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现象与南社精神原论

[摘要]南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数最多、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泛的文学社团。南社由中国同盟会会员发起，自成立之初便高举文学与革命的大旗，为辛亥革命呐喊，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助威。南社虽然规模大、成绩丰，但它实为一个民间性质的组织，有着民间社团的特性。然而，南社的功绩和意义却远远超过任何时代的民间组织。南社文学也因其特定内涵，其所承载的意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其社团所彰显出的时代精神与历史价值，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南社虽已远去，但精神犹存。今天重新探讨南社现象与南社精神，对于更好地研究南社、研究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思索未来文学之路，大有禆益。

[关键词]南社；南社现象；南社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3-0038-06

[收稿日期]2015-01-10

1909年岁末，中国近代史上人数最多、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社会职业面最广泛，被认为拥有囊括当时中国半数知识精英的社团南社成立。这是一个文学社团，又是一个革命团体。一百多年前，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以中国同盟会会员为骨干发起的南社，高举文学大旗，为震国威扬民威而摇旗呐喊——文学与革命一同走进广大民众的心中。

文学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革命是什么？它与文学的关系如何？新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要不要谈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要不要探讨文学的社会功能价值？……这些看似简单却历经数代人实践的话题，总是有着那么丰富内涵，有着那么多令时人与后来者都难以尽言的感慨。本文的研讨正是从这里开始。

一、南社现象与南社的“民间”价值

将南社这一文学社团置于“现象”高度，并且提出“南社现象”说，笔者认为，有三大理由：第一，南社虽然仅仅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文学团体，但它的文学成绩却极为突出，其大型文学社刊《南社丛刻》规模之大，为当时以及后来的任何社团所不能及。南社文学的“民间”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的民间社团而纳入主流文学的轨道。第二，南社虽为文学社团，但其文学创作宗旨与当时的革命潮流紧紧相连，是中国历史上将文学与革命联系得最为紧密的团体之一。以文学之体赋革命之旨，依文学之肩扛革命大旗，南社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第三，南社是中国历史上活动时间最长、成员最多、遍布地域最广的文学社团，这一社团又几乎荟萃与集中了当时文化艺术领域最具权威与最具影响力的巨擘式人物。此文化奇观亘古未有，此大师云集的现象空前绝后。

可以说，从社会变革、文化与文学的变革角度考察，划时代的辛亥革命坐拥众多既为南社文人，又为辛亥壮士的仁人志士。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也绝对绕不过南社这一举足轻重的文学团体。“文有南社，武有黄埔”的崇高赞誉，当之无愧。

1909年11月13日，南社作为一个民间文学团体在苏州成立。这一天，参加者们首次齐聚一起讨论社团成立的诸多事宜，并且商定以后每隔半年集会一次。会上还选举了社团园地《南社丛刻》的编辑人员，以此作为文稿能够持久编选的保证。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南社社团一般是每年聚会（雅集）两次，每次聚会时，参加者都是举杯唱和，佳作迭出。每次聚会后，都结集一期文集。

这些作品多为怀古思今之作，比如，家国情仇、乡亲眷意，比如，品古意趣、畅今怀民，它们艺术个性突出，艺术成就超凡脱俗。南社雅集已经成为当时大多数文人的精神家园。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刊《南社丛刻》22集，也因南社雅集而诞生。

南社的历史可以辛亥革命为界。辛亥革命前，南社为蓬勃上升与健康发展期；辛亥革命后，南社内部矛盾凸显，成员开始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从历史与政治角度分析，辛亥革命前到讨袁斗争前后的一段时期，南社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段历史虽不及辛亥革命后的活动时间长，但由于组织目的明确、创作目标鲜明，同时由于绝大部分成员都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壮怀激烈，所以，此时的南社已经确立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南社精神也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彰显。辛亥革命后的南社，虽因其文学创作形态而成为南社现象的其他构成内容，但它的精神宗旨已然与辛亥革命同步。南社人当年激情吟诵，慷慨悲歌，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而呐喊的情怀，已然与血洒疆场的辛亥志士一样，彪炳史册。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既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将生命血染春秋，又以南社社员身份用笔墨情动山河的宋教仁、陈其美、宁调元等诸多先烈，更表明南社精神与辛亥革命精神的高度一致，表明南社这一民间文学团体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这也便是南社独有的“民间性”。

