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的治学精神

一

范老字仲，浙江绍兴人。有一次他和我闲谈，谈起他的家谱，上面记载着，范仲淹的小儿子从江苏迁到浙江，这就是他的祖先。范老说：我就怀疑，当时姓范的很多，为什么别人没有子孙，而我们都成了范仲淹的子孙呢？显然，这是因为范仲淹的名气大，大家都愿意说他是自己的祖先。虽是闲谈，使我感到范老思想的开明。

范老中学时代在上海浦东中学堂，校长是黄炎培先生。我到范老身边工作，就是黄介绍去的。范老大学时代在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教员有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黄擅长文学，陈擅长史学，刘擅长经学。范老在大学时，文学、史学、经学都打下很深的根基。有一次范老和我谈起黄侃，顺便说了一个笑话：在北大时，有的学生成天陪着黄先生，当时人讥之为“黄门侍郎”。说完了笑话，范老接着说：这种人满以为这样可以得到先生的学问，其实不然，书要靠自己去读。

范老北大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北京、开封等地教书，做过讲师、教授、院长。我曾在陈垣先生家看到黄节的一封信，是向陈推荐范老的，说范老经学，史学、文学都能教，评价很高。范老自己从来不说这些事。

范老早年就完成了三部重要著作，即《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此外，还著有《水经注写景文钞》。他认为，柳宗元著名的山水记，是从《水经注》写景文“化出”的。这在范老，是一件小事，但也能说明他治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因为别人对《水经注》是作为地理书来研究的。

一九四○年范老赴延安，主持历史研究室。毛主席指示他写一部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从一九四○年八月开始，到一九四一年底就写成了。速度很快，仅用了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

范老写完《中国通史简编》，接着写《中国近代史》，未写完，即到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工作。全国解放后，范老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的主要工作是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并准备把《中国近代史》写全。还未完成，就去世了。

范老死时，正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只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参加的人很少。当时，章士钊先生感慨地对我说：我和范老都是人大常委，我有个死去的儿子是范老的学生，我想参加追悼会，但没法去。其实想参加追悼会而没法去的，何止章先生一人呢！当时报纸上的报道也很简单，连无产阶级史学家的称号都没有，更只字不提范老参加革命的经历和从事历史研究的贡献了。现在纪念范老逝世十周年，近代史研究所正准备出版他的论文集。

二

范老治史，理论、资料、文字并重。

学习理论，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范老提出要“神似”，不要“貌似”。何谓“神似”？就是要学会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要把普遍真理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貌似”则是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生搬硬套，这是伪马克思主义。范老教导我们，要每天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著作。不能一目十行，要慢些读，学而思，思而学，反复深入，直到领会它的精神和实质。

掌握资料，范老提出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没有大量资料，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他说，中国的历史资料太多、太散、太乱，搜集、整理和考证资料，实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资料工作与研究工作并没有高低，也不应割裂开来。他希望有很多资料书、工具书陆续出版，这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事。怎样使用资料？范老教导我们，要忠实、准确。要区别那些事情是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那些事情是少量的、个别的、次要的。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

文字表达，范老提出史学工作者写出文章来，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他反对空洞无物的长文章，摇笔即来的万言书，东抄抄，西扯扯，终日言，如不言，使人败兴，不愿卒读。范老说，中国史学家有“文史兼通”的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即使二者不可得兼，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他还以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为譬喻，一辆破车子，尽管载着大道理，有谁去看呢？范老教导我们，写文章就得学文章，学文章就得读文章。要从古今名篇里学习作文法，学而时习之，来加强表达能力。

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锻炼了文字的表达能力，能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呢？不能。范老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指学习马克思主义来做史学工作，而是必须把理论和自己整个的实践联系起来，和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范老说，要做到全面联系，必须从毛主席所教导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八个字入手。

