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摘要】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三大优良作风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它们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辩证关系。思想路线有着总领全局的作用，“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党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三大优良作风 历史必然性 辩证关系

社会历史进程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也有其历史必然性。那么，三大优良作风“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最终形成？三大优良作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分析

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指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正说明三大优良作风是在延安时期最终形成的。说到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当指延安时期这个历史片断或历史节点，“必然性”当指“三大优良作风形成”这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是一系列主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

优良作风酝酿和萌发的过程，也是党领导人民同错误倾向不断斗争的过程。党的发展过程中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右三左这样的深刻教训。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为优良作风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是党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生动体现。大革命失败后，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教训的吸取，中国共产党迅速向左偏航。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对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种种抵制甚至是尖锐地批评，但由于当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还不能够被正确运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和否定，左的指导思想长时间在党内占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止。红军到达陕北后，既需反左又需反右的严峻形势促使共产党人对左右倾向的成因进行深刻反思，并对这两种倾向进行了坚决而有力地斗争。抗日战争中，中共一直坚持既反右又反左，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为求团结的手段，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敌人为目的，在与各种左右倾向的严峻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

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党的作风方面的理论概括日益系统化，为党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为优良作风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主要领导人高频度地使用“作风”一词，始于延安时期。1936年7月15日，刘少奇撰文首次谈到要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②，到1937年5～6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期间，“作风”一词已相当多地出现在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的讲话中，这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风建设进行理论概括的先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作风建设的理论概括奠定了哲学基础，而《反对自由主义》则从组织纪律、阶级根源、思想方法和政治表现四个方面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经典概括③，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经典提炼④，以及“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的整风方法的确定⑤，表明中共对党风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风理论的成熟集中体现为“三风”理论，毛泽东一方面把学风和文风从党风中剥离出来，着意强调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⑥，另一方面又强调党风、学风和文风的统一性，强调“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⑦，并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对它们的避难所“党八股”一同清算。这理论上的一“分”一“合”，意味着党风理论的深化。

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得到党内普遍认同，为优良作风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如果说遵义会议是纠正党内错误指导思想的开始，这种纠正还只是在中央领导层展开，并且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有所保留，还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那么延安整风则实现了这一历史性跨越。延安整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准备阶段）以毛泽东1945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的要求，目标直指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第二阶段（全党普遍整风阶段）以毛泽东1942年2月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为标志，同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界的整风指明了方向；第三阶段（高级干部“把历史搞清楚”阶段）以1943年9月开始的长达8个月之久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44年5月开始的长达11个月之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为标志，期间对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清算，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圆满结束。

党通过整风实践找到了具有独创性的有效整风形式，这是优良作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充实、完善、丰富和发展的现实依托。遵义会议让对左的错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继续留任，把变换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留待适当时候完成，可以说是“治病救人”的先声。到达陕北后，党对纠错方式的反思不断深化。1937年6月，张闻天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思想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说服与教育，而不是打击。”⑧同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并从哲学高度强调共产党内思想斗争在程度上的区别对待问题：“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⑨延安整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总方针，把团结的愿望与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运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相区别；把思想上的错误同政治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区别；把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同执行者相区别。达到了统一思想、团结全党的目的，标志着党独创性地找到了有效的整风形式。这是党成熟的体现，也成为优良作风形成的最关键一环。

综上所述，党的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为党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风建设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整风得到全党普遍认同为优良作风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有效整风形式则促使了优良作风的最终形成。经过延安整风，自三十年代开始盛行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流毒得到思想上的彻底清算；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她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革命力量更加团结，战斗力大大提高。七大的召开、夺取全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标志着党的优良作风结出了累累硕果，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着其有益的作用。

三大优良作风的内在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是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三大作风也体现着党对这些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的成熟把握。优良作风不仅是长期坚持的、共同努力的倾向性行为，从更高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看，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现。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着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的关系。改造客观世界需要主观的指导，而主观世界也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得到改造，这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党的思想路线来源于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的实践，又指引着实践的方向。思想路线正确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以及各种方针政策才能正确；思想路线出了问题，那损失就严重了。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力挽狂澜，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要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得益于古田会议前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对思想路线进行的初步探索，他们身体力行，影响、说服了一批同志率先觉悟起来。遵义会议后，党开始着手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而把最难解决的思想路线问题留待适当时候解决。通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正式确立，党达到了此前未有的团结，更说明了思想路线不愧为三大优良作风的第一位。后来，我们在思想路线上走了弯路，导致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遭受了重大挫折。正由于此，邓小平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予以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思想路线建设是“基本建设”，“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⑩。经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反思，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概念，把党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体现着党的最高宗旨及其根本实现途径。从1929年周恩来首次使用“群众路线”一词，到1943年毛泽东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到1945年刘少奇对“群众观点”的提炼，中国共产党人对密切联系群众的认识不断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民众乃是最大的政治。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政治路线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正确的政治路线一定是紧紧围绕群众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展开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着手解决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战胜最大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建国后，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八大提出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制定的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

“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着党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也与党的组织路线密切相关。从积极意义上说，批评他人也好，批评自我也好，都是为了更好地“自己发展”。批评他人，他人的错误是一面镜子；他人的批评，是帮自己找不足；自我批评，是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理论自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质是自我批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本身就是党的自我更新，也必然要求党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由于自我批评的这种重要地位，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是用“自我批评”来称谓第三大优良作风的，这应该是刻意为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是在自觉地纠正自己历史上的错误，而不是在外来批评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最具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即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会议都是党自觉地纠正自身持续日久的左的错误的典范。从遵义会议开始纠左，到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清算，长达10年之久，期间自我批评的收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硕果—毛泽东思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期间自我批评的硕果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和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当然，虽然党内同志与同志之间、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与其他政党团体之间、党群之间又存在着相互批评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自我批评作为批评之实质的地位。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就是这种彻底的自我批评精神的生动写照。

总体来看，三大优良作风之间不仅仅是并列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分别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着密切联系，而且它们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辩证关系。首先，从深层次来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优良作风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到党的具体工作中，形成习惯性的日常行为，就体现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思想路线有着总领全局的作用。一般来说，小错误的影响是局部的（当然，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小错误除外），而大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则影响党的工作的全局。其次，“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现实依托。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把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理论形成政策再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同时，“密切联系群众”还是党的组织路线的基础。狭义地说，党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管干部。广义地说，党的干部要“从群众中来”，而且还要“到群众中去”，即从群众中培养和选拔干部，到群众中去锻炼和成长。所以从根本上说，党的事业就是群众的事业，缺少了群众这块土壤，党的干部就无从所知，党的事业也就无从谈起。最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党的组织路线密切相关。邓小平说，“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而组织路线最要紧的是选好接班人，此外还有党的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形成的过程，正是党不断纠正自身大小错误的过程，没有这种自我更新的勇气，思想路线方面的探索是不会有大的成功的。另外，把党内同志与同志之间、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推广到党与其他团体之间、党群之间，不仅加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而且能够促进党的自我批评，这恰恰体现出党的自我更新的力量之源仍在于广大人民群众。

（作者分别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事处馆员；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JD710073）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45页。

③④⑥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第899页，第813页，第81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⑧《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30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第192页。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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