南社成立之初，其民间性还表现在组织形式上。比如，这是一个自发的社团机构；其日常经费是靠捐献与筹集资金等方式解决的；它的社团行为是分散于各地的。还有一个有意味的例子是南社成立之时，一下子出现了好几份“启”。比如高旭在1909年10月17日发表了《南社启》[1]；陈去病在11月26日发表了《南社雅集小启》[2]，他还曾于10月28日发表过《南社诗文词选叙》[3]，里面也涉及一些撰稿要求、社团活动条例等事宜；宁调元发表于10月29日的《南社诗序》[4]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有发表于10月27日、没有署名的《南社例十八条》[5]。这些“启”，均刊载于《民吁报》上，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包括南社成立的背景和意义、所要撰写的稿件宗旨，以及社团的一些约定等。一般来讲，社团成立应该只有一个统一的“启”或“条例”，这也体现了该社团的组织原则性。但南社显然不同，不同“启”的出现，显然说明南社成员或者说南社这个组织很有个性。其内部结构呈现较为自由、较为分散的状况。这也是一种“民间”的体现。“自由”“随性”等词，似乎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团体”中出现了。事实也确如此。在南社的后续活动中，经常会出现由各种原因导致的“散”化倾向。

值得注意的还有，南社首次雅集时，陈去病、柳亚子与庞树柏、蔡守关于尊唐音与扬宋词两种观点争执的戏剧化情景。当时双方由于观点不一，竟在宴席上激烈争吵，以致柳亚子急得号啕大哭，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后人谈及此事往往当成笑谈，但是，文人间的观念之争也并非小事，尤其是各方面的关键人物之争。比如，柳亚子与高旭这两个首脑级的人物后来矛盾重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过于敏感的文人气质。而他们产生矛盾，肯定影响整个社团的氛围，甚至社团的走向。所以，这种因成员个性发生争执的情况，虽是文人之间的率真之气所致，并未影响大局，却也不排除社团本身的民间习性和作风，仍有不好的影响。南社后来的曲曲折折历程，以及成员们时常出现的人心浮动现象，即使无伤大局，也毕竟是南社历史上的一大印记，或者说，是一抹促人反思的伤痕。

然而，从大原则方向考察，这些并未影响南社的历史功绩。从某种程度上讲，南社的独特价值也正在于其凭借“民间”化的创作之态，而彰显出来的正史意义。

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中，吟诗作赋似乎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而在交流中辩论切磋，也是常有的情形。但是，南社此类活动却有两大颇为引人注目的特性：一、它促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社刊《南社丛刻》的诞生；二、它仅靠一座江南小城就燃起当时文学与革命交相呼应的激情之火，而且一经点燃，就几乎燃遍了全国。这正如柳亚子在南社首次雅集上所吟咏的：“寂寞湖山歌舞尽，无端豪俊又重来。天边鸿雁联群至，篱角芙蓉晚艳开。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南社会于虎丘之张东阳祠，……诗以纪之》）其力挽狂澜的气魄显而易见。1915年，他又以凛然的气概痛斥袁世凯的复辟行径：“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七律《孤愤》）南社的另一创始人陈去病，同样以国家命运为安身立命之本，体现着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者的胸怀：“舵楼高唱大江东，万里苍茫一览空。海上波涛回荡极，眼前洲渚有无中。云磨雨洗天如碧，日炙风翻水泛红。唯有胥涛若银练，素车白马战秋风。”（《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高旭等人推崇苏轼、辛弃疾的雄壮慷慨诗风，在《虞美人·题辛稼轩词》中高吟：“羞作人间痴女子，绮语闲千纸。此儿气概绝沈雄，铁马金戈叠过大江冬。中兴无日腥膻遍，乱世儒生贱。我今同抱古人忧，空倚危楼洒泪看吴钩。”以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为代表的南社先贤，从立社之日起，便自觉地以诗词、文学为武器，表达欲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博大胸襟。他们唱出的是时代最强音，其社会意义是那些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的文人墨客永远无法企及的。1945年，周恩来对柳亚子“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高度评价，也正可折射南社的“民间”道义所承载着的时代风骨与历史沧桑。