为什么要谦虚？范老说，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必须向群众学习。兼听才能聪，兼视才能明。为什么要谨慎？范老说，做事情，一定要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才能成功。但主观和客观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符合，所以要谨慎，随时发现错误，随时改正错误。范老提倡谦虚谨慎，是为了加强主观能动性，改造客观。他以向外国学习为例，社会主义国家的好经验固然要学，资本主义国家有好经验我们也要学。我们要谦虚，但决不是依草附木，我们要谨慎，但决不是吓得动也不敢动。我们要的是有批判精神的、能独立思考的谦虚和谨慎。

范老说，谦虚的反面是骄傲，谨慎的反面是急躁。骄傲的人苦于没有到知识海边上瞧一瞧。做了一辈子研究工作，也只能在知识海中取到一小杯水，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但这一小杯水，必须经过辛勤的工作才能取得，是值得尊重的。对自己，不要骄傲自满，对别人，不要文人相轻。急躁的来源是冒进，想一鸣惊人，名利双收。范老说，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理论与实际全面联系的关键。归根是要谦虚。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从无数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格言，是普遍的规律。只有虚心才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善于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才能真正展开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范老还把马克思主义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归纳为“专、通、坚、虚”四个字。

范老强调“专”。他说，假如有两个人，一个人学有专长，另一个人什么都懂一点，但不专，我要那个有专长的。有专长的人，即使别的知识少一些，但问他有关专业方面的疑难问题，他能解决。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专的人，问他也是白问，他懂的，别人也懂，别人不懂的，他也不懂。怎样才能“专”呢？拿文、史来说，可以从研究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本名著入手。通过解剖一只麻雀，积累了知识和经验。我体会范老自己就是从搞《文心雕龙注》入手的。他鼓励我们：三年成为小专家，五年成为中专家，七年成为大专家。三句话的含意是深长的，既要求青年人“专”，还希望不停步地干下去。

除了“专”，范老还重视“通”。他说过，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着重地读有关这一部分的理论书和资料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读前前后后的历史，这就不对了。历史是一条线，谁也不能割断这条线。研究古代史的人如不读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人如不读古代史，研究古代、近代史的人如不读今天的历史，好象坐在“禁闭室”里，怕写不出好文章来吧！

“坚”，即坚定。范老一贯教导我们，政治上要坚定，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体会这就是“红”的意思。学术上要坚定，不能赶时髦，随风转，人云亦云。有人主张打破王朝体系，范老就不赞成，理由是：(一)利用王朝体系，可以知道哪个朝代有什么特点，联想到许多事情。(二)利用朝代，可以知道空间多大，时间多长。(三)马克思写《印度史编年稿》，并没有打破王朝体系。有人不敢提帝王将相的名字，范老说，只承认一般规律的作用，否认个人的作用，是不对的。个人才能对历史能起推动或阻碍作用。帝王将相是压迫者、剥削者，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要公平地评价他们做了好事几分、坏事几分，让人心服，他们复活了也没有话说。历史就写得好。

“坚”之外，还要“虚”。范老要求我们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觉得范老所主张的“专”与“通”，“坚”与“虚”，是从他一生的治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我把这四个字作为座右铭，终身不忘。

范老对人，循循善诱。他善于用一两句通俗的语言，表达出高深的道理，使我们得到有益的启发。例如：他常说，治学要“天圆地方”。“天”指头脑，头脑“圆”，才能灵活，才会思考问题，如果“方”，就呆板，不能思考问题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如果“圆”，就滑了，坐不住了。他常说，治学要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意思是要苦干，不要汲汲于当前的名利。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工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得到承认的。

三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一至四册共一百一十万字。除了最后两节由助手写、范老修改之外，全都是范老亲笔写的。第一、二册连材料也都是范老亲自收集的。第三、四册才开始用助手收集某些方面的材料，仍由范老自己写。四册书中，一字字，一句句，都凝聚着范老的心血。

