）对若干《辽史》上所用的辽语词意作了汉语解释。这些词的汉语对音即是原来的辽语音读。如耶律即辽皇族姓氏的汉语对音；常见的辽官职名，如“夷离堇”、“夷离毕”、“详稳”、“惕隐”等都是契丹语的汉语音读。

但契丹早期没有文字。契丹文字是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受辽太祖之命制成的（见《辽史》）。又分为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两种。它一直沿用到金代明昌二年（1194）始废。契丹文的书籍几乎没有保存下来，但出土的碑刻、铜印、铜镜等还是有的。陈述《辽文汇》著录了两篇契丹文拓本的哀册：一《道宗皇帝哀册》，二《宣懿皇后哀册》。近年还出土有《故太师铭石记》、《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及《耶律延宁墓志》（986）、《肖仲恭墓志》（1150）。契丹字亦仿汉字的书写方法，有篆、楷、草。如上两哀册的题额，即作篆书体。查正文楷书，每字的写法即是折用汉字的笔划拼成。显然当其制作契丹文字时，基本是仿效汉字笔划，汉字偏旁或汉字单字。这和西夏文字的制成所用的设计差不多。

《辽文汇》录寺公大师《醉义歌》七古一首，原文为契丹文，元耶律楚材把它译为汉文。依汉文所表达的文学水平而论，还是很高的。

现在攻契丹语的专家，能辨认若干单字或单词，但尚未能通读一篇著作。反正我一字不识。但就字形而论，契丹文字应属汉文字系。至于契丹语应属何系，我无从说起，有人把它列入阿尔泰语系。

辽文艺

辽朝是契丹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政权，所以辽的法定文字是契丹文和汉文，法定语言是契丹语和汉语，两种并行。

陈述承前人厉鹗、周春、缪荃荪、王仁俊及黄任恒、罗福颐累积的成绩，总集为《辽文汇》十二卷。从中完全可看出辽人的汉语水平，可以做诗，写骈体文，可以在文中用中国典故，并且还出诗文集子。可惜是辽人禁止辽著作出境，到辽朝一旦被金覆灭，若干年后，这些著作就完全消失了。有些佛教经义著作，反而流传至日本，现有日本翻刻本可证。落入宋人手中的大概仅有一部《龙龛手鉴》，故有宋刻本。

当时：白乐天的诗集，一定在辽很受重视，故辽圣宗有“乐天诗集是吾师”之句。辽道宗亦能诗，有《题李俨黄菊赋》七绝：“昨日吟卿黄花赋，碎剪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辽宫庭的汉文化亦很普及，如懿德皇后就会做“应制”诗，最有名的是《回心院词》十首；还留传有《怀古》一首：“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可说是诗才甚高。天祚文妃亦会作诗。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些只解射鵰猎兔的游牧部族的无知男女。

辽信仰佛教。当时：许多佛寺、佛塔、经幢等的建造碑，都是洋洋洒洒用汉文写成的大文章。还有各种人物的墓志铭。今传世皆存拓本。

当时：辽人读过的中国古籍可考者计有《书无逸篇》、《洪范》，由汉译为契丹文的有《史记》、《汉书》、《五代史》、《贞观政要》、《阴符经》、《白居易讽谏集》等。这表明在政治上，在军事上，辽人极力向汉文化学习。

关于这方面：清人有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厉鹗《补经籍志》，钱大昕《元艺文志》（附辽），缪荃荪《补志》，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等书，都加嵬辑。可惜都只能著录一些书名、卷数、著者的姓名，而很少有原书留传下来了。这些著作，汉人用汉文，就不用说了，辽人亦大都用汉文。

其实宋人亦有学契丹文的，特别是那些折冲于宋辽之间的宋使节，如刁纳使契丹诗，有“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之句；余靖使契丹诗，有“衣宴设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感勒”之句，皆夹入契丹语。