“民间”一词并不陌生，“非官方”常是我们对民间的理解。遥想百年前，南社的创始者们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凭着共同的志趣走到一起。他们觥筹交错，热烈商讨，毫无顾忌，好一派尽兴。同时，他们举杯时抒豪情，斗争时洒热血，慷慨激昂，蓬勃奋发，又乃好一腔壮志。“民间”与“官方”在他们那里早就合二为一了，他们用笔和血书写的篇章，从一开始就汇入了历史的长卷。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品评南社的民间性时，不仅看到以柳亚子为代表的近现代文人为了理想和正义所彰显出的旷达于天下的良知，还看到百年前新旧制度交替之际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所刮起的强劲东风。正是这股东风横扫腐朽的封建王朝，才使得孙中山从这里走来，辛亥革命从这里走来。

回望南社，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数字应该铭记：一、从1909年11月13日南社首次雅集，到1949年4月16日新南社临时雅集，这一社团前后活动40年。这是中国近代活动时间最长的文学社团。二、这一社团拥有正式社员1 600多人，还有近百人未填写入社书。而赞同社团主张，不定期地参加活动，或者间接支持社团纲领的更是很难计数。这又是中国近代人数最多的文学社团。三、社团成员遍布全国各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员遍及21个省份，还有18人不明地域，另有1人为朝鲜国国籍。这又堪称中国近代活动范围最广泛的文学社团[6]（pp298-305）。

二、文学社团与革命团体之交相辉映

走进南社，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显赫的名字：黄兴、宋教仁、李根源、陈其美、廖仲恺、何香凝、沈钧儒、苏曼殊、李叔同、陈去病、柳亚子、高旭、宁调元、朱少屏、于右任、叶楚伧、邵飘萍、成舍我、马君武、马叙伦、陈望道、周超然、赵景深、邵厉子、黄宾虹、吴梅、沈尹默、鲁迅、曹聚仁、刘半农、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茅盾、欧阳予倩、姚石子、邵元冲、经亨颐、郑之蕃，等等。他们或是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人物，或是政法、外交界知名人士，或是新闻出版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宗教界名人。还有科学技术领域的，如天文学家高平子、朱文鑫，化学家任鸿隽，生物学家胡先骕，农学与科技史专家胡道静，《科学》杂志创办人之一杨杏佛，甚至后来变节但也家喻户晓的汪精卫。可以说，他们个个长于文学，文学之外又各有建树，是当时社会思想的首脑，大都站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科学、文化等领域的最前沿，用柳亚子的话说，他们是当时中国政治的“文经武纬”。

可以这样认为，南社首先是革命的、政治的，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革命团体，然后才是文学的。南社是以文学之“体”，扬革命之“精神”。文学是“形”，“革命”才是“灵魂”。以文学之形褒扬革命之魂，是南社文学尤其是前期南社文学创作的突出特征。文学团体与革命团体之交相辉映也正是在这里达成。

从南社所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这一文学社团所操持的“经”，即它的文学作为，时刻践行着社会、政治之义。而其中的“纬”，即它文学作为中所贯穿着的精神，时刻映现着时代思想的火花。它是借文学之名来履行社会政治之实，借文学之形来彰显社会政治之神。而这里所说的“社会”“政治”，就是当时的革命形势，体现着当时的时代风云与近现代思想文化先锋。

1909—1949年，在时间的长河里，40年的历程似乎并不太长，但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40年，也是新旧更迭最为关键的40年。在这40年里，南社人站在时代最前沿，将先锋、尖锐、独到的思想，化作行动指南。他们或以思想为旗，或以笔为剑，甚至以血抗争。他们是卓然地引领起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的先锋队，是宁愿牺牲自我，也立誓改写那个行将就木历史的拓荒人。

当时尚未变节的汪精卫曾于1923年论及南社的意义：“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彩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成，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无前者，则国亡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且无前者，则大义虽著，而感情不笃，无以责其犯难而逃死。无后者，则含孕虽富，而论理未精，无以辨析疑义，力行不惑。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其致力于前者，则有《国粹学报》、《南社集》等；其不懈于前者，而尤能致力于后者，则有《民报》等。”[6]（pp9-10）这里暂不谈汪精卫后来的变节行为，仅就这段话而言，他对当时革命文学与革命运动关系的表述不无精辟。其要点有四个：一、革命文学是革命兴起的前哨；二、民族、民权、民生是近代中国革命也是革命文学的内容；三、革命文学的发展必以国学为基础，西学为教义；四、国学与西学是革命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两翼，倡导园地前者为《国粹学报》《南社集》，后者为《民报》。