范老写书，非常认真。举例来说，他写唐代文学两节之前，遍读唐人诗文集，然后动笔。为了写好唐代佛教两节，范老派张遵骝同志用五、六年功夫去读《大藏经》。为了写好唐代吐蕃国这一章，范老派王忠同志用二、三年时间去学习藏语。

范老阅读资料，十分仔细。在重要的地方，圈圈点点，或写一两句批语。凡是他看过的书，都应该好好保存，并加以整理。

范老写书时，他的桌上，除了使用的史料之外，还放着一本地图，一本大事记。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之内，都有其前因后果，范老在考察每一个历史事件时，都要看看地图和大事记，这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

范老写初稿，都是用零碎的纸。他不是摇笔即来，沉思许久，才写一两句。一感到不妥，又删去重写。积累了一些篇幅，才誊到比较整齐的纸上去。再经过反复修改，然后找人用稿纸清缮出来。还要给助手传阅，征求意见。范老说，这还是不够的。切望修订本出版之后，得到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严格批评，帮助我作更多的改正。例如修订本第二册是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再版时，范老写了一段话：“原来有一些历史地名和其他疏误，承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先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顾震潮先生来信指出，现乘再版之便，斟酌改订，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表现出范老虚怀若谷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停顿了。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毛主席派人到范老家中，下达任务，大意是：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范老接受了任务，准备自古代写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听了指示，万分感激，自己能力极小，尽力而为之。”范老盘算了一夜，没有睡眠。二十日，范老到医院瞧病后，即到近代史研究所开会，布置工作，还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着重看艰巨，光荣放在一边，逐步克服艰巨。写出来的东西，如果还可以的话，那就是光荣。先想光荣，必然会有私心杂念，掺在脑子里，可能发生争名夺利之事，事情就搞不成了，只剩下耻辱，那里来的光荣。”我在范老身边十多年，从未听见范老说过这样的话，我体会这是针对当时所内分成两派，闹派性，打派仗，影响到写书而发的。

不久，范老患病，住医院治疗，但很快就出院了。曹靖华同志为他担心，叫他当心病魔卷土重来，范老说，时不我待呀！我心里急，赶快出院，要写东西。确如曹靖华同志在回忆范老的文章中所形容的那样：“他仿佛心里有一团烈火在燃烧，烧得他命都不顾地出院写《通史》。”范老也对我说过，做学问，你们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苦干下去，我则要不知死之将至。可是，在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范老的写书计划，不能贯彻下去，使他赍志以殁，含恨而终。

范老著书、写文章，从不拿稿费。他对我们说，党给我的工资已经很高了，自己工作做得少，感到惭愧，怎么能再拿稿费呢？《中国通史简编》一至四册和《中国近代史》上册的稿费，由人民出版社存着，每年年底，作为党费上交。有一年，有一位行政副所长找范老，说：您有那么多稿费，又不用，拿点出来搞生产基地吧！范老坚决不同意，还写了一封信给人民出版社，大意是，非有他的亲笔签字，任何人不得动用他的稿费。范老眼睛不好，平日很少单独出门，这次亲自出去把信投入邮筒，就怕这封信送不到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行出版范老的《文心雕龙注》，请范老写一篇序，范老不肯。范老所关心的是消灭书中的错字，他委托金毓黻先生找到一个有校勘经验的老人，将书中的引文，全部查照原著仔细校对一遍。从这件事也可看出范老的为人，虚名，他一点不要；实事，他一丝不苟。

有一次，余元安同志写信给范老，署名为：“职余元安”，范老看了，对他说：我们是学术单位，不是行政机关，不要称什么“职”。还有一次，为了采用西安出土唐代苏谅妻马氏墓志作《中国通史简编》插图的事，范老叫我打电话给北京大学马坚先生，电话中，我习惯地称为“范老”，打完电话，范老就对我说，对人家，不要称“范老”，称“范文澜同志”。