辽佛教

辽朝信仰佛教。佛教经过唐宋时代已中国化。辽朝信仰佛教，实际意在吸收中原文化，收揽汉人民心。佛教在辽朝最发达的教宗是华严宗，其次是密宗、净土宗、律宗、唯识宗等。如：辽兴宗（1032—1054）归依受戒，编刻《大藏经》；辽道宗（1055—1100）通梵文，精究华严的《释摩诃衍论》，著有《华严经随品赞》十卷。为了便利阅读和加深了解佛典，唐代慧琳著有《一切经音义》，辽僧希麟则撰《续一切经音义》；辽僧行均则撰《龙龛手鉴》，此书有宋刻本，著辽统和十五年（997）释智光序。这些书对于辽朝的佛教传播和佛经校刻有极大的实用意义。还有许多辽代高僧著述了不少殚扬佛经的著作。

辽代关于佛教经典的汇编汇刻，称《契丹藏》或《辽藏》。仿宋刻《大藏经》，补《宋藏》的缺遗，改卷子为折本，起自辽兴宗，完成于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共五百七十九轶。《辽藏》印本现已全部散佚无存。仿汉魏对中国典籍《五经》的石刻，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起继隋唐石经《涅槃》、《华严》之后，续刻成《般若》、《宝积》，计四大部。辽道宗又续刻其他经典四十七轶。大安九年（1093）僧通则复募化续刻四十四轶。地点即在今北京市房山县石经山，现尚存完好经石14，620片，残经石420片（据《房山云居寺石经》，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

这些佛典著作，皆用的是汉字，不是契丹字，亦不是梵文。

至于辽朝宗教建筑，现保存下来的，在辽宁、山西、内蒙古、河北、天津、北京都可以列举出来。如：辽宁朝阳的千佛洞石窟和后昭庙石窟，义县的奉国寺；山西大同的下华严寺（薄伽教藏），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的佛宫寺木塔；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万部华严经塔”（白塔）；河北蓟县的独乐寺，易县的开元寺；天津宝坻的广济寺；北京房山的云居寺北塔。这些建筑（包括佛像雕塑）都已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宝贵遗产。这个说法，回溯到十世纪、十一世纪，辽朝人不会有保留意见，宋朝人亦不会不赞成。

辽瓷

在我国的古瓷分类中，有一个支属叫“辽瓷”。这和“广窑”、“耀州窑”、“均窑”、“定窑”等，或“唐瓷”、“宋瓷”、“明瓷”、“清瓷”等都相类。它不是外国瓷。一般地说，它属于北方系统，和“定窑”“磁州窑”相近，特别是黑釉、白釉、刻花这一类；同时还有仿唐三彩的辽三彩。在造型上，如凤首瓶，长颈瓶，各种盘、碟、罐，大率皆仿唐制。唯适应游牧生活的鸡冠壶和穿带扁壶具有契丹族的民族特性。这类辽瓷，传世甚多，特别近年在东北地区，在内蒙古，出土不少；有的还可以指证是从辽朝的驸马墓出土的。这证明当时辽的制瓷手工艺工人的工艺水平是很高的，不下于中原地区的唐宋瓷的水平。

出土的还有金、银、铁的饰品和生活用品。辽的手工业产品，应属中国手工业系统，绝和外国手工业没有关系。

辽宋之间的战争与和平

辽作为契丹游牧民族，它的经济自然是很落后的。当其初期，首先是粮食和手工业品严重不足，本身又无法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通例，它必然会采取军事手段向较发达的邻近的农业国家，进行劫掠。契丹劫掠的对象自然是南方的隋、唐、后梁、后唐。隋、唐、后梁、后唐，亦必然要采取军事对抗手段，保卫自己的疆土和人民，保卫自己的统治。

辽从石敬塘取得燕云十六州，是一个“水甘土厚，人多技术”，“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瓜果实，稻粱之属，靡不毕出”（《契丹国志》、《四夷附录》）的好地方。这就促进了辽地区的封建化；由于附有成千上万的汉人口，就会更加汉化。但是从后周的观点看来，从赵宋的观点看来，这些原是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土地、城郭、人民，自然就应该收回到自己的统治下来。柴荣和赵光义都曾经大动干戈，北伐辽。可是几场军事行动都无效果，都没有达到目的。辽为了保持这个已统治七十年的经济发达地区，采取军事对抗手段，亦理所宜然。