从这四个要点中，我们自然联想到新旧交替时代，中国社会的形势和文学社团所起到的作用，也不难看出《南社集》所代表的团体，对于当时政治革命的意义。20世纪初，当旧体制即将灭亡、新生力量萌发之时，许多智识人士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以文学唤起人们的热情，然后靠文学理想、革命理想凝结起的力量作为打通政治革命通道的动力。这里，革命是本，文学为体。同理，革命团体为本，文学团体作为凝结革命团体的纽带，成为完成革命大业的号角。南社不但在成立之初就与政治、革命相关联，而且它始终都将政治责任、时代担当意识放在首位。因此，南社之本，是文学社团行革命之风的革命之本，也是作为革命团体行革命文学的政治与社会之本。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南社这里得到极致的发挥。

的确，南社当年也确以文以载道、以笔为武器、借文学之旗张扬革命之旨为目的。“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1]，“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4]，“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7]，“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志了”[8]（p1）。这些有关社团名字之所以称“南”的说法，本身就表明反抗清政府的愿望。而那“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1]的宣言，更表明它的立场、抱负，与欲予肩负的重任。

将社团的文学精神与政治纲领相连接，或者说，将文学精神与革命精神联系在一起，是新旧制度交替时代最容易产生的社会现象。南社诞生于新旧交替时代，它所标榜的与清王朝抗衡、鼓起时势风潮以建立求民族、民权和民生社会的理想，不仅是当时的进步之声，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力量的辅佑。柳亚子曾描述当时的情形：“这时候的革命工作，一部分是武的，暗杀、暴动是家常便饭，另一部分是文的，便是所谓宣传工作了。文学是宣传的利器，诗文并重，效力很大。这样，我的诗不是文学的革命，而是革命的文学了。”[9]（p1467）因此，南社“表面虽借诗文相提倡，而实以民族主义为本旨”[7]，它的最终目的“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10]（p100），以完成推翻清王朝统治、恢复中华的伟业。于此，我们不免想起明末几社、复社的抗清往事。可以说，此时的南社不但继承了几社、复社的思想方式，而且更以特有的担当情怀，特有的力辟痼疾、保存精华、建立崭新体制的行为意识，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了又一抹灿烂的光辉。

三、南社的文学意义与南社精神流脉

南社文学具有时代意义，这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学界定论。而且当厘清了南社的民间价值、文学性与革命性关系的时候，人们也自然会从时代性、社会性角度肯定它的文学意义。后人对南社文学的研究也大都立足于此。

但是，当我们认真地带着“革命”“时代”“社会”等前提，想在南社的创作旅程中串起“革命文学”轨迹之时，或者当我们放下“革命”因子，仅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找寻其思想线索，从而串起诸多篇章时，我们又发现，南社文学，以及南社人的兴趣领域，竟然有许多与革命、时代、社会等要素不相符的地方。我们并不能将革命、政治这些名词与南社文学一一对应，不能让这些极富时代色彩的词语与南社文学全部对号入“座”，两者总有许多不对等。这便使我们产生疑问：南社文学的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它难道还有“革命”之外的含义吗？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南社的精神流脉呢？

深入南社，我们发现，联结南社文学与南社精神的要义有三大方面：

（一）南社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与南社人的个人意志、个人性情的关系

南社文学是立场先行的。如南社先驱者云：“欲凭文字播风潮”（柳亚子），“诗之为义大矣哉”（宁调元），“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蒋智由）——融风格于立场，寓革命激情于创作研究之中，是南社文学的鲜明个性与标签。但是，南社文学在任何时候又不乏个人意志与个人性情的自然流露，社团本身的“民间”性特点，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上的层面差别。因此，南社的创作与研究成果总是不能整齐划一，那种“荃蕙化茅，不乏旧侣，最所心痛”，甚至是“留芳遗臭，一任册中人自择可也”[10]（p3）的现象，是南社人的无奈，也是它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钱基博曾指出，南社成员“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诗唱唐音，不尚西江；文喜掞藻，亦非桐城，无一定宗派，初以推倒满清为主，故多叫嚣亢厉之音。又一派则喜学为龚自珍之体，徒为貌似而失其胜概。其下者，更辞无涓选，殊足为玷，但就其铮铮者而论，亦足各自成家”[11]（pp264-265）。