每年年底，范老都要写个报告给党中央宣传部，说明一年内参加党中央、人大、政协各种会议用去多少天，实际用于写书是多少天，写了多少万字，等等。范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随时随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例。

回忆十多年来，范老未对我们有过疾言厉色，也从不对我们作长篇大论的教训，但他的治学和为人，却实实在在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光辉形象，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着我们，推动着我们进行世界观的改造。

四

我到范老身边工作，第一件事是协助范老收集、整理唐代经济史料。范老对我说，经济史料比较零散，“正史”之外，要从唐人的诗文集笔记小说以及出土文物中寻找。你都看一遍，选出重要的，整理出十几万字。我遵照范老的话去做，做好后，送给范老看。有一天，范老指着我所编制的《唐代各州纺织品等级表》，问我“赀”是什么意思。我答：是赀布。范老点点头，又问我为什么不写“布”字。我说：我是根据《大唐六典》编的，书上简称为“赀”，我保存史料原貌，未加“布”字。范老提起笔，在稿纸上加了“布”字。虽然只是一个字，范老也要问清楚才加。

提供了唐代经济史料以后，范老叫我再收集、整理唐代文化史方面的材料。一九六四年春，范老病卧在床，《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最后一章还缺两节，他叫我和蔡美彪同志各起草一节。我自知水平低，怕写不好。范老在病床上对我口授要点。

唐代史学，范老说，要写一写官修史书的作用。初唐修成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自此以后，每一新建立的朝代，照例要为前朝修史，我国各封建朝廷的“正史”，得以连续不断，从而保存了大致完整的史料。还要介绍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我问：《史通》可写的东西很多，着重写什么呢？范老说，重点是直笔。直笔，是中国史学家的好传统。有的史家，不畏强暴，抵制曲笔，置生命于不顾。当然，他们的所谓直笔，只能以地主阶级的是非作标准。我体会范老说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就篡改《联共党史》。

范老说，地理学主要介绍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天文历法主要介绍一行，医药主要介绍孙思邈。

唐代美术，范老说，要着重介绍一下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是王羲之以后又一个重要人物。风流研妙的二王书体，是魏晋式清谈的产物。初唐，从宫廷到社会，都摹仿王字。到颜真卿才破二王书体而创造出方严正大的新书体。颜真卿写的肥字，壁画、雕塑的胖人，韩干画的大马，都代表盛唐气象。

对于唐代文化的每一部门，范老都提示要点，但不多说，既有指导，又让人发挥，不束缚人的思想。

我和蔡美彪同志各写好一节初稿，经范老亲自修改定稿。按照《中国通史简编》的体例，这一章还要写个“简短的结论”。范老叫我起草，由他改定。范老改得真好，我举两个例子：

一、范老认为，王维、李白、杜甫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诗人，他们的诗，是佛、道、儒三种思想的结晶品。我在初稿上写了“儒家的思想感情、是非喜怒，最合乎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历代诗评家对王维、李白或有贬词，而杜甫的‘诗圣’地位从未动摇过。”范老改“贬词”为“异辞”，“异”的内涵比“贬”要宽，这一字之改，可以说是点铁成金。

二、范老强调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在初稿上写了“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各国人士，不怕跋涉的苦难，来到中国，观摩摄取。以唐朝首都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交流文化的巨大场面。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繁荣的唐文化，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愈益丰富多采。先进的唐文化，传播到东西方各国，起着推动各国文化发展的作用。”范老加写了“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明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娶妻”和“吃猪肉”是两个多么生动的比喻。范老加了这一段话，引人入胜，使整个文章活泼了。这是一九六五年写的，今天重读一遍，仍是多么的深刻啊！

《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最后一章《简短的结论》中范老的改笔，竟不幸成了范老的绝笔。此后，范老就没有再发表过文章了。

十多年中，我每与范老接触一次，就有一种收获。我向范老学习，就是在具体工作中学习的。由于自己努力不够，学得不好，学得不快，现在回想起来，感到万分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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