既然双方都诉诸武力，暴力，当时这个交战区自会遭到极大的经济破坏，是无可奈何的事。中国历史著作中把辽的“南侵”，以及打进开封等，说得如何如何残暴，而对于宋人的“北伐”，则又说得如何如何王道。至少说“王道”的一面，是虚伪的；封建军队打“北狄”，会王道？史书上有关记载都可以证明这种军事行动是不怎么王道的。因此，不管怎么样，军事手段亦是早期民族融合（兼併）的一种起进步作用的手段，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

对宋来说，无力以军事手段收回燕云十六州，这是已经证明了的。对辽来说，它亦自忖无力取代宋朝，统治这个庞大的封建国家，这也是已经证明了的——后晋时打进了开封，后来还是放弃北撤了。因此“澶渊之盟”，是历史注定了，不能说辽怎么要挟，宋怎么屈辱。并且和议的提出主动来自宋方，——当时主持大计的一代名臣寇准，就是力主和议的——在“澶渊之盟”上，说寇准是主战派，恐不合历史事实。我们看，宋先以“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的照会形式，申称“共遵诚信，虔守欢盟……自此保安黎庶，谨守封疆……”，辽方以换文的形式，加以确认，申称：“共论戢兵，复议通好……某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告于天地，誓之子孙……”（《契丹国志》卷二○）。

“澶渊之盟”以后的七十年间，维持一个和平局面，双方之间的政治、文化、经济交往，密切了相互关系，对当时的社会安定和发展，对当时的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金石《重评“澶渊之盟”》（《民族研究》1981年2期）所作的叙述，是合于历史规律的；结论，是合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甚至《契丹国志》亦称“圣、兴、道三主以来，天诱其衷，革心慕义，贪婪岁弊，顾惜盟好，销锋寝析，号称无事，南北民不知兵……”。虽然著者用宋人口气，但他承认事实。我认为这种见解，应该肯定下来，不仅是对于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的正确评论，而且是认识和处理当前民族关系的准则之一。

民族形成

我们这个民族，不是只有汉族。

在传说中的黄帝和蚩尤、夏禹和三苗，不过都是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但黄帝和夏禹忽然成了汉族的祖先，一直“光荣”到现在，或称“炎黄”，或曰“华夏”。而蚩尤和三苗就贬为夷狄了。照理说，蚩尤和三苗也当是汉族的祖先。

古代又有周族与殷族并存，同时还有一个猃狁族。稍后在四川有巴族和蜀族，在湖南、湖北、安徽有楚族，在江苏、浙江有吴、越族。勾践要报仇打夫差，是可以理解的；但引伸下去，就变成今天的绍兴人有理由去打苏州人了。

秦汉时期，有匈奴人，也有越人；《史记》、《汉书》上常有“北走胡，南走越”的说法。在西边，有突厥、高昌、楼兰等等。三国时曹操打过乌丸，诸葛亮打过孟获。姜维就是羌人。南北朝时期有所谓拓拔魏，有所谓“五胡乱华”。唐朝，最主要的，就是出现了吐蕃和回纥。五代和宋时有契丹、西夏；后来有女真、金；宋朝就联金灭辽。以后蒙元、满清入主中夏，正式以大元、大清帝国之名代表中国。

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既是汉族自身融合的历史，也是汉族和其他族融合的历史。当然，在民族构成上，作为社会发展的水平，汉族和其他族，其他各族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但这并不妨碍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活动对于这一伟大历史运动的内部联系和促进作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形成的漫长过程，在历史上表现的既辉煌灿烂，也错综复杂；既有金戈铁马，也免不了兴亡盛衰；这里既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亦不排除天时人事的偶然因素。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就出现在亚洲大陆了。