然而，南社的不平凡又在于其求同存异、矢志进步、自由开放、与时俱进的风范，这又恰如白居易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于是，人们又看到这样的情景：当高旭在武昌起义后高歌：“龙蟠虎踞闹英雄，似听登台唱大风”（《盼捷》）之际，李叔同亦满怀豪情：“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满江红》）远在异国他乡的马君武同样感同身受：“辛苦挥戈挽落日，殷勤蓄电待惊雷。”（《寄南社同人》）——南社之核心最根本的仍然是：时势为先，大局为重。由此，我们看到问题的两方面：一、动荡年代的正直的南社文人都能从大局出发，清楚地把握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创作走向；二、南社文学存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型，以及不同的创作空间，而不同时期的不同个体，又常呈现纷繁复杂的不同创作内容。其实，这两方面都属规律性的问题，南社文学也不例外。但是，南社的特异之处，以及留给后人的启迪却在于：对于任何时代的弄潮儿来讲，无论其行为初衷与思想源头是什么，也无论其政治理想与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只要胸怀大局、认准方向、无私无畏，就一定有所作为，直至最后成功。这是南社的要义，也是南社精神流脉的重要体现。

（二）由南社人兴趣爱好引发的关于文学风格与文学创作真情实感表达问题的思考

此观点的提出源于南社首次雅集时的那场争执。“众客酬酢一客欷”[6]（p65），既使人发笑，又引人深思，因为它实际上是南社内部风格之争的开始，而且始于南社成立的第一天。

综观南社，从成立到解体，尊唐与宗宋之争一直贯穿始终。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尊唐派和以朱玺为代表的宗宋派，往往针锋相对，毫不妥协。柳亚子作于1914年的《论诗六绝句》云：“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言辞之刻薄，简直就是谩骂攻击了，双方剑拔弩张的架势不难想象。研究界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一次文学论争搅散了南社的道场，固然掺杂着很多因素，革命之南社与文学之南社的自我分裂也是一个原因……作为两种风格，两种艺术趣味，本无可争，以‘学’为尚，以‘宗’为别，若无特别的雄才伟力，戴着脚镣也能跳舞，则无论宗唐宗宋，都不免沦于泥古不化，模仿做作。但历代文坛争竞，受制于专制主义的思维模式，宗派情结很重，高自标榜之外，攘臂以争，恶嘲相诋，本就没有良好的学术言说传统。不过南社把这一点又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在这次论争中双方都没有好好地进行理论探讨。”[12]（pp190-197）正是因为这种混淆，加上双方的个人因素，便造成一种艺术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极端化的情形，而这一情形又恰恰是最让人担忧的情形，因为它看似只是风格之争，但却伴随了个人的情绪之争。情绪之争的背后，久而久之，往往会产生派别之争，派别之后，又很容易形成更大范围的立场之争，而这正是文学发展中的大忌。

从文学角度讲，无论是尊唐或者崇宋，其审美视角都是立足于文学审美性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赞同李杜并不表示完全欣赏盛唐的豪迈激情；同样，支持同光遗老，也并非表明完全与同光是同一立场。文学的审美价值，既有时代性，又是带有永恒倾向的审美判断。只有将时代与永恒、感性与理性、片断与整体等等，常相对立的价值判断较为完美地统一于一体，才有可能彰显事物的本来面目，其内在机制也才能得到真正地表达。就南社人的审美倾向而言，如果蓬勃发展的社会环境急需激进乐观的盛唐之音，那么，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对崇尚拟古、发时代哀吟的消极声音持否定态度，自然正确；同样，当时代浪潮起伏不定时，南社一些人以低婉的笔法表达内心的愤幽怨之情，也无可厚非。两者最主要的差别是立足点不同而已。这也是那批生逢古今之交的近现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情形。“真实”或者说“纯粹的真实”，是南社人成为同路人的重要缘由，也是他们后来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