这个大中华民族，可以说以汉族为核心而团结起来，但不能说以汉族为主宰。满族入关以后，我们这个大民族融合的过程基本上完成了。历史长流奔向前去了，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壮族、彝族、白族……，他们的祖先和现在各族人民都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还在扮演重要角色。没有他们，只有汉族，成何世界！

我赞成周远廉对努尔哈赤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他说：“努尔哈赤（1559—1626）是满族，统一女真，抗击明王朝的民族压迫……对满族的形成和前进，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和多民族祖国的壮大，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多民族国家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功勋。”（《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这是一个有创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从大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来理解，这是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者说是一个公式，完全可以上溯运用到蚩尤，猃狁，工共……身上去。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态可以说已经固定下来了；作为这一形态的经济基础亦可以说已经巩固地奠定了。不管过去怎么样，三、四千年的全部事变，只能是一卷共同遭遇的历史记录，过分地去分辨那些原来早不存在了的亲、仇、恩、怨，小里小气地去翻旧账，未免有些差劲。

有这么一个传说：溥仪某日去中山公园，有个清朝遗老见到他，立刻跪下来行礼，口称“皇上”。溥仪深以为怪，斥之，说他不是什么“皇上”，他跟着共产党走。该遗老仍然跪着口称：“皇上跟着共产党走，臣跟着皇上走。”我们更没有必要自居于汉朝的遗老，晋朝的遗老，唐朝的遗老，宋朝的遗老，明朝的遗老，为溥仪所非笑。

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各族人民都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实质上都应该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亦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民族和文艺

关于民族和文艺的关系，不是用一个通则可以统下来的。

有当时人物和当时事变的关系的问题，譬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他本人要处理的是他和宋朝与宋国人民的关系问题，他和元朝的关系问题，宋元之间的关系问题。《正气歌》应该是如它所表达的那样有正气的作品。我们今天亦是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肯定这篇作品的。但并不等于我们也置身于和赵匡胤的后代的关系，和成吉思汗的后代的关系。我们不存在写《正气歌》的历史环境。

汉人有涉及匈奴族的文学作品；唐人的边塞诗，如高适、王昌龄、岑参等的作品；宋人如辛弃疾、陆游、陈亮、张孝祥、刘过等涉及辽、金、元的诗和词，都应当同样看待。即或如此，我们所肯定的亦是那些带有泛指性的作品，而不是那些带有很明显的实指性的作品。如王之涣的“不斩楼兰终不还”，“不教胡马度阴山”，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今天提到它们，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加以肯定。果真如此，那末不免要发生时代错误，地理错误和道德规范的错误。

但是这些都是前人的作品，而这些前人又都有他们自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些文艺作品，有时评论起来，特别在文学史上，作为历史存在，还会给以一定高度的艺术评价。中华民族是长期的上两三千年的形成过程已经完成的。今天，虽然仍是多民族的，但已具有统一的共同民族心理，那就不能再去根据汉、唐、宋、明的历史条件，来处理这些民族关系，即使是文艺性质的关系。

譬如处理辛亥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反封建专制的革命，不能是汉族反对满族的革命。即或当时利用了汉满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利用宋元之间、明清之间的一些历史和文艺著作，掀起一股仇恨满族的文艺思潮，历史是这样表现了，如章太炎、邹容、南社诸君子，但理论和实践终究都是错误的。近三四年来，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著作，特别是文艺著作，从内容上讲，都会遇着这个问题，是否处理得当就要好好考虑了。如话剧的《王昭君》、《岳云》，京戏的《文姬归汉》、《三关摆宴》、《正气歌》，电影的《邹容》、《辛亥革命》，或者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假如以当时人处理当时事为立足点，不是以现在的人来处理当时事，首先照顾到当前本来已经统一的和谐的民族关系为立足点，事情就不好办了。因此有时在民族关系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是很自然的。尤其在广播的评话中，如《杨家将》、《说岳云传》，不得不因为这些理由充分的反应而中止下来。老实说，评话广播员的说讲艺术应该承认是高超的，有声有色的，即或不违背历史，但确实违背了今天的民族现存关系。

我觉得凡涉及今天民族现存关系的历史著作和文艺著作，应该慎重其事。团结的方针，平等的方针，和谐的方针是正确的。稍为偏离一点，以汉族为主体，无视兄弟民族的存在和今天已融合为一个中华大民族的方针，都是有害的。

近代民族和爱国主义

民族，姑且用“民族”这个词，在古代是和人种联系起来的，因此，不仅有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生活地区……等的差别，而同时又根据人体外形的差别来判断这个族、那个族。但是近代民族的概念不是这样的。近代民族是和近代国家、民族国家、主权国家这些新概念联系起来的。把汉族和其他族的历史关系，一个大民族融合过程的关系，用今天主权国家的概念，认为汉族的政治实体——国家为主权国家，各族的政治实体亦都是些主权国家，只要互相之间，发生军事斗争就都是“侵略”。这是把近代国家之间的许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国际准则，运用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去了。在民族关系的概念上不能混淆近代民族和古代民族，不能认为两者是同一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个历史现象。

更歪曲的是把汉族国家作为主权国家，这样导致一种结论，认为汉族的周、秦、汉、唐、宋、明的固定中原疆域以外的其他周围的民族实体，都是敌国；中国历史上那些其他族对中国所进行的武装斗争，都是“侵略”。因此汉族用武装力量去对付那些族时，就名正言顺的是讨伐了。这种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汉族主义的认识来对待中国的多民族关系，自居于不可侵犯的主权国家的地位，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认识完全不能解释中国何以形成今天这个伟大民族，何以会有今天这么大的面积的领土，何以那么多民族都亲密无间的共处于这个统一的国家之内。

讨论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也好，讨论今天的民族问题亦好，置民族形成过程这个主要前提于不顾，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朝代有兴亡，附于这个朝代的国家有存废，而民族总是连绵生息地持续存在下来。没有耶律这个家族，并不等于没有契丹人了；没有契丹——辽，并不等于契丹人不以另一形态的民族细胞留存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元，并不等于没有蒙古族，没有清，并不等于没有满族。

某些史学家和文艺作家把汉族以外的其他族对中原（中朝）进行武装斗争时，叫作“侵略”，但却绝不论证汉族对其他族进行武装斗争时叫作什么。我以为我们应该根据历史。以清史为例，清政府武装镇压甘肃、青海、新疆一带的回民起义，是不正确的；而清政府武装讨伐有外国背景的准葛尔叛乱，则是正确的。轻率的断定凡是打其他族的汉族武装将帅，都是民族英雄，是难以信服的。至少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不能算是民族英雄。

爱国主义是一个有广泛意义的伦理概念。不少文艺作家一提爱国主义总是把矛头指向中国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族，一打契丹人，一打匈奴人，一打……就是爱国主义了。忠君并不等于爱国。特别是今天，引用某些历史事件来颂扬爱国主义，这又恰是汉族爱国主义，就显然会影响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其实，我们颂扬爱国主义的天地广阔得很，何必一定要纠缠着契丹人不放。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近代民族和民族国家，反帝反霸的历史任务，远没有完成。抗日战争的小说、戏剧、电影，不是很多吗？也可以有历史题材，如电影《林则徐》、《傲蕾·一兰》完全可以表现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方面还是嫌少了，不是嫌多了。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我们民族独立，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联系到今天我们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都是文艺作品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素材。针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民族威胁，不是除了契丹人还是契丹人，而代表我们爱国主义的英雄，不是除了穆桂英还是穆桂英。抗日战争亦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照顾中日关系的现状，是否可以把笔锋一转呢。当然，我不是说过了四十年就不应该写了，我注重的要求是把笔锋一转。