然而，风格之争与真实表达的启示，更在于南社对文学个性与创作主体二者关系的把握。因为纵使南社人有多么鲜明的风格立场、观点交锋，甚至因立场和交锋而导致社团解体，但是，后人忘不了的仍然是南社的文学旗帜与文学风骨。它支撑了南社40年，也支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在向文明、进步、现代的目标迈进的40年。南社人因时势感召而聚集，他们或者诗文才气勃发，或者排满豪气干云，合则共商，分则自赏，鸿儒巨匠，三教九流，各呈异彩且多有所成。他们当中，不论是政治上分道扬镳，还是作文上大相径庭，也不论是在生命旅程中含苞怒放，还是因各种原因过早地夭折，南社人都做到了：入世者，兼济天下；出世者，坦然向心。他们演奏的是一曲曲不甘平庸的人生壮歌。也正因为此，人们才会领略到“几复风流三百首，竹林豪饮一千杯。尽教黄种遭奇劫，端为苍生赋《大哀》”（高旭《次佩忍无畏韵》）的场景，看到“黄鹤楼头金鼓震，春申浦上素旗飞”（沈昌直《光复志喜》）的画面，听到“万劫天风吹不枯，骚魂唤得国魂徂”（俞剑华《南社雅集吴门……》）的强音。南社人以特有的豪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由南社人对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态度引发的关于新旧文学价值问题的探究

从文学创作倾向角度讲，南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宗旨最能呼应。其中，南社成员吴虞特别有代表性。这位当年表现突出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13]（p1），其反封建的斗志直逼陈独秀等激进分子，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说孝》《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一系列文章，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3]（p2）。柳亚子与吴虞在这方面持同一立场，也非常赞同民主与科学。但是，他们却又都反对打倒旧文学，认为所谓的新文学应该只在“理想”（思想），不在“形式”（白话文）；文学的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不能提倡白话诗；胡适的白话诗，简直就是笑话。[8]（p138）其他南社人对五四新文学也常持反对态度。1923年新南社成立后，虽然当年的激情有所抬头，但整个形势“决不是1909年的文学环境”[8]（p143）。可见，南社在新文学运动之初就对它持若干怀疑思想，而到了五四落潮，南社人更是对传统文学情有独钟，柳亚子甚至说：“南社的文学是绝对不需要复活的。”[8]（p151）

五四新文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南社作为激进的近现代文学社团，虽几经起伏，但在主流上仍以不言衰的意志，坚持当时最需要的文学社会性，这是它顺应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一面。另一方面，南社人创作的诗、文均为旧体裁，他们对传统文学都从总体上认同，胡适指出，南社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没有具体计划”，因而“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14]（p544），这又点出了它矛盾的一面。

我们认为，南社人的矛盾既与他们的旧文人身份有关，又与他们身处动荡时期却能够缜密地思考是否全面推翻旧文学这一重大问题有关。五四前后，整理国学与引纳新潮两种观点一直存在冲突，关于国学与新学关系的讨论也一直未能停止，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时代要求先驱者破旧立新的时候，打破旧文学建立新文学自然是正确行为。但是，客观地对待绵延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既以大无畏的精神扛起推翻旧王朝的大旗，又以理性的目光面对旧制度里的一切，以取其精粹，再创新基，更不失为明智之举。从历史上考察，五四以后，南社人虽未做过全面细致的文化探究工作，但他们对新旧文学价值问题的思考非常值得后人研究。学者杨天石认为：“南社文学正处于中国文学的转变时期。一方面有过辉煌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已经进入了垂暮之年，另一方面，西方文学正越过重重波涛进入古老的中国。南社作家们面临着一系列他们的先辈从未接触过的问题。如何继承并发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如何对待来自异域的新的文学样式？如何处理文学和时代、政治、人民的关系，思想和艺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如何创造新风格、新形式，从而为中国文学开辟新的灿烂的前途？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南社作家都有过探索。”[14]（p2）

由是观之，南社人对新旧文学的态度上存在悖论。但这一“悖论”又引发人们思考，思考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思考中国文学的前途和命运。同时，我们从南社人身上，还看到了这一知识群体面对文化选择时的复杂心路历程。在清末民初的背景下，南社人的创作很多都带有尝试性因素，它们或激进，或保守。但是，南社人当年的探讨至今让人回味。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命题，也以自己特有的文化守护作风，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而这又何尝不昭示南社的文学意义，昭示着南社精神的芳华所在呢？

白驹过隙百年逝。南社现象与南社精神固然有许多内涵，这些内涵也固然在特定时期起着特定作用，同时彰显不同程度的复杂面貌。然而，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一座令后人仰视的丰碑，“文学”是其重要底色，“革命”是其耀眼的光辉。当我们仰望这座丰碑的时候，我们既会为它的辉煌历程所感动，也会为它的艰辛卓绝而震撼。

“南社现象”耐人寻味，“南社精神”魅力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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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虞.吴虞文录·序[M].合肥：黄山书社，2008.

[14]杨天石，等.南社史长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作者系苏州科技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吴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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