《四郎探母》

杨继业其人《宋史》有传（卷二七二），名杨业，杨延辉（假定有一个杨延辉）的父亲，所谓杨老令公，原是北汉刘王朝的一位武将，建雄军节度使。赵匡胤率兵攻取北汉时，围北汉首都太原，杨继业为北汉主刘嗣元划策，谓可“长享贵宠”，一同降宋。以后杨继业逐渐取得赵宋王朝的信任，为宋守边。雍熙三年（984年）宋五路攻辽，杨继业军败于朔县，“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辽将耶律）斜轸责曰……继业但称死罪而已”。（《辽史》卷八三、《耶律斜轸传》）杨继业“遇斜轸，伏四起，中流矢堕马被擒，创发不食，三日死”（《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杨继业在被俘以后的实情，《宋史》、《辽史》当有出入；后代史家谓杨继业“秉心忠义”，谓《辽史》有“曲笔”。其实《宋史》、《辽史》都是元代脱脱所主修，有何“曲笔”可言。

杨延辉：杨继业的第四子，被俘入辽后当辽朝驸马，《宋史》、《辽史》均无可考，是个虚构人物。但《辽史》上却有这么一个人：韩延徽。韩“幽州安次人，……授幽州观察节度使……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诏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居久之，慨然怀其乡里……遂亡归唐……乃省亲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延徽曰，‘吾将复走契丹’，德明不以为然……既至，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是以复来。’上大悦。”（《辽史》卷七四）延徽、延辉，音同，大概可以看作杨延辉的影子。

铁镜公主：《辽史》无此人。按景宗后萧绰生三女：一，魏国公主，嫁北府宰相萧继先，二，吴国公主，嫁宰相萧排押，三，越国公主，嫁萧恒德（《辽史》卷六五）。

萧太后：“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早慧。……帝即位，选为贵妃，寻册为皇后……景宗崩，为皇太后，摄国政。……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事，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论曰：辽以鞍马起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承天（即萧绰）之御戎澶渊，古所未有……”（《辽史》卷七一）。

杨延昭：《宋史》有传（卷二七二），但不一定为杨继业第六子，称“六郎”乃后代评话、戏曲附会成之。在军职上亦不是宋军的统帅，最后任莫州防御使，续任高阳关路副都部署（今沧州、保定地区）。

佘太君：即戏剧中名佘赛花者，史无记载。清人谓即折德扆（《宋史》有传，卷二五三）女，有《折恭武公克行神道碑》可证，折佘一声之转。折姓世居河西今陕西府谷一带，为北魏拓拔氏鲜卑贵族的后裔。

穆桂英：史无记载。论者谓穆当为慕容一声之转，属前后燕慕容氏鲜卑贵族的后裔。

这两家都是当时陕西、山西北边的大豪族，所拥有的广大土地都在宋辖境内，为了保卫自己的农奴制，自然会归属于宋。汉化不汉化，不是问题，不能以为这两家汉化了，所以赤胆忠心保宋来与辽为敌。

在《四郎探母》中出现的其他人物，无论是真是虚，都不去一一提到了。反正，剧中人萧太后，杨延昭是实有其人。杨延辉、铁镜公主这两位主角以及穆桂英……等是虚构的。佘太君则在虚实之间。

对《四郎探母》，就是杨延辉这个人物有争论，罪状是叛国贪生，不爱国主义。杨继业虽不在《四郎探母》的戏剧人物之内，但他确是这个假儿子的真父亲，拥刘嗣元降赵匡胤，北汉国亡，比势穷力竭犹为赵氏奋斗不已的文天祥可差远了。为什么不痛责那个真父，而力诋这个假子？这且不说。

对于契丹，对于辽，转弯抹角的，或者东拉西扯的，但真凭实据的，我从史实上论证了这个民族，这个朝代，或者这个割据性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鲁迅说过：“时世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正相反……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有憾于《红楼》……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小说史略》二一）。杨家将故事是南宋时兴起来的，今天可以说民心已不通于杨家将了。《四郎探母》之所以成为一出好京戏，只是为了剧情紧凑，唱腔优美，哪里管得着什么杨延辉。

拿出大民族的气度，就让这个冒充将门子弟的辽驸马（？）去大唱几段西皮慢板，让这个不伦不类、弄姿作态的旗妆公主去大唱几段西皮摇板罢